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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里有几封钱玄同致潘景郑先生遗札，内容多与文字改革和师门情谊有关。
钱玄同早年拜列国学大师章太炎之门，专治国故，精文字音韵之学，壮岁则自辟治学之径，提倡白话文，潜心注音字母与文字改革，成绩斐然。
钱玄同生性狂狷，治学不守“家法”，此学术界所共知；但钱玄同又极其奉守传统的尊师之道，此则为后来钱氏研究者所忽略。手中的钱玄同遗札，恰能说明钱玄同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健将的同时，又始终不忘尊师之道。
1935年末，潘景郑先生为太炎先生主持国学讲习会会刊《制言》的编辑工作，并遵师嘱向钱玄同催稿。当时的钱玄同似乎颇感踌躇，这不仅因为钱氏回信所说的：“信笔涂抹之文，必不敢以入馀杭师主编之刊物也”，更因为他所潜心研究的注音字母及“新式标点”等，恰恰与章太炎先生的主张相左。于是就有了下面这段极有意思的文字：
“抑尚有欲奉商者：白话文虽为馀杭师摈斥，然新标点、新行款（即每节首行低两格等）及国际音标、罗马字母、注音符号等，是否可用？弟见《制言》已出之六期，中有蒋维乔、王纶、陈朝爵、汪辟诸君之文，已用新标点、新行款及注音符号等，似乎拙文若亦用此，或不至为馀杭师所诃乎。弟非必用此新标点及新行款，但觉用之似较醒目耳。
若师意不以为然，即不用亦可。惟注音符号及国际音标，鄙意实较旧时用反切与直音为恺切，故颇思用之（或兼用反切与直音亦可）。此事所以琐琐奉读者，缘弟夙承馀杭垂爱，教诲备至，今不愿因此末节拂长者之意。故拟请先生费神，便中探询师旨，并希示复，以便遵行。”
很难想象，这段文字出自一代文字改革的先驱之手，何等坦率，又何等恳切。所幸钱玄同的要求很快得到了太炎先生的认可，不幸太炎先生竟于次年6月即病逝苏州。为撰写纪念文章，钱玄同与潘景郑先生函牍往来，于是又有了下面这段更加令人深思的回信：
“抑弟尚有请者：弟等之文，大概都是用新式标点（，；：？！（）等），及分段，又每段首行特低两字，请付排时照此式样，至恕。惟许（按：指许寿裳）文将标点故抄在字下，占一格，此似不太经济，且与《制言》前此用新标点之文排法不一致，拟请移入字旁，与以前所排者一律为宜。《制言》以前已有排新标点之文，且去腊上书先生，陈述拙文拟用新标点之意，承答谓先师亦以为可，是此次用新标点，不算有背先师之遗意，谅荷俯允也。”
如果说，前一段文字体现了钱玄同在自辟治学门径的同时不忘敬师之情的话，后一段文字则显示了他在尊师的同时不忘对学术创新的执著追求。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解释说明采用新标点之意，没有半点的矫揉造作，更没有丝毫的猖狂忘形。古往今来，有多少文人学士，或小有成就，便沾沾自喜，目空一切，甚至不惜以诋毁、中伤自己的老师以自大。即便如钱钟书这样的大学者，也难免有年轻气盛时的幼稚与偏执。
中国学术史上像钱玄同这样能自立门户又如此尊崇师道的人，并不很多。
今年是汉语拼音方案发表第41周年。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当前文字的任务》报告中说：“1926年产生了由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制订的国语罗马字，1931年产生了由瞿秋白、吴玉章等制订的‘拉丁化新文字'。拉丁化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是中国人自己创制的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中比较完善的两个方案。在谈到现在的拼音方案的时候，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功劳。”从本文所引钱玄同遗札的两段文字亦可以看出，在我们今天看似理所当然的汉语书写格式、标点符号、拼音字母，在当时的推行是何等的艰难，没有钱玄同等前辈锲而不舍的追求，也许我们今天还无缘享用汉语拼音和标点符号之恩泽。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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