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于时事，退隐于书斋──鲁迅与钱玄同

　　房向东《鲁迅和他骂过的人》

　　鲁迅与钱玄同，曾经有让人羡慕的真诚热烈的友谊，尔后又有让人们 惆怅的视若路人一般的对立。他们是同学，是战友，到了晚年，一个仍然 忧患于时事，二个却退隐于书斋。先是疏远，进而对立了。战友各奔前程， 友谊遗落在路途上，每每思之，让人长叹。

一

　　钱玄同（1887一1939），原名夏，字中季，号德潜，又号玄同；后废 姓，称疑古玄同。曾用笔名浑然异、王敬轩等。浙江吴兴人。语言文字学 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战士。钱玄同1906年9月赴日本东京，入早稻 田大学读师范，曾与鲁迅同听章太炎的文字学，并结交革命志士和大批追 求新思潮的青年。1907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秋归国。1916年任北京大学 及北京高等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系主任等职，1918年至1919年，与陈独 秀、李大钊、胡适、刘复、沈尹默一起轮流编辑《新青年》，积极拥护陈 独秀《文学革命》一文的主张，并在《尝试集·序》中提出打倒“选学妖 孽”、“桐城谬种”的口号。以通信和随感录的方式在《新青年》上发表 了大量文章，著名的关于“王敬轩”的“双簧信”即在此时演出。五四落 潮，钱玄同思想渐趋保守，1924年11月《语丝》创刊，他列名发起人，与 周作人、胡适过从甚密。不久，取名“疑古玄同”，鼓吹尊古、信古。著 有《文字学音篇》、《说文部首今读》、《古韵二十八音读之假定》等。 七七事变后，钱玄同蛰居敌伪治下的北平，拒绝伪聘，恢复本名钱夏，以 示民族意识不灭。1939年1月17日，右脑血管破裂，病故于北平德国医院。 终年52岁。

二

　　钱玄同留日时期，与鲁迅为同窗好友。据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 第七章《从章先生学》中记述鲁迅等在东京听讲时的情形说：“谈天时以 玄同说话为最多，而且在席上爬来爬去。所以鲁迅给玄同的绰号曰‘爬来 爬去'。”鲁迅在致周作人的信中，也戏称钱玄同为“爬翁”。可见，他 们之间是多么亲昵。

　　五四时期，两人志趣投合，好恶相近。众所周知，鲁迅在教育部期间， 埋头于故纸堆，整理古籍，钞古碑。他的创作小说，并一发而不可收，实 在是因为钱玄同给他打了一针催生剂。钱玄同回忆道：

　　我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文 章应该用白话做，所以我是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 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 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勇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 七年一月起，就有启明的文章……但豫才尚未有文章送来，我 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 而登在四卷第五期里了。此以后，豫才便常有文章送来，论文、 随感录、诗、译稿等，直到《新青年》第九卷止。（《我对于 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见《文化与教育旬刊》第一零六期）关于钱玄同催促鲁迅写稿的事，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有着形象的 叙述：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即钱玄同。林琴南 小说《荆生》中有一个人物名“金心异”，影射钱玄同——作 者注），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 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 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 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 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 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 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 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 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 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 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 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他们对改革的看法，似乎并不一致，鲁迅冷一些，钱玄同热一但经过 一番讨论，鲁迅还是被催化了，以此为新起点，鲁迅怀着矛盾而沉重的心 情开始了文学家的战斗生涯。

　　1932年，鲁迅在为《自选集》作《自序》时，对于这一段往事，还有 这样的回忆：

　　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 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 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 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 望。

　　为了实现这希望，鲁迅认识到，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他要呐 喊，是想“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呐 喊·自序》）所以，鲁迅答应钱玄同写文章，也就答应了参加新文化运动 先驱者的行列，参加了本世纪初的思想启蒙运动。

　　此后，在他们共同参与编辑《新青年》的过程中，在彻底地不妥协地 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的战斗中，鲁迅和钱玄同往来甚密，意气相投， 许多事情他们都交换过意见，而且主张相同，他们是互相支持的战友。

　　这一点，可以从“双簧信”、“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废除汉字， 改用拼音”等事件或主张中得到印证。

　　所谓“双簧信”，是由钱玄同、刘半农两人合伙干的。如鲁迅所说： “他们正办《新青年》，然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没有人来 反对。”杂志最怕办得寂寞，捧也好，骂也好，热闹起来才是杂志的活路， 寂寞久了，没人赞同没人反对久了，就自行消亡了。怎么办呢？为了引起 文学革命的论争，1918年3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上，在《文学革命 之反响》的标题下，同时刊出了王敬轩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和刘半 农的复信。王敬轩本无其人，此信系钱玄同综合当时旧文人反对新文化远 动的种种谬论写成。刘半农在复信中对这些谬论作了痛快淋漓的驳斥，给 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以迎头痛击。

　　这两封双簧信发表后，在当时的思想界和文学界引起了巨大震动。新 文化运动方面的战鼓擂得更紧了，卫道者如林琴南者流也跳出来鼓噪了。 就是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也有不同意见，胡适便认为这样于“有失士大 夫身份”，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文章，不应该发表。

　　鲁迅在《忆刘半农君》里就曾指出这是一次大仗，并且在评刘半农时 说：“但半农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 是，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进行之际，心口并不相应， 或者暗暗的给你一刀，他是决不会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 缘故。”（《且介亭杂文》）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似知道当时的这些战斗， 是经过一起商量和研究的。鲁迅后来说：“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刘半农 三个字，原因并不在他擅长音韵学，或是常做打油诗，是在他跳出鸳蝴派， 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花边文字·趋时 和复古》）可见，当时“双簧信”的战斗，给鲁迅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他甚至认为，刘半农的声名鹊起，是他与王敬轩的战斗联系在一起的。刘 半农是钱玄同演“双簧”戏的对手，鲁迅对刘半农在这场戏中的肯定，同 时也说明对钱玄同作用的肯定。

　　钱玄同对“文学革命”的贡献，曾为鲁迅所赞许的，还有对当时斗争 提出非常明确而又形容贴切的口号，即“桐城谬种”与“选学妖孽”。这 个口号，最早见于他《寄胡适之》的信里。他说：“玄同年来深慨于吾国 文言之不合一，致令青年学子不能以三五年之岁月，通顺其文理，以适于 用。而彼‘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方欲以不退之典故，与肉麻之语 调，戕贼吾青年，因之时兴改革文学之思，以未获同志，无从质证。”（ 《新青年》三卷六期）

　　桐城派是清代古文流派之一，主要作家有方苞、刘大［木魁］、姚鼐 等，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称他们和各地赞同他们文学主张的人为桐 城派。当时中国的古文学在文坛上主要是两大派，一、桐城派，代表人物 是严复、林琴南等。二、选派，主要人物有樊增祥、易顺鼎等。陈独秀在 《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曾指出：“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敝，所谓‘桐 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所谓骈体文者，思绮堂与随园之四六 也。”钱玄同用“谬种”和“妖孽”，进一步形象他说明了它们对文坛的 毒害。桐城派，讲所谓“桐城义法”，于是代代相传，直到辛亥革命后， 在文坛上还占有极大的势力。这种“谬种流传”，真是绵绵不绝。至于选 派，用典故，讲对仗，末流到了易顺鼎、樊增祥等，用以写出许多捧优伶， 赞娼妓的下流文字，简直龌龊不堪，称之为“妖孽”，也不为过。

　　鲁迅对这个口号是赞许的，他在三十年代谈到攻击对方要给以名号时， 曾经提到它，他说：“五四时代的所谓‘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是 指做‘载飞载鸣'的文章和抱住《文选》寻字汇的人们的，而某一种人， 确也是这一流，形容惬当，所以这名目的流传，也较为永久。除此之外， 恐怕也没有什么还留在大家的记忆里了。”（《且介亭杂文二集·五论“ 文人相轻”──明术》）

　　鲁迅和钱玄同都曾主张不读或少读中国书。钱玄同在《中国今后之文 字问题》一文中说：“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惟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 高阁之一法。何以故？因中国书籍千分之九百九十九，都是这两类书之故。 中国文字，自来即专拘于发挥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故。”而鲁迅在《青 年必读书》中也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 书。”

　　在文学革命初期，钱玄同还提出了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主张。 他在1918年给陈独秀的信中说：“……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 除一般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又说：“中国文 衍形不衍声，以致辨认书写极不容易，音读极难正确，这一层近二十年来 很有人觉悟，所以，造新字，用罗马字拼音，等等主张，层出不穷……殆 无不感到现行汉字之拙劣，欲图改革，以期便用。”（《新青年》四卷四 期）

　　今天看来，钱玄同的主张未免不切实际。当时，也受到许多顽固派的 激烈反对与攻击。然而，它对文学革命的发展，客观上却起到了推进作用。 鲁迅后来在谈到五四文学革命时说：“但是，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 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 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 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 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 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又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 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 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敢 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 缘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虽然白话文的流行，是因了文言文的 不合时宜，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但鲁迅从事物的联系上阐明问题，也许鲁 迅并不赞同或者至少在一个时期内不赞同废除汉字，但鲁迅却能从钱玄向 提倡拼音之外，发现它的客观历史意义，鲁迅对钱玄同是公正的。

　　1925年“女师大风潮”，钱玄同也是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 潮宣言》的七教授之一，在反对章士钊、杨荫榆、陈西滢等的斗争中，钱 玄同是站在鲁迅一边的。

　　此外，鲁迅1925年4月14日在致许广平的信中，曾把自己的文章与钱玄 同做了比较，肯定了钱玄同文章的长处，谈了对自己文章的认识，他说： “文章的看法、也是因人不同的，我因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 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所以每见和我的办法不同者便以 为缺点，其实畅达也自有畅达的好处，正不必故意减缩（但繁冗则自应删 削）。例如玄同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 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我的东西却常招误解，有时竟 大出于意料之外，可见意在简练，稍一不慎，即易流于晦涩。”（《两地 书·一二》）这里，鲁迅虽有切肤之感，亦有过谦之词，文章风格，秉性 使然，钱玄同做不了鲁迅式的文章，反之，似乎也成立，此非正题，略去不表。

　　概而言之，在反传统，反封建，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等方面，鲁 迅、钱玄同步调一致，堪称战友。

三

　　 五四以后，两人思想志趣各异，接触渐少。钱玄同由封建社会的叛徒 而成为自由主义者，他的心境渐趋平和；鲁迅仍然不改狼的秉性，他在荒 原中嚎叫，他心中仍然充溢着战斗的激情，鲁迅生来是为了战斗的。
不过，鲁迅和钱玄同的由疏远而有成见，倒没有像“骂”章士钊等人 那样，诉诸文章，而多是道听途说，引起不满（其中也不应排除有误会的 成分），多是私下议论，私下通信，仅此而已。这是否可以理解为鲁迅还 念及曾经有过的友情呢？

　　如前所述，1925年5月，在“女师大风潮”中，他们还可以说是战友。 1926年秋，风潮以后，鲁迅由北京南下厦门，此后，他们再没有像五四时 期那样促膝长谈了——这也无足怪，不是有许多青年时的朋友，到了老年 视若路人吗？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话题，因而也有一个时期的朋友。有 的友谊可以永久，有的友谊却和时间一起消失了。

　　1929年6月，鲁迅第一次北上省亲，曾与钱玄同相遇。据沈尹默说： “鲁迅从上海回北京，一次曾在他们的老师章太炎那里会见，为了一句话， 两意不投，引起争论，直到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后来，钱玄同偶然去 孔德学校，碰见鲁迅。据沈尹默讲：“这事情（按指上次的争论）虽已过 去，彼此心中总有些耿耿然，但一想到老朋友终归是老朋友，不可能从此 不见面，就跨进门去，打了个招呼，坐下来，正想寻个话题，恰巧看见桌 上放着一张周树人三个字的名片，他马上回过头朝着鲁迅同道：‘你现在 又用三个字的名片了？'鲁迅不加思索地冲口而出回答道：‘我从来不用 四个字的名字。'玄同主张废姓，曾经常用‘疑古玄同'署名，这是众所 周知的事。鲁迅出口真快，玄同的感应也不慢，登时神色仓皇，一言不发， 溜之大吉。”（沈尹默《鲁迅生活中的一节》，见《文艺月刊》1956年十 月号）这一细节，鲁迅1929年5月25日在致许广平的信中也有提到：“途次 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原稿作钱玄同——作者注），胖滑有加， 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两地书》）

　　鲁迅和钱玄同，都是书生意气，在可恼的同时透着几分可亲。我可以 想象，当年鲁迅说“我从来不用四个字的名字”时，脸上的表情是生硬的， 没有笑容，所以这句话有了某种讽刺的意味，倘非如此，鲁迅笑曰：“我 是从不用四个字的名字的。”那至多是揶揄，还多了几分幽默。至于钱玄 同，若非书生，脸皮也厚，这么一句话，何难应酬？来一句今天天气哈哈 哈之类，又何必动气，溜之大吉呢？所以，这个细节，以我而言，看不出 他们的可恶，倒是看出了书生本色，有几分可爱。

　　鲁迅虽然离开北京，但北京却有不少耳目，把关于钱玄同的事告知鲁 迅。三十年代，钱玄同对鲁迅在上海从事革命文艺活动极为反感，他以资 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口吻说：“我是主张思想自由的，无论同意或反对， 都要我自己来判断。”（《我对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讽刺鲁迅为“ 左翼公”和“左公”。鲁迅在1930年2月22日致章廷谦的信中说：“疑古 和半农，还在北平逢人便宣传，说我在上海发了疯，这和林玉堂大约也有 些关系。我在这里，已经收到几封学生给我的慰问信了。”在同一封信里， 鲁迅甚至对钱玄同的个人秉性做了评价：“疑古玄同，据我看来，和他的 令兄一样性质，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他的骂［上四 下言］，也是空谈，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话，世间竟有倾耳而 听者，因其是昏虫之故也。”钱玄同善空谈，喜做惊人之语，这固然属实， 但并非不做实事，终其一生，还是颇有学术成就的，也不好否认他在文学 革命中的实绩。

　　到了1932年11月，鲁迅第二次北上省亲时，钱玄同竟公然宣布他“不 认识有一个什么姓鲁的”！并阻扰鲁迅到北大演讲，关系可谓恶化了。鲁 迅对他也一样充满了厌恶之情。1932年12且29日，鲁迅在《教授杂咏四首》 的第一首挖苦了钱玄同，诗云：“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 抵挡辩证法。”鲁迅的这一组“杂咏”都是有针对性的。钱玄同早年曾戏 说：“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又据说他在北京大学曾说过“头可 断，辩证法不可不开课”的话。1933年11月，鲁迅拟请魏建功书写《＜北 平笺谱＞序》。后来社会上某些传说有与事实略有不符之处，鲁迅在1933 年12月27月致台静农的信中在谈到上述写序的事时，又谈了对钱玄同的看 法：“写序之事……至于不得托金公（即钱玄同——作者）执笔，亦诚有 其事，但系指书签，盖此公夸而懒，又高自位置，托以小事，能拖延至一 年半载不报，而其字实俗媚入骨，无足观，犯不着向悭吝人乞烂铅钱也。” 我以为，鲁迅的以上评价，既有客观实际的内容，也有情绪化的言辞。

　　到了1935年，鲁迅在5月20日出版的《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五期上， 发表了署名“敖者”的《死所》一文，批评了钱玄同由于马廉教授因中风 死在教室里，故尔“从此不上课”的行为。鲁迅讲了一则笑话，是一位公 子和渔夫的问答：

　　“你的父亲死在哪里的？”公子问。

　　“死在海里的。”

　　“你还不怕，仍旧到海里去吗？”

　　“你的父亲死在哪里？”渔夫问。

　　“死在家里的。”

　　“你还不怕，仍旧坐在家里吗？”

　　于是，鲁迅劝告道：“但死在教室里的教授其实比死在家里的着实少。” 这篇文章并无过激之词，平心静气，针对的也是具体的问题，对论敌可以 这么说，对一个好朋友也可以这么说的。

四

　　1936年10月，钱玄同在鲁迅逝世后的第五天，就写了《我对周豫才君 之追忆与略评》一文，在回忆了他们平生的关系之后，对鲁迅谈了自己的 看法。
他认为鲁迅的长处有三：

　　一、治学最为谨严；

　　二、治学是自己的兴趣，绝无好名之心；

　　三、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的痼疾。他举了小说《 阿Q正传》、《药》和《随感录》，说是这种文章如良医开脉案，作对症发 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用处的。

　　钱玄同也指出鲁迅的短处有三：

　　一、多疑。他说：“鲁迅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经意的话，以为是有恶 意的，甚而至于以为是要陷害他的，于是动了不必动的感情。”

　　二、轻信。他说：“他又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诚意的好听话，遂认为 同志，后来发现对方的欺诈，于是由决裂而至大骂。”

　　三、迁怒。他说：“本善甲而恶乙，但因甲与乙善，遂迁怒于甲而并 恶之了。”

　　钱玄同所说鲁迅的长处，这不成问题，鲁迅的长处又何止这些呢？这 里姑妄略之。“多疑”问题，我已在《导言》中有所论述，这里也不再说 它了。至于轻信，这是有矛盾的。鲁迅既然“多疑”，又怎么会“轻信” 呢？大约，他是具体到针对高长虹一事吧？说鲁迅多疑，尚有具体分析之 必要，说他轻信，我对此论不敢轻信。关于迁怒，钱玄同对鲁迅的不满， 主要是在这方面。鲁迅非常憎恶顾颉刚，在书信、杂文，以及小说《理水》 中，都曾给他以无情的讽刺与抨击。顾颉刚的为人，为鲁迅所不齿。而钱 玄同，在对中国古史的研究上，同顾颉刚的某些观点一致，尤其在“疑古” 方面，更是彼此契合，因而成为志同道合的学侣。钱玄同认为，鲁迅本来 同他很好，但讨厌顾颉刚，由于他同顾颉刚交往，于是连他也讨厌起来。 我查不到鲁迅因为顾颉刚所以讨厌钱玄同的证据，我只觉得，倘如钱玄同 所描述，鲁迅如五岁孩儿，甲不跟乙玩了，也要丙不跟乙玩了，否则，甲 也不跟丙玩了。

　　这仿佛是童话，童话中鲁迅、钱玄同都充满童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