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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钱玄同的汉字改革论
在超过 3000 年的汉字历史中，各种字形的变迁、沿革由来已久，但呼应于语言（国语）统一运动的文字改革，其议论的喧腾则在进入 20 世纪后。亦即随着清末民初教育的普及，整理字体、削减笔划得到了提倡，不久就出现了各种简体字的草案。这一动向的加快，是在 1917 年的文学革命以后，其时对简体字案贡献最大的是钱玄同。
钱玄同（ 1887~1938 ），浙江吴兴人。精通文字音韵之学，长期执教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他是五四革命的旗手之一。他提出的削减汉字笔划的提案，刊于 1922 年 8 月的《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上。
着意于汉语全面表音化问题的这个特集，收有在国语统一准备会第四次大会上提出的两个提案。一是黎锦熙的废止汉字、采用表音文字的提案，一是钱玄同的“减省现行汉字的笔划案”。后者的提案是对最初刊载于《新青年》 7 卷 3 号（ 1920 年 2 月）的“减省汉字笔划的提议”所做的若干字句的修正。在《国语月刊》刊载时，还增加了和提议人钱玄同并列的联署人：陆基、黎锦熙、杨树达。
钱在文中给向国语统一准备会提出的这两个提案分别以“治本”（根本的解决）和“治标”（过渡的措施）定位。也就是说，到将来汉字全面废弃、由罗马字的表音文字取代之前，将现行的汉字简化使用。从古文、篆书到隶书、楷书、行书到“破体、俗体、小写”变化的字形沿革的过程来看，“数千年来，汉字字体时时刻刻都在走向简略化”。
钱玄同的汉字改革论得到国语准备会多数人的赞同。准备会设立了“汉字省体委员会”，除钱玄同之外，另有胡适、沈兼士、黎锦熙、周作人等 15 名委员。而且，当时两大出版社的编者、文化界的重镇张元济、高梦旦（商务印书馆）和陆费逵（中华书局）也对这一提案表示支持和赞同。尤其是陆费逵在 1921 年还发表了自己的“汉字整理意见”，作为热心的汉字改革家为人所知。
然而，由于其后的军阀战争造成的政治混乱，这个削减笔划的提案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果，不久就烟消云散了。
二、教育部与“简体字表”
1932 年当时的教育部公布《国音常用字汇》，确定现代中国国语标准音系的《国音常用字汇》的刊行，提高了人们对国语统一的关心，也促进了汉字字体修正工作的发展。另外，《国音常用字汇》还收录了部分被称为“破体”“小字”的宋元以来“通俗的简体字”。
几乎与此同时，出版界发表了上海 200 位文化人“推行手头字缘起”的呼吁。所谓“手头字”，是指流行于民间的俗字、略字。这个呼吁揭橥于许多报刊，使对制定、公布简体字的关心，在社会的层面也得以高涨。可以说汉字改革的时机在各方面都已逐渐成熟。
1935 年 1 月，国语统一准备会第二十九次常务委员会召开，通过了和钱的提案有关的“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如案名所示，它不是为新文字定策，而是提出将已在流通的简体字加以整理，以作为标准字。在此被作为“固有的比较实用的简体字”指的是： 1、 现行的俗体字； 2、 宋元以后小说中的俗字； 3、 章草（汉魏时代的草书）； 4、 行书和草书； 5、 《说文解字》中的笔划少的异体字； 6、 碑碣上的别字；等等。
教育部接受这一提案，并委托国语统一准备会开始进行选择、制作字体的作业。作为核心的钱玄同，忍着眼疾和高血压的苦痛，独力起草“简体字表”， 1935 年 6 月完成，共 1300 余字。
这个“简体字表”随即送达教育部，在部内审议的同时，完成了尔后实行的“推行简体字办法”。其内容大致如下。
1、 公布简体字。
2、 公布之后简体字的扩充、整理。
3、 简体字的使用范围限于初等教育的教科书。
尤其是确认了选定字体沿用“述而不作（仅使用已通行的字体）”、“首先使用已在社会上通用的字体”、“原字笔划单纯的不简化”的原则。
教育部于 1935 年 6 月中旬开始了草案制定的具体作业。参加这一作业的有黎锦熙、汪怡、赵元任等国语统一准备委员会的成员。钱玄同其时在北京，没有参加在首都南京召开的这个作业会，但他通过书简和黎锦熙等频繁地交换了意见。上述成员对钱玄同手订的“简体字表”逐字审议，从中精选出 1200 余字，决定列入“第一次简体字表”。
1935 年 8 月 21 日，教育部公布了“简体字表（第一批）”，“在社会上比较通行的简体字” 324 字在小学教科书和初等教育中被一齐采用。
三、“简体字表”的挫折和戴季陶
1936 年 1 月 15 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第五次政治会议决定，“简体字表”“暂缓推行”。仅仅半年时间，一度被接受并公布了实施日期的“简体表”又被撤消，究系何因？据近年公开的会议记录，使我们得知提出简体字应当缓行提案的是戴季陶。其反对简体字的理由，在会议记录中没有明载。其实戴季陶的要强化国家民族意识就必须拥护传统文化的立场时有所见。在简体字问题之前，他就以党内实权派的身份时常对教育部施加影响。
长期担任考试院长的戴季陶，每每感叹于高等文官录用考试（高等考试）成绩的低下。对他来说，人才不足是和国家民族衰弱直接关联的大问题。他把教育不振的原因归咎于教育部提倡的取消小学教科书中的文言文、废止汉字和采用简体字、汉字罗马字化等等国民政府的国语政策。
支持“简体字表”公布、实施的学者、新闻出版业者等知识分子，认识到在战时大众启蒙和文化普及的重要性，因此认为文字改革是一个紧迫的课题。“简体字案”最后虽然遭到了挫折，但它是对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语言（国语）为目标的清末、民国国语运动的一个总结，是语言改革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后来，简化字体的尝试从国民政府转到了共产党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的 50 年代，终于结出了“汉字简化方案”“异体字整理表”的果实。
( 原载日本《中国研究》 1997 年 4 月号，村田雄二郎文，程兆奇译，王炜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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