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也平

　　在众多历史文献中，日记往往是最为接近历史原初记录的。因此，从还原或解读历史的角度看，由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福建教育出版社影印出版的12卷本、近7600页的《钱玄同日记》很值得学术界关注。
　　 钱玄同日记始于1905年12月9日，迄于1939年1月14日，共35年，其间除1911年阙如外，其他年份均有所记。就时间跨度
而言，钱玄同日记并不太长，但就起始时间看，明显早于其他“五四 文化名人。胡适日记始于1911年1月，叶圣陶日记始于1911年8月，鲁迅日记始于1912年5月，钱玄同日记上限的提前，使其保留了其他日记少有的历史细节。
　　 和“五四”时期其他文化名人相比，钱玄同的突出之处在于其激进的姿态和偏激的个性。他率先明确抨击“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并与刘半农合作“双簧信”，给旧文学阵营以沉重的打击。他率先提倡“左行横移”的书写方式，提倡应用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以及公元纪元，这一切在当时都很具建设性。但他的一些偏激主张在当时以及后来也很令人诧异。“五四 期间激进或偏激者大有人在，钱氏所以格外引人注目与其率真坦荡不无关系。他喜欢公开直截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十分话往往说到十二分，并且经常“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正是这种率真的个性，才使得钱玄同日记充分显示出历史碎片的原生态特点。
　　 近代以来，不少中国读书人开始具备自觉的历史意识，坚持日记的写作和保存正是这种自觉意识所带来的文化现象。许多文化名人留下的日记，的确也给后人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种种便利。但是在读一些文化名人的日记时，人们有时也会朦朦胧胧感到书写者在有意无意地省略些什么，感到历史的复杂性或历史人物的丰富性已被一定程度的遮蔽。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恐怕在于，历史意识在促使人们自觉保存文献资料的同时，也在提醒人们遗留文献所应警惕的某种未知后果。就是鲁迅、周作人的日记也不能例外。但钱玄同似乎没有这些顾虑。如1917年9月30日是旧历中秋节，鲁迅、周作人的日记甚为简洁，似乎只对当天日常生活过程作一种谨慎而刻板的记录。而在同一天钱玄同的日记中则不然：“今天是旧历的中秋节。我这几年以来很厌恶这个不适于实用的阴历，因此，遇着阴历的过年过节总劝婠贞不要有什么举动（其实过年过节都是极平淡不足道的事情，就是阳历年节我也没有什么举动）。所以今天家里一切照常。午后二时访蓬仙。四时起偕蓬仙同访豫才啓明。蓬仙先归，我即在绍兴馆吃夜饭。谈到十一时才回家宿矣。”这其中有客观记事，但同时也明显地带上了钱氏好发议论的色彩。
　　 作为文化名人，钱玄同一生交游很广，他的日记也因此有了关于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黄侃等许多历史人物的具体文字记录，这些都是研究那段历史的珍贵资料。钱玄同又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治学范围涉及经学、史学、文字学以及音韵学等许多方面，他在日记中常有自己读书的心得和治学的思考。从他的日记，后人可以看到一代学人学术观念的演变和读书治学的历程，也可窥见转型时期的中国学术发展史的某些侧面。所以完全有理由相信，原生状态的钱玄同日记手稿是解读或还原那段历史的珍贵文献，而影印本《钱玄同日记》的出版无疑具有特殊的文化学术意义。（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