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　　刘贵福

　　 五四运动后在中国史学界掀起了一场疑古辨伪运动，对现代思想史和学术史产生了巨大影响。钱玄同就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研究钱玄同的疑古思想对于全面客观地掌握和评价疑古辨伪运动有一定的意义。

一

　　钱玄同的疑古思想，从学术渊源上看，主要来源于清中叶以后复兴的今文经学。钱玄同自幼读经，就受到今文学的影响，他在自编年谱 1899 年条中写道：“读《公羊》，便觉陈义可爱，当时固不知今文古文之别，然终觉夫子大圣，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必不可免，决非如左氏之陈陈相因者比也。《穀梁》觉其稍逊《公羊》，终胜左氏。” [1] 从“夫子大圣”的认识出发，钱玄同开始接触清代复兴的今文经学。他后来回忆这一思想历程时说：“记得 1901 年，我那年十五岁，《春秋三传》都早已读过了，觉得同是一条经文而《三传》的记事和说义可以完全不同，乃至完全相反，实在有些古怪，因此常常翻《皇朝五经汇解》中关于《春秋》的一部分，要看那清代学者对于《三传》的考证和批评。在此书中见到引刘氏的《左氏春秋考证》，于是向《皇清经解》中找到原书来读，看他所考证的非常精当，从此我就不信《左传》了。” [2] 刘氏，即清代今文经学复兴的重要人物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一书认为，《左传》是刘歆将《国语》一书增窜书法凡例及比年缘饰而成。进而，钱玄同又读了清代今文学家庄存与、孔广森的著作，他认为“《公羊》最得经意，《左传》必有伪篡”。“愿为卖饼家，不做太官厨。” [3] 这是钱玄同怀疑儒家经典的开始。

　　1911 年 2 月钱玄同谒崔适问学。崔适，浙江吴兴人。今文经学家，著有《史记探源》、《春秋复始》等书。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出版一年，即遭清廷之忌而被毁版，传者颇稀，崔适之书皆引申康有为之说，可以说是今文派之后劲。同月 25 日，崔适致函钱玄同说：“《新学伪经考》字字精确，自汉以来未有能及之者。”“知汉古文亦伪，自康君始，下走之于康，略如攻东晋《古文尚书》者惠定宇于阎百诗之比。” 3 月，又致函钱玄同：“康君《伪经考》作于二十年前，专论经学之真伪。弟向服膺纪（昀）、阮（元）、段（玉裁）、俞（樾）诸公书，根据确凿，过于国初（指清初）诸儒，然管见所及，亦有可驳者，康书则无之，以为古今无比。若无此书，则弟亦兼今古文，至今尚在梦中也。”钱玄同“谒崔君请业，始借读《新学伪经考》，细细籀绎，觉得崔君对于康氏之推崇实不为过。玄同自此也笃信‘古文经为刘歆所伪造'之说，认为康、崔两君推翻伪古的著作在考据学上的价值，较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犹远过之”。 [4] 他在 1921 年 3 月 23 日写给顾颉刚的信中，描述这一思想发展过程：“我对于经，从 1909 至 1917 ，颇宗今文家也言，我专宗今文，是从看了《新学伯经考》和《史记探源》而起，这两部书，我都是在 1911 年才看到的。 1909 年细绎刘申受与龚定庵二人之书，始‘背师'（章太炎师专宗古书，痛诋今文），而那时惟对于《春秋》一经排斥左氏而已，此外如《书》之马，《诗》之毛，虽皆古文，却不在排斥之列，而鲁泰王得壁经一事，并不疑其子虚乌有，尚未排斥古文。自 1911 年读了康崔二氏之书，乃专宗今文。” [5]

　　专宗今文，使钱玄同对今文经学的尊崇达到了顶点。同时也开启了他对儒家古文经典的全面怀疑。梁启超描述清代学术的特点时说，清代学术“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这种复古是对经学原典的追求而对于后世注疏的解放，而伴随着复古进程的是对后世注疏的怀疑。从胡渭《易图明辨》对于宋儒假托于羲文、周、孔的易学诋为虚妄，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对于晋人伪托于孔安国的孔壁古经证为赝品，开怀疑经典的绪端。今文学家于《诗》则斥《毛传》，于《书》则斥《古文尚书》，于《礼》则斥《周官》，于《易》则斥费氏，于《春秋》则斥《左传》。在康有为之前，不同的今文家对于古文经的排斥程度是不同的。刘逢禄即仅仅怀疑《左传》而已。钱玄同所接受的今文说，主要是刘逢禄的观点。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出，集疑古之大成，举古文经全面摧毁之，在思想界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动摇。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 [6] 二十年后，这股飓风还在学术界、思想界回响，经崔适而受此飓风影响的钱玄同“开始知道所谓古文经是刘歆这班人伪造的”。 [7] 钱玄同由单独疑《左传》发展到对古文经的全面怀疑。“若就经义而言，古文固为伪言”。 [8] 并且，他的怀疑精神进一步发展，他在 1912 年 11 月 28 日的日记中写道：“崔先生谓凡秦汉经师传授，不可信者居多，盖愈远而人愈详，如《七略》详于《史记》，东汉人说详于《七略》，逮三朝六朝，以至唐世之《经典释文》则传述人最为详备，岂有愈远愈详之理？则必不可信。如毋论古文传授本为刘歆伪造也，即于《公羊传》传授之西汉无道及者，至东汉戴宏乃言者之凿凿，则不可信也。此说最为精确。” [9] 这一段话，简直就是后来层累造成历史的原本。

　　1914 年，钱玄同阅读了《孔子改制考》，又接受了廖平、康有为六经皆孔子所作的观点。六经皆孔子所作之说，系廖平所创，康有为加以继承，把孔子打扮成教主和古代改革家的形象，为自己的变法服务。虽然廖、康是为了提高孔子的地位，但其客观结果，却如梁启超所言：“《伪经考》既以诸经中一大部分为刘歆所伪托，《改制考》复以真经之全部分为孔子托古之作，则数千年来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根本发生疑问，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 [10] 对此，钱玄同也有相同的感受，他说：“我很喜欢研究‘经'也者，但我是很‘惑经'的，我在十二年前看了康有为的《伪经考》和崔觯甫的《史记探源》，知道所谓‘古文经'是刘歆这班人伪造的。后来看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知道经中所记事实十有八九是儒家的‘托古'，没有信史的价值。” [11] 钱玄同对古文经的怀疑，虽是站在今文家的立场上，但却是其后来疑古的思想来源。经过新文化的洗礼，钱玄同打破家法，进一步认为“六经固非姬旦政典，亦非孔子的托古著作，六经的大部分固无信史价值，亦无哲理和政论价值。” [12] 这样，钱玄同因主张复古而尊信今文，而尊信今文又导致其对古文的全面怀疑，成为疑古阵营中的一个主将，其思想来源实基于此。

　　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虽有崇故信古的习惯，但也有疑古辨伪的传统。从汉代的王充，到唐代的刘知己、啖助、赵匡，宋代的欧阳修、郑樵、朱熹到明清两代的胡应麟、崔述、姚际恒、阎若璩，这一传统尽管微弱但一直存在并连续不断。除今文经学的疑古思想外，钱玄同也受到中国历史上其它疑古思想的影响。钱玄同在日本时期受到刘知己疑古思想的影响，在 1908 年 2 月 3 日的日记中有记载。在后来的整理国故过程中，钱玄同一直积极主张继承前人的疑古思想和辨伪成果，“不但对历史，一切‘国故'要研究它们，总以辨伪为第一步，前代学者如司马迁、如王充、如刘知己、如顾炎武、如崔述诸人，都有辨伪的眼光，所以都有特到的见识。” [13] 研究国学“首先要注意前人辨伪的成绩，要敢于疑古。治古史不可存‘考信于六艺之见”'，“学术之有进步，全在于学者的善疑。” [14] 钱玄同的疑古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疑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钱玄同在继承的基础上超越了历史上的疑古派。钱玄同认为历史上的疑古辨伪有许多不足，“推翻汉人迂谬不通的经说，是宋儒；推倒秦汉以来传记中靠不住的事实，是崔述；推倒刘歆以来伪造的古文经，是康有为。但是宋儒推倒汉儒，自己取而代之，却仍是‘以暴易暴'，‘犹吾大夫崔子'。崔述推倒传记杂说，却又信《尚书》与《左传》之事实为实录，康有为推倒古文经，却又尊信今文经，甚而至于尊信纬书，这都未免知二五不知一十了。” [15] 钱玄同认为以往局限产生的原因在于疑古的动机，“彼（崔述）对于经信为确实事实，动辄用主观的尊圣观念评判，皆其所短，然此等毛病，两千年来学者皆然。” [16] “康氏之《伪经考》本因变法而作，崔师则是一个纯粹守家法的老儒，他们一个是利用孔子，一个是抱残守缺，他们辨伪的动机和咱们是绝对不同的。” [17] 钱玄同主张的疑古主要是从学术出发，他在这方面有较多的论述。“考辨真伪，目的本在于得到某人思想或某事始末之真相，与善恶是非全无关系。” [18] 可以说，历史上的疑古是为崇经尊圣而发为疑古之思，而五四后的疑古则是去掉崇圣尊经之见，以求真为目的，专为学术之探讨。这样，五四时期的疑古辨伪就超越了传统的疑古思想，具有了新的意义。钱玄同进而认为，“辨古书的真伪是一件事，审史料的虚实又是一件事。譬如《周礼》、《列子》，虽然都是假书，但《周礼》中也许埋藏着一部分周代的真制度，《列子》中也许埋藏一部分周汉间道家的思想。”这是一种辩证的看法和历史的观念。由此出发，钱玄同提出：“一切真书尽管真是某人作的，但作者之中，有的是迷于荒渺难稽的传说，有的是成心造假，如所谓‘托古改制'；有的是古籍无徵，凭臆推测。咱们不能因为真书就一味相信它，”但对于假书，也不能一概否定，“假书也是一种史料”。 [19]

　　钱玄同把疑古视为重新建立上古信史的第一步。自清末以来，甲骨文研究经孙诒让、吴大澂、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努力工作，已成为研究上古历史、文字、制度的新兴学科。王国维据此提出二重证据法。钱玄同对甲骨文研究积极肯定，他提出将疑古与甲骨文、金文研究结合起来，建立可靠的上古信史。钱玄同提出：“现在，我们应该在甲文、金文中求殷代历史，在金文中求周代历史，以匡正汉儒（兼今文家、古文家）之胡说。” [20] 在疑古运动开始之际，钱玄同就不以疑古为单一目的，他在 1923 年 1 月 21 日对一日本学者说：“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苦功夫”，“中国今日无一个史学家。 ” [21] 可见，钱玄同并不满足于疑古。他把自己及疑古派的历史使命定为：“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 ” [22]

[1] 《钱德潜先生之年谱稿》（自编），1899年。

[2] 钱玄同：《＜左氏春秋考证书后＞＝，见《古史辨》第5册上编，第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3] 钱玄同：《刘申故先生遗书序》。左氏为太官（《北堂书抄》引作太官厨），公羊卖饼家，语出《三国志·魏书·裴潜传》引《魏略》：“严幹，字公仲……特善《春秋公羊》。司隶钟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谓左氏为大官，而谓公羊为卖饼家。龚自珍曾有“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一诗。《杂诗》，乙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之一。

[4] 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经学问题》，《古史辨》第5册。钱玄同在1912年10月23日的日记中谈到他读到康有为和皮锡瑞书时的感受。

[5] 钱玄同：《论今古文学及＜辨伪丛书＞书＝，《古史辨》，第1册上编。

[6]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70页。

[7]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古史辨》，第1册中编。

[8] 《钱玄同日记》，1912年11月26日。

[9] 《钱玄同日记》，1912年11月28日。

[10]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72页。

[11]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1923年5月25日。《古史辨》第1册中编。

[12]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1923年5月25日。

[13] 钱玄同：《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书》，《古史辨》第1册上编。

[14] 钱玄同：《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古史辨》第1册中编。

[15] 《玄同先生与胡适先生书》，《古史辨》第1册上编。

[16] 《钱玄同日记》，1921年1月11日。顾颉刚也认为崔述“他著书的目的是要替古圣人揭出他们的圣道王功，辨伪只是手段”，钱玄同对此评价道“真是一针见血之论”。《答顾颉刚先生书》1923年6月10日。《古史辨》，第1册中编。

[17] 钱玄同：《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书＝，1921年3月23日《古史辨》第1册上编。

[18] 钱玄同：《论近人辨伪见解书》，1921年1月27日。《古史辨》第1册上编。

[19] 钱玄同：《论＜说文＞及壁中古文书＝，1925年12月13日。《古史编》第1册下编。

[20] 《钱玄同日记》1923年1月1日。

[21] 《钱玄同日记》1923年1月23日。

[22] 《钱玄同日记》1923年1月23日。

　 　　 二

　　 在古史辨运动中，顾颉刚以研究上古历史为突出，他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影响一代历史研究。而 钱 玄同 则是以怀疑儒家经典奠定了他在古史辨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把经作为怀疑的重点，是因 钱 玄同 认为：“‘经'之辨伪与‘子'有同等的重要——或且过之。因为‘子'为前人所不看重，故治‘子'者尚多取怀疑之态度，而‘经'则自来为学者所尊崇，无论讲什么，总要征引它，相信它”。[1]他在给顾颉刚的信中说“推倒‘群经”比疑辨‘诸子'尤为重要，因为‘诸子'是向来被人目为‘异端'的，故‘《管子》、《列子》是伪书'，‘《庄子》的《内篇》和《杂篇》非庄子所作'……这类的话，除清朝这班好读伪书的经师外，皆不以为是说不得的。若群经则不然。阎百诗、惠定宇诸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推倒了《古文尚书》；然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考》，至今痛诋还是很多；因为推倒‘群经'他们总认为是‘宜正两观之诛'也。然正惟其如此，咱们‘离经叛道'之责任乃愈重。”[2]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逸出九流，其经典具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中间虽有一些聪明睿智的学者，对于儒家经典的神圣性质有所怀疑，但都没有突破传统经学的束缚。 钱 玄同 认为，从历史 上 看，“宋以来有四个大学者，本来都是可以有大成就的，因为被‘经'罩住了，以致大蒙其害。四人者，朱熹、颜元、章学诚、崔述是也。”[3]颜元是对儒家学说破坏最大的一个思想家，他根本反对读书，但却主张学习儒家的六艺。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但也认为“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4]崔述虽要考信，但也认为“圣人之道，在六经而已矣，二帝三王之事备载于诗书（书谓尧典等三十三篇），孔子之言行，具于《论语》，文在是，即道在是，故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六经之外，别无所谓道也”。[5]对经的迷信，束缚了思想家进一步从传统 思想 中解放出来的脚步。

　　 把经作为重点，对 钱 玄同 来说，也有许多现实的考虑。 钱 玄同 是一个学者，但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家。“子、史向不为人重视，打倒几部伪的，大家并不觉得什么，打倒伪经，实为推倒偶像之生力军，所关极大也，且此物不推翻，则非信为真正古史，即尊为‘微言大义'，于历史 上， 于学说 上 皆有损害也。”[6]改变信仰，推翻偶像，与卫道相反，“是决心要对圣人和圣经干‘裂冠毁幌'撕袍子，剥裤子的勾当的。”[7]在这里， 疑古 的意义显然又不局限于学术。

　　 古史辨运动对于儒家经典的怀疑，可以说是对两千年来中国文化、学术、政治的核心部分，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质的“经”的最后一击。而把打击目标指向“经”的关键人物的就是 钱 玄同。 钱 玄同 能做到这一点，与他在近代经学史 上 的独特地位有极大的关系。如众所知， 钱 玄同 曾师承古文家章太炎和今文家崔适，并经过崔适接受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的观点。 钱 玄同 从章太炎那里继承了“只把经典当做古书看，不把彼当圣经看，不把经典视为神圣”的批评而不是崇拜的客观治经态度，[8]同时他又从康有为那里接受了对古文经的大胆怀疑 思想， 他认为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是一字千金之伟著。”[9]作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全面怀疑古文经典，提出六经为孔子托古而作，虽仍尊孔，但客观 上 却打击了儒家经典神圣地位，儒家经典的信史价值却从此开始崩溃；而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章太炎主张六经皆史，经的神圣地位进一步受到破坏。但康有为以变法为目的，专宗今文，而章太炎以革命保护为目标，笃信古文，都没有做到对经学的最后清理。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笃信今文的 钱 玄同“ 打破‘家法'观念，觉得今文家言什九都不足信”。[10]免除是丹非素出主人奴之见，跳出经学家法的束缚，开始超越章、康对经学的批判。

　　 对于历史 上 的今古文经学， 钱 玄同 认为，“汉代的今文家古文家和清代的简直差得很远，今文家的董仲舒造《春秋》归之孔子，古文家刘歆造《周礼》归之周公，于是把历史完全捣乱，这是遮满青天的云雾。清代的古文家章炳麟，痛驳微言大义之说，不信孔子有作经之事实，这是拨开汉代今文学家的云雾。今文家的康有为发明古史不足信之说，不信有周公制礼之事实，这是拨开汉代古文家的云雾。……清代也有乌烟瘴气之处，此中汉代之毒的原故。就是章君，能拨孔子作经的云雾，而仍躲在周公制礼的云雾之下。康君能拨周公制礼的云雾而仍躲在孔子作经的云雾之下。我们现在应该取他们拨云雾之点，而弃他们躲在云雾下之点，则古史真相才能渐渐明白的披露了。”[11] 钱 玄同 反对古文经学，但他却不否定古文经学的考证方法，汲取今文经学的怀疑精神却又力排今文经学的狂妄的流弊，并吸收了非经学家的刘知几、章学诚的经学观点。 钱 玄同 充分认识到今古文的长处和短处，但， 钱 玄同 在当时的 疑古 辨伪运动中，着重点在破， 钱 玄同 用破的 思想 鼓励顾颉刚，“今文学是孔子学派所传衍，经长期退化失掉了它的真面目的。古文经异军突起，古文家得到了一点古代材料，用自己的意思七拼八凑而成其古文学，目的是用它做工具而和今文家唱对台戏。所以今文家攻击古文家伪造，这话对，古文家攻击今文家不得孔子真意，这话也对，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方好显示出他们的真相。”[12]顾颉刚感到这是“极锐利、极彻底的批评，是一个击碎玉连环的解决办法。”应当承认，这种一起撕破的办法，并不科学，也失之偏激，但在当时却是打开经学研究新境界手段。在 疑古 辨伪运动中产生了重大影响。顾颉刚说：“在九年冬间，为初作辨伪工作的时候，原专注目于伪史和伪书 上， 钱 玄同 先生却屡屡说起经书的本身和注解中有许多应辨的地方，使我感到经部方面也有可以扩充的境界。”[13]胡适对此评价道：“崔述推翻了‘传记'回到了他认为可靠的‘经'，我们决定连‘经'都应考而后信，在这方面，我们得着 钱 玄同 先生的助力最大。”[14]柳存人对 钱 玄同 在 疑古 辨伪运动中的地位也评价道：“ 钱 先生可以算是承袭着清代道咸间今文家极盛的余绪，而又启发了现代的用科学的治学方法来扩大辨伪运动的第一个人。”[15]

三

　　 那么， 钱 玄同 对于“经”提出了那些观点呢？第一，推翻六经之说。第二，对六经作具体的分析。第三，把六经与孔子分家。

　　 1923年2月22日， 钱 玄同 致书顾颉刚，提出对《诗经》的看法。 钱 玄同 认为：“（一）《诗经》只是一部最古的‘总集'，与《文选》、《花间集》、《太平乐府》等书性质全同，与什么‘圣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二）研究《诗经》只应该从文章上去体会某诗是讲的什么。至于那什么‘刺某王'、“美某公'、‘后妃之德'、‘文王之化'等等话头，即使让一百步，说作诗者确有此等言外之意，但作者既未明明白白地告诉咱们，咱们也只好阙而不讲；——况这些言外之意，和艺术本身无关，尽可不去理会它。”[16]这封信，完全否定了《诗经》的神圣性质。

　　 1923年5月25日， 钱 玄同《 答顾颉刚书》发表。在信中， 钱 玄同 一方面称赞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是精当绝伦，同时纠正顾颉刚疑禹为虫的说法，全面阐述了自己的经学观点：（一）孔子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二）《诗》、《书》、《礼》、《易》、《春秋》本是各不相干的书（《乐经》本无此书）。（三）配成六经的原因是附会《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及《孟子》“孔子作《春秋》”的话。（四）六经配成的时间是在战国之末。《诗》是最古的诗歌总集。辑集时代在孔子之前。《书》是三代时候的“文件类编”或“档案汇存”，应该认它为历史。《礼》，《仪礼》是战国时代胡乱抄成的伪书。《周礼》是刘歆伪造的。两《戴礼》中，十分之九是汉儒所作的。《乐》本无经。《易》，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时代的东西；“乾”、“坤”二卦是两性的生殖器记号。初演为八，再演为六十四，大家拿他来做卜筮之用；于是有人作 上 许多《卦辞》、《爻辞》，孔子以后的儒者借它来发挥他们的哲理。《春秋》是一部“断烂朝报”和“流水帐簿”，无《孟子》、《公羊传》、《春秋繁露》、《公羊解诂》所说的“义”，《左传》是战国时代一个文学家编的一部国别史，即是《国语》，其书与《春秋》绝无关系。[17]六经的性质及其是否为孔子所作，是经今古文学争论的一个焦点。古文学家，从史学出发，一向认为六经是周公政典，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不过将前代的史料重加删订，以传授后人而已，把孔子看成史学家。今文家则认为六经大部分是孔子所作，经书中固然有前代史料，但更重要的是孔子所赋予的“微言大义”，把孔子看成政治家。在此， 钱 玄同 一方面汲取古代、近代对六经分析的成果，一方面用现代的学术分科理论进行分析，别辟溪径，提出六经是六种不同性质的书籍，“六经团非姬旦的政典，亦非孔丘‘托古'的著作，六经的大部分固无信史的价值，亦无哲理和政论的价值”的观点，[18]否定了六经为孔子所作和孔子删订六经的今古两家的说法，打破了历史 上 经今、古文学关于经的一切旧说，发出许多新见，为经学研究开辟一新境界，具有学术意义。

　　 这一学术 上 的创见也有思想史 上 的价值。因为无论是孔子所作，还是周公政典，两千年来都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将六经（五经）与历史 上 所谓的圣人分开，视之为不同学科的书籍，对于剥下经书的神圣外衣，推倒偶像崇拜，解放 思想， 其意义更为重大。

四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任何学术，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存在。在近代中国，这一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 疑古 既是历史 上 疑古 思想 的继承发展，但作为一场学术思潮，也是五四反传统精神在史学研究领域的深入，必然带有新文化运动的特点，即强烈的反传统的色彩。 疑古 学派“非圣无法”、“荒经蔑古”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在思想史 上 有进步意义，但却又势必影响到 疑古 辨伪的学术性，在 疑古 过程中产生怀疑过头的倾向。因为以打倒孔教为出发点和以尊孔卫道为出发点一样，都有可能违背学术研究的求是宗旨。这是古史辨伪中存在的问题之一。这种问题在 钱 玄同 身上也有体现。

　　 1923年2月9日， 钱 玄同 在致顾颉刚的《 论＜ 诗＞说及群经辨伪书》中提出：“不把六经和孔丘分家，则孔教总不容易打倒的。”至于分家的原因， 钱 玄同 认为是“一部《论语》确是古代大学者的言论。乃无端将几部无条理、无系统、真伪杂糅、乱七八糟的什么‘经'也算在孔二先生的著作，还造了许多妖魔鬼怪之谈，什么‘三统'咧，什么‘四始'咧……强说是他老人家说过这样不通可笑的话，他真被冤诬了。”[19] 钱 玄同 这一段话，有其合理的地方，孔子 思想 在后世演化中，逐渐加入不同时代儒者的解释，有非孔子学说真相的成分。 钱 玄同 就认为孔子的学说，经汉宋晚清的解释，“三次增加，真相愈晦，（一）汉（妖灾、微言大义）（二）宋（专制、奴隶的道德）（三）晚清（新今文家，欧化）。”[20]因此， 钱 玄同 主张用科学方法对孔子学说加以梳理，还孔子以本来面目，给予科学的解释是必要的、正确的，但为打倒孔教而去分离六经与孔子的关系，则容易混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这里，结合《春秋》一书，分析一下政治对于 钱 玄同 的影响。《春秋》为孔子据鲁史而作，古无异辞。但专记孔子言行的《论语》没有一言及于孔子作《春秋》，实不免启后人以可疑之点。首言孔子作春秋的，当推孟子。[21]其后加以发挥的当首推《史记》。[22]然《春秋》一经，阙文阙义，殊不易研究。宋王安石曾讥为“断烂朝报”，梁启超称为“流水帐簿”。 钱 玄同 根据《论语》中关于《春秋》的话简直一句也没有，今文家最喜引的、认为有“微言大义”的《答子张问十世》和《答颜渊问为邦》，“仔细读过也是平淡无奇，一点也看不出什么‘非常异义可怪之 论'”， 否定孔子作《春秋》，又否认《春秋》中含有“义”。[23]1925年3月16日， 钱 玄同 致书顾颉刚，提出关于《春秋》，有两个绝对相反的说法可以成立：“（一）认为它是孔二先生的大著，其中蕴藏着许多‘微言大义'及‘非常异议可怪之 论， 当依《公羊传》及《春秋繁露》去解释它。这样它绝对不是历史。（二）认它是历史。那么，便是一部鲁国底‘断烂朝报'，不但无所谓‘微言大义'等等，并且是没有组织没有体例，不成东西的史料而已。这样便决不是孔二先生作的。”原因是“孔丘底著作究竟是怎样的，我们虽不能知道，但以他老人家那样的学问才具似乎不至于作出这样一部不成东西的历史来。” 钱 玄同 把《春秋》视为不像样的东西，以孔子的才具为标准来确定孔子是否作《春秋》，这种标准显然含有主观色彩。 钱 玄同 又言，“我近年来是主张后一说的。但又以为如其相信‘孔子作《春秋》之说，则惟有依前一说那样讲还有些意思。”[24]这里，反映了 钱 玄同 思想 的矛盾。如果接受今文家的主张，则摆脱不掉孔子与《春秋》的关系，如果完全赞成《春秋》是历史，则又与古文家相一致，也同样摆脱不掉《春秋》与孔子的关系。因此， 钱 玄同 提出“以他老人家那样的学问才具似乎不至于作出这样一部不成东西的历史来”的主观判断，完全否定了孔子与《春秋》的关系。这种认识，显然有将政治与学术混淆的地方，后来， 钱 玄同 对自己的观点作了修正。

　　 对于古史辨伪运动中存在的 疑古 过勇的问题，应结合具体问题，结合新的历史资料，用科学的理论方法加以进一步研究，给予历史的说明，而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

　　 [1] 钱 玄同：《 论 编纂经部辨伪文字书》1921年11月5日，《古史辨》第1册 上 编。

　　 [2] 钱 玄同：《 论（ 诗）说及群经辨伪书》1923年2月9日。《古史辨》第1册 上 编。

　　 [3] 钱 玄同：《 论＜ 诗＞说及群经辨伪书》1923年2月9日。《古史辨》第1册 上 编。

　　 [4]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 上》）。 上海书店影印商务印书馆本，1988年版，第1页。五四时期胡适作《章实斋年谱》，认为“六经皆史”是说“六经皆史料”， 钱 玄同“ 此说我不以为然，不但有增高解释之失，实在和《文史通义》全书都不相合。”见《 钱 玄同 日记》1922年1月11日。

　　 [5]《考信录提要》卷 上。 崔述撰述、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6]《 钱 玄同 日记》1922年12月24日。

　　 [7]《 钱 玄同 致胡适》，1921年12月7日。《胡适遗稿及密藏书信》，第40册，第48页。

　　 [8]《 钱 玄同 日记》1921年9月18日。

　　 [9]《 钱 玄同 日记》1923年1月15日。

　　 [10] 钱 玄同《 论 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书》1921年3月23日，《古史辨》第1册 上 编。

　　 [11]《 钱 玄同 日记》1922年12月24日。

　　 [12]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13]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自序，《古史辨》第1册，第49页。

　　 [14]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古史辨》第2册，第334页。

　　 [15]柳存人：《纪念 钱 玄同 先生》，《古史辨》，第7册。

　　 [16] 钱 玄同：《 与顾颉刚 论 诗经真相书》，《古史辨》，第1册 上 编。

　　 [17] 钱 玄同：《 答顾颉刚先生书》《古史辨》第1册中编。

　　 [18] 钱 玄同：《 答顾颉刚先生书》《古史辨》第1册。

　　 [19]《古史辨》，第1册 上 编。

　　 [20]《 钱 玄同 日记》1926年9月14日。

　　 [21]见《孟子·滕文公》。

　　 [22]《史记·孔子世家》。

　　 [23] 钱 玄同：《 答顾颉刚先生书》，1923年6月10日。《古史辨》第1册中编。

　　 [24] 钱 玄同：《 论 春秋性质书》，1925年9月22日。《古史辨》第1册下编。

摘自：《史学理论研究》2001.3.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　　刘贵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