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成立後革命的深入和新文化運動的繼續展開，使國內封建勢力深為憂懼。因此， 當新文學由文學革命進而開始倡導革命文學的時候，文化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鬥爭也更 為激烈。在政治上，代表封建勢力並與帝國主義相勾結的北洋軍閥，千方百計地企圖撲 滅革命火焰。他們一方面進行著禍國殃民的內戰，另一方面也加緊了對革命運動和新文 化運動的壓迫。軍閥政府不僅制造了「二七」等一連串流血慘案，而且以反對「過激主 義」、「赤化運動」的名義，禁止一切進步思想的宣傳。新文化運動倡導者不斷受到各 種政治迫害，《新青年》及其它許多進步報刊先後被查禁，連《娜拉》一劇也遭禁演。 和政治壓迫相配合，文化戰線上的封建保守勢力，也因為「桐城謬種，選學妖孽」已不 足以遏止新思潮新文化的傳播，就羅致了一批留過學、出過洋的人，挾「精通西學」的 名義，作「仗義執言」的姿態，為舊勢力保鑣，以遂其反動復古的目的。這批人物先後 以《學衡》、《甲寅週刊》為陣地，一南一北，遙相呼應地向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發 動了不斷的反攻。 《學衡》雜誌一九二二年一月創刊於南京，主要編撰者有梅光迪、胡先肅、吳宓等 人。這批人跟老牌守舊分子林紓相比，略有不同，在他們大都從國外回來，所披的已不 是舊中國封建文化的長袍子，而是一套由歐洲資產階級文化與舊中國封建思想拼湊而成 的新裝。刊物自稱以「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為宗旨，也正顯示了這一特點。他們並以 「學貫中西」自我標榜。梅光迪發表《評提倡新文化者》，也無非自銜淹博，對新文化 運動倡導者肆意笑罵，暴露其反對一切新學說、反對介紹和借鑒近代西洋進步文學的反 動立場。文章歪曲地寫道：「杜威、羅素為有勢力之思想家中之二人耳，而彼等奉為神 明，一若歐美數千年來之思想界只有此二人者。馬克思之社會主義，久已為經濟學家所 批駁，而彼等猶尊若聖經。其言政治，則推俄國；言文學，則襲晚近之墮落派。」吳宓 也把對西方進步思潮和社會主義學說的宣傳詆毀為「專取外國吐棄的余屑」、「專取一 家之邪說」(註：吳宓：《論新文化運動》)。此外，《學衡》雜誌又重複胡先肅在「五 四」前夕寫的《中國文學改良論》一文中的許多論點，反對以白話代文言，反對語文合 一，主張文學上的模仿。胡先肅又在《學衡》第一卷第一期中作文反對白話詩，認為白 話詩「僅為白話而非詩」。 一九二五年，章士釗的《甲寅》在北京復刊(註：《甲寅雜誌》初為月刊，1914年 創刊於日本東京，出版十期後停刊。至1925年，在北京續出《甲寅週刊》，從三十七期 起改在天津出版)。這個封面上印有黃斑老虎標志的週刊，也是專門反對新文化和新文 學的。章士釗曾留學英國，當時擔任了段祺瑞政府的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自說是新舊 之間的一個「調和派」(註：章士釗：《進化與調和》)。就在「五卅」慘案所激起的全 國人民反帝反軍閥怒潮中，《甲寅週刊》發表了許多「時評」，誣蔑愛國運動是受「野 心家」的利用，「由公爭返為私爭」；支持軍閥政府的武裝鎮壓；提出所謂「讀書乃真 救國」口與，與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口號相對抗。女師大事件、「三一八」鬥爭前後， 《甲寅週刊》刊載軍閥政府的許多文件，並發表評論硬說進步師生「越軌」，為軍閥的 倒行逆施作辯護。為了維護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刊物還鼓吹所謂「讀經」，主張恢復 科舉制。章士釗(筆名孤桐)在一九二五年九月《甲寅週刊》第一卷第九號上重登了他在 一九二三年八月已經發表過的《評論文化運動》。接著又在第十四號上發表了《評新文 學運動》。在這些文章裡，他重彈封建文人反對白話文的老調，認為「吾之國性群德， 悉存文言，國苟不亡，理不可棄。」並直接誹謗白話文，「蓋作白話而欲其美，其事之 難，難如登天」(註：章士釗：《答適之》)。刊物上發表的其它一些文字，也都主張 「欲求文體之活潑，乃莫善於用文言」(註：瞿宣穎：《文體說》)。甚至公開提出取消 「白話文學」這一名詞。 針對以《學衡》雜誌和《甲寅週刊》為代表的復古思潮，《向導》周報和《中國青 年》及時地發表文章。他們指出這一股復古逆流在政治上與封建勢力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並號召進步的思想界聯合起來，向「文學中之『梅光之迪』等」反動思想勢力「分頭迎 擊，一致進攻」(註：鄧中夏：《思想界的聯合戰線問題》，《中國青年》第15期， 1924年1月26日)。魯迅及許多新文化和新文學運動擁護者也先後參加了這場論爭。 《學衡》出版後不久，魯迅即對這批新的復古派展開了鬥爭。在這之前，他已經看 到資產階級右翼和封建復古勢力的勾結，預見地指出了這樣的跡象：「學了外國本領， 保存中國舊習。本領要新，思想要舊。要新本領舊思想的新人物，駝了舊本領舊思想的 舊人物，請他發揮多年經驗的老本領。」(註：《隨感錄四十八》，《新青年》第6卷第 2號，1919年2月。)所以在一九二二年寫的《估〈學衡〉》裡，著重地以實際例子，揭 出他們所謂「學貫中西」的把戲，「使麒麟皮下露出馬腳」(註：《華蓋集續編﹒我還 不能「帶住》。)來。魯迅先從西學入手。《學衡》上有人在「烏托邦」這個不能分拆 的專門名詞中間加了一個「之」字，成為「烏托之邦」。魯迅嘲笑道：「查『英吉之利』 的摩耳，並未做Pia of Uto。……又何必當中加楦呢。於古未間『睹史之陀』，在今不 雲『寧古之塔』，奇句如此，真可謂『有病之呻』了。」這也就是上述《中國青年》一 文中特用「梅光之迪」的由來。魯迅接著又就《學衡》上那些以中學自炫的文章，逐篇 批駁其內容謬誤和文字不通，說明他們』於舊學並無門徑，並主張也還不配。」名曰 「學衡」，「『衡』了一頓，僅僅『衡』出了自己的銖兩來，於新文化無傷，於國粹也 差得遠。」(註：《晨報副刊》，1922年2月9日。)章士釗雖然研究過邏輯，並以博古通 今自命，但發表在《甲寅週刊》上的許多守舊派人物的復古主張，卻往往不能自圓其說。 魯迅在《評心雕龍》(註：《莽原》週刊第32期，1925年11月27日。)等文中對他們的荒 謬推理給予辛辣的諷刺。《十四年的「讀經」》(註：《猛進》週刊第39期，1925年11 月27日)、《古書與白話》(註：《國民新報副刊》，1926年2月2日。)則是針對《甲寅 週刊》的「讀經救國」、「廢棄白話」而發的，指出「讀經」與「救國」絕不相干，不 過有些「學而優則仕」的人，想把它當作耍把戲的工具。至於說白話文要做好，就得 「讀破幾百卷書」，那不過是「保古家」的「祖傳的成法」。魯迅認為：「古文已經死 掉了」，而白話文也還是「改革道上的橋樑，因為人類還在進化。」在《再來一次》裡， 他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辦法，利用復古派反對白話時所舉的例子，回擊和嘲諷了 章士釗把「二桃殺三士」解釋為「兩個桃子殺死了三個讀書人」的謬誤(註：《莽原》 半月刊第11期，1926年6月10日)；在《答KS君》裡，又將章士釗的「旁加密圈」，自視 名句的「得意之筆」，加以分析，指出他的駢文沒有融化，急於閒扯，所以弄得文字龐 雜，有如泥漿混著沙礫，字句和聲調都陋弱可哂。「倘說這是復古運動的代表，那可是 只見得復古派的可憐，不過以此當作訃聞，公佈文言文的氣絕罷了。」(註：原題《答 KS君信》，載《莽原》週刊第19期，1925年8月28日。)這許多雜文都堅定地站在維護新 文化和新文學運動的立場上，並具有強烈的戰鬥性和不可辯駁的邏輯力量。此外，郁達 夫的《咒〈甲寅〉十四號〈評新文學運動〉》、成仿吾的《讀章氏〈評新文學運動〉》、 健攻的《打倒國語運動的攔路「虎」》、荻舟的《駁瞿宣穎君〈文體說〉》、唐鉞的 《文言文的優勝》等不少文章，針對《甲寅週刊》及其它守舊派所列舉的反對白話文的 種種理由，分別說明了文言改白話不是「避難就易」而是「去繁務實」；「活人要說活 人的語言，沒有模仿古人的必要」；白話自由活潑，既便於表達思想感情又有利於國語 普及；白話文可以寫成美文而「文言文實質上並不比白話文美」。沈雁冰的《駁反對白 話詩者》(註：《文學旬刊》第31期，1922年3月，署名郎損)，說明舊詩聲調格律拘束 思想，而白話詩破棄一切格律規式，「並非拾取唾余，乃是見善而從」。這些文章大都 有論有據，進一步闡發了白話的長處。這場對復古派的鬥爭此起彼伏，持續了四、五年 之久，雖然不是有組織地集中進行的，卻再一次顯示了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威力。 《學衡》和《甲寅週刊》的掙扎是反對文學革命的尾聲。從此以後，復古的聲浪日趨低 落。在氣勢洶湧的新思潮面前，企圖以別樣方式、別種口實去繼承林紓衣缽的章士釗、 梅光迪等等，也終於不能不被這個浪潮所卷沒了。 在批判復古論調的同時，新文學陣營還不斷地同鴛鴦蝴蝶派展開鬥爭。鴛鴦蝴蝶派 「文學」滋生於半殖民地的「十裡洋場」，風行於辛亥革命失敗後的幾年間，雖然有少 數作品在某種程度上暴露了社會黑暗、家庭專制和軍閥橫暴等等，但其總的傾向卻不外 乎「卅六鴛鴦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蟲」，正如魯迅說的是「新的才子+佳人」，「相 悅相戀，分拆不開，柳蔭花下，像一對蝴蝶，一雙鴛鴦一樣」(註：《上海文藝之一 瞥》，《文藝新聞》週刊第20、21期，1931年7月27日、8月3日)。文學革命興起後，這 類作品的地盤日益縮小。但在復古聲浪中又紛紛拋頭露面，與新文學爭奪讀者。一度中 斷的《禮拜六》週刊於一九二一年三月復刊。而《半月》、《紅雜誌》、《快活》等期 刊以及專登這類作品的小報也紛紛出現。《玉梨魂》、《蘭娘哀史》、《情網蛛絲》等 小說重複風行。這些刊物既標榜趣味主義，長篇也大都內容庸俗，思想空虛，「言愛情 不出才子佳人偷香竊玉的舊套，言政治言社會，不外慨歎人心日非世道淪夷的老調」 (註：沈雁冰：《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小說月報》第13卷第7號，1922年7月)。 在人民開始覺醒的道路上，起著麻醉和迷惑的作用。在對鴛鴦蝴蝶派的鬥爭中，文學研 究會的成員寫了許多文章揭露這類作品對讀者的腐蝕。《文學旬刊》成為反對鴛鴦蝴蝶 派的重要陣地。沈雁冰在《自然主義和中國現代小說》一文中，指出鴛鴦蝴蝶派在思想 上是「游戲的消遣的金錢主義的文學觀念」，在藝術手法上是「記帳式」和「虛偽做 作」。鄭振鐸的《血和淚的文學》指出：「我們所需要的是血的文學、淚的文學，不是 『雍容爾雅』『吟風嘯月』的冷血的產品。」創造社及其他進步文學社團也積極參加與 和支持對鴛鴦蝴蝶派的鬥爭。鴛鴦蝴蝶派的刊物和作品到三十年代以後逐漸衰亡，全國 解放才銷聲匿跡。這派人物也和復古派一樣，後來起了不同的變化，其中不少人逐漸進 步，但也有一些人自甘墮落，為時代所淘汰。 在和各種復古逆流鬥爭的同時，新文化統一戰線的分化也愈來愈趨於明顯。在「問 題與主義」論爭以後不久，《新青年》編輯部逐步發生分裂。胡適眼看自己無法阻止 《新青年》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陣地，終於退出該刊，在一九二二年另辦《努力》 周報(後又附出《讀書雜誌》)，提倡「好政府」主義與「聯省自治」。這種主張立刻受 到革命陣營的堅決駁斥。《向導》周報發表《武力統一與聯省自治——軍閥專政與軍閥 割據》(註：《向導》周報第2期，1922年9月)，《先驅》發表《批評「好政府」主義及 其主張者》(註：《先驅》第9號，1922年6月)等文，指出「好政府」主義、「聯省自治」 的實質是維護封建統治和軍閥割據。胡適接著在《國際的中國》一文中，攻擊共產黨第 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宣傳「現在中國已沒有很大的國際侵略的危險了」。《向導》 周報列舉了當時英、美、日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許多事實，說明共產黨所提出的「打倒 國際帝國主義」口號的正確性。此後，胡適還在實際行動中投靠了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 他於一九二五年出席了段祺瑞為奉直戰爭召開的反動的「善後會議」，並從同年起擔任 中華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的「名譽秘書」，誠惶誠恐地為帝國主義效勞，洋洋得意地向 知識分子誇耀。毛澤東同志指出過：「五四」新文化統一戰線中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他們中間的大部分就和敵人妥協，站在反動方面了。」(註： 《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661頁。)胡適正是其中一個主要的 代表人物。 在哲學思想上，胡適繼續大肆宣傳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實用主義。一九二三年四月， 《努力》周報發表了丁文江的《玄學與科學》，批評張君勱認為人生觀與科學無關的玄 學觀點。《努力》周報與《時事新報》副刊《學燈》相對峙，展開了喧囂一時的「科學 與人生觀」的論戰。雖然《努力》周報表面上擁護「五四」的科學精神，實際上卻宣傳 了唯心主義。胡適在《〈科學與人生觀〉序》及與陳獨秀的通信中，提倡不可捉摸的所 謂「大假設」的「自然主義的人生觀」，鼓吹多元論，同玄學觀點本質上沒有什麼差別。 當時，馬克思主義者雖然還沒有對胡適的反動哲學思想展開系統的批判，但是瞿秋白的 《實驗主義與革命哲學》(註：《新青年》季刊第3期，1924年8月。)卻是一篇較有力的 文章，對實用主義痛加駁斥。它指出這種哲學以對自己有用和有益作為真理的標準，既 沒有「絕對的現實」，也沒有客觀的真理，其宇宙觀就不可能不是唯心主義的多元論。 而且實用主義只承認瑣瑣屑屑的改造，否認根本變革現實的必要，因此只能「暗示社會 意識以近視的淺見的妥協主義，——它決不是革命的哲學」。對於迷信胡適所謂實用主 義給中國帶來了科學方法的人，文章是一服有效的清醒劑。 在文學問題上，胡適也由原來就是保守的改良主義立場更加後退。他在《讀書雜誌》 以及隨後創刊的《國學季刊》上，鼓吹「整理國故」，引誘青年脫離政治，鑽入「故紙 堆」。他還列出一張將近二百部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一反以前的主張，列 入並「表彰」了《三俠五義》之類宣傳封建主義的作品，推薦了許多佛經。魯迅與之針 鋒相對地指出：「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 『行』，不是『言』。」(註：《青年必讀書》，《京報副刊》第67號，1925年2月21 日。)魯迅並不是一般地反對青年讀古書，目的在於告誡人們不要落入胡適的圈套。李 求實的《評胡適之的「新花樣」》(註：連載於《中國青年》第98、99期，1925年9月。) 一文，也揭露和批判了胡適以「閉門讀書」阻止青年參加愛國運動的企圖。也因為如此， 當復古派攻擊新文學時，胡適雖然表示擁護白話文，卻沒有——事實上也不可能有—— 任何有力的反駁。他在《老章又反叛了！》中，還表達了和對方勾搭，願向對方輸誠的 心意，正好暴露出他自己滾入反動立場的丑態。 一九二四年，印度詩人泰戈爾來華，和胡適接近的一派文人又大肆宣傳。他們和復 古派一樣，借泰戈爾學說提倡「神」、「愛」、「精神復興」、「詩化的人格」等等， 妄想以唯心主義思想抵制正在廣泛傳播的革命思潮。惲代英(註：《告歡迎泰戈爾的 人》，1924年4月19日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瞿秋白(註：《泰戈爾的國家 觀念與東方》，《向導》周報第61期，1924年4月)、郭沫若等都曾為文加以批駁。郭沫 若在《泰戈爾來華的我見》裡，對於在被壓迫民族裡宣傳無原則的非暴力思想提出了強 烈的異議。他說：「平和的宣傳是現世界的最大的毒物。平和的宣傳只是有產階級的護 符，無產階級的鐵鎖。」(註：《創造周報》第23號，1923年10月。)同年年底，陳源、 徐志摩等創辦《現代評論》，胡適在幕後予以支持。圍繞著「五卅」慘案和「三一八」 事件，徐志摩和陳源先後為帝國主義、封建軍閥辯護，並且百般誣蔑人民群眾的革命斗 爭。魯迅和他們作了長期鏖戰，並直接揭露其作為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奴才的阻險的面 目：「自在黑幕中，偏說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卻以局外人自居；滿肚子懷著鬼胎，而 裝出公允的笑臉；……。」(註：《並非閒話》，《京報副刊》第166期，1925年6月1 日。)這在當時，的確是對胡適以及胡適之流全部伎倆的概括。同「現代評論派」的斗 爭進行到一九二八年。後來這派人物又以胡適為首，創辦了《新月》月刊，繼續與革命 文學陣營相對抗。 許多事實說明，新文化與新文學陣營中的進步力量同以胡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 主義者的分裂，是在要不要徹底地反帝和徹底地反封建這個根本問題上的分裂。新文化 和新文學統一戰線開始是以反封建、而「五四」以後則是以反帝反封建為其政治基礎的， 胡適及其追隨者在言論和行動上都遠遠地背離了這個基礎。同胡適派的鬥爭，在政治上 轉化為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在哲學上是唯物主義與實用主義的鬥爭，而在文化上，則 是為廣大人民著想還是為買辦資產階級乃至帝國主義效勞的鬥爭，這是兩條路線的鬥爭。 這個鬥爭貫串在中國現代文學史裡。胡適後來長期追隨國際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至 死不悟，遭到中國人民的唾棄。 「五四」以後日趨激烈的階級鬥爭——特別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對新文化運動 的倡導者和參加者都是嚴重的考驗。新文化運動主要領導人李大釗、陳獨秀，在持續不 斷的鬥爭中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李大釗成為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在早期的馬克思列 寧主義宣傳、中國共產黨的創立以及黨成立後的反帝反北洋軍閥的革命鬥爭中，作出了 重大的貢獻。他於一九二七年被北洋軍閥殺害。陳獨秀雖然在「五四」以後傾向於馬克 思主義，並在黨成立後擔任領導職務，但其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變。在鬥爭 中，他的右傾機會主義投降路線，使革命遭到嚴重挫折；後來終於墮落為托洛茨基主義 者，完全背叛了黨和革命。「五四」時期的許多新文化和新文學社團，由於其成員在革 命問題上所持的不同立場，同樣起了程度不同的分化。少年中國學會中的馬克思主義擁 護者與國家主義者於一九二一年後就逐漸分裂。國家主義者曾琦、左舜生等人創辦了 《醒獅週刊》，進行反共宣傳。馬克思主義者通過《向導》周報、《中國青年》等刊物， 駁斥了他們以「全民革命」為幌子而反對階級鬥爭的謬論，並揭露其與國民黨右派同流 合污的反動面目。創造社和文學研究會等文學社團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也出現了 從內部分裂的現象。創造社的主要成員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後參加了實際革命鬥爭，並 積極倡導革命文學運動；張資平等則經不住激烈鬥爭的考驗，走向墮落和反動。文學研 究會的沈雁冰等在革命或進步的道路上不斷前進，但也有不少人在一個時期內對革命采 取觀望、冷漠的態度；這個社團的發起人之一、後來又成為「語絲派」的主要人物之一 的周作人，終於背離了初期的鬥爭，由思想保守而至於政治墮落。在新文化和新文學統 一戰線的分化過程中，魯迅始終堅定不移地站在革命派方面，向著形形色色的敵人沖鋒 陷陣，到「四一二」事變之後，終於在激烈的階級鬥爭中成為一個偉大的共產主義者。 事物發展到一定階段，總要在它的內部產生對立物，使原來似乎是統一的東西發生 分裂。由「五四」文學革命所建立的新文學統一戰線的逐步分化，是激烈而複雜的階級 鬥爭在文學領域內的反映。經過鬥爭，固然胡適及其他資產階級右翼文人脫離了統一戰 線，但新文學隊伍的革命性和戰鬥性卻大大加強。魯迅說得好：「在行進時，也時時有 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然而只要無礙於進行，則愈到後來，這隊伍 也就愈成為純粹，精銳的隊伍了。」(註：《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萌芽月刊》 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事實也確是如此。在新的形勢下，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文學運 動的影響不斷加深。愈來愈多的進步知識分子加入了進步文學陣營，這就為無產階級革 命文學運動的開展和新文學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必要條件。

　　摘自：中国现代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