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癸巳
阴历六月二十一日出生，字锡予。
父汤霖，字雨三，晚年号颐园老人，湖北省黄梅县孔垅镇汤大墩人。《黄梅县志》谓其于光绪十五年成进士，平蕃(今甘肃庄浪)知县，未详何年署平蕃；母梁氏；兄用彬。

　　

1897年，丁酉，四岁
本年，父汤霖知渭源县，素喜汉易，生平最爱读《桃花扇》中之《哀江南》，常终日吟诵，寄其伤时之情。公耳濡目染，三岁即能背诵《哀江南》，父母异之。明年，雨三公丢官，先后设教馆于兰州、北京。公曾学于父亲所设之教馆，“幼承庭训，早览乙部”，于历史兴趣尤浓。成年尝感念“先父雨三公教人，虽淳淳于立身行己之大端，而启发愚蒙，则常述前言往行以相告诫。”［1］

　　

1908年，戊申，十五岁
入北京顺天学校，与梁漱溟、张申府等先生同校，尝与梁漱溟同读印度哲学之书及佛教经典。

1909年，己酉，十六岁
本年兄用彬自译学馆毕业，奖举人，后升入国立分科大学，获文学士学位。毕业后从事军政活动，累官至民国第一、二届众议院议员、国史馆协修、国务院国史编纂处处长，有《燕尘拾遗》、《新学名迹考》、《北洋军志》等多种著作。

1911年，辛亥，十八岁
六月，公与兄用彬及雨三公弟子二十余人于北京万牲园为父亲庆六十一寿辰，雨三公门人固原吴本钧绘有《颐园老人生日讌游园》。雨三公于自跋中以“学不足以成名，宦不足以立业”为憾，并示弟子儿辈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等“立身行己之大要”，告诫弟子儿辈“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公颇珍惜此图，后此，曾请欧阳渐、柳诒徵题诗于上。
十月，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成功。
本年，公与吴宓分别从北京顺天学校、西安宏道学校考入清华学校，二人后成挚友。
清华学校为八年制留美预备学校，其学制、教材、师资多采自美国，毕业生可直接进入美国本土各大学之三年级。

1912年，壬子，十九岁
此顷，公已立志于学术研究，虽终日接受洋化教育，然“寄心玄远之学，居恒爱读内典”［2］
八月，与吴宓合著长篇章回体小说《崆峒片羽录》，拟撰三十回，完成缘起回及前三回。全书大旨，在写“二人之经历，及对于人生道德之感想。书中主人为黄毅弟兄及其妹黄英，皆理想人物，此稿从未刊布”［3］，后不幸为吴宓家人丢失。

1913年，癸丑，二十岁
自前年始迄本年，公列入清华国文特别班研习国文典籍。据吴宓记载：“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三年，清华学校把国文较好，爱读国学书籍的学生七八人选出，特开一班，派学问渊博、有资格、有名望的国文教员姚茫父、饶麓樵诸先生来讲授。此特别班的学生，有何传骝(高等科)；有刘朴、汤用彤、吴宓、闻一多等……于是互相督促、切蹉、共同勤读。”［4］
吴宓赠诗文于公［5］

1914年，甲寅，二十一岁
仍在清华学校学习。
自本年九月至明年一月将长文《理学谵言》(凡两万三千字)连续刊布于《清华周刊》第13—29期，立论以为“理学者，中国之良药也，中国之针砭也，中国四千年之真文化真精神也”，全文于朱陆之学之真精神阐发尤多。
九月至十月，于《清华周刊》第13、15、16期连载短篇实事《孤嫠泣》。
十月，发表《理论之功用》于《清华周刊》第15期。
十一月，刊布《新不朽论》于《清华周刊》第20期。
十二月至明年一月，连载《植物之心理》于《清华周刊》第27—29期。

1915年，乙卯，二十二岁
二月，于《清华周刊》第30、31期发表《快乐与痛苦》，此篇为未完稿。
冬，公与吴宓等人创办“天人学会”，“此会用意，即欲得若干性情德智学术事功之朋友，相助相慰，谊若兄弟，以共行其所志”；“会之大旨，除共事牺牲，益国益群而外，则欲融合新旧，撷精立极，造成一种学说，以影响社会，改良群治……”［6］
本年，吴宓赠公以诗文《偶成示锡予》［7］

1916年，丙辰，二十三岁
二月至三月，发表《谈助》一文于《清华周刊》第65、66、68、70期，阐述文学观，认为无道德者、无卓识者、无怀抱郁积(即真实性情)者，不能工文章。
五月，于《清华周刊》第75期发表书评四篇及短文《说衣食》。
夏，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并考取官费留美，因治疗痧眼未能成行。
本年与黄冈张敬平结婚，妻兄张大年，亦民初国会议员，与兄用彬交谊甚笃。

1917年，丁巳，二十四岁
任清华学校国文课教师。钱穆叹曰：“其时校中缺一国文课教师，即命锡予以学生身份充任，其时锡予之国学基础已可想见”［8］。
任《清华周刊》总编辑。
本年吴宓入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学习文学。
长子一雄出生。

1918年，戊午，二十五岁
随清华戊午级毕业生赴美，入明尼苏达(Minnesota)州汉姆林(Hamline)大学哲学系学习，该校位于州府圣保罗城。
自入学至明年五月，主要选修哲学、普通心理学、发生心理学，完成的课内外作业(论文)依次是4篇、4篇、2篇，成绩均在97分以上。

1919年，己未，二十六岁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
六月十九日，乘火车抵达波士顿，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与陈寅恪同时师从Lanman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及印度哲学，仍进修西方哲学。
公初入哈佛，与梅光迪同住，科学季开学前迁至Standish Hall与吴宓、顾泰来、李达同住。
六月三十日，与吴宓谈论婚姻，谓“婚事宜对症下药”，“知足者乃有家庭之乐”。
七月十四日，晚，公与陈寅恪由吴宓导见白璧德教授(lrving Babbit,1865—1933)。吴宓跟随梅光迪奉白氏为师，自述当日“白师述其往日为学之阅历，又与陈君究论佛理。”［9］白氏为当时颇具影响之文学批评家，博学深思。其学说之核心是被视为现代保守主义的新人文主义。此种新人文主义认为将“人文”(Humanitas)释为泛爱是一大谬误，唯规训与纪律方为其真义。故其立论反对自培根以来的科学主义和自卢梭以来的浪漫主义，主张以人性中较高之自我遏制本能冲动之自我，强调自律与克制。而此种内在克制又有赖于从传统文化中求取立身行事之规范，即永恒而普遍之标准，以此集一切时代之智慧对抗当代崇尚功利的智慧。因而，此种标准具有超越时空的国际性。白氏坚信，中西文化传统“在人文方面尤互为表里，形成我们可谓之集成的智慧的东西”，对孔子思想尤为赞佩。其学说之宗旨可概述如下：必须先能洞悉人类古来各种文化之精华，涵养本身使成一有德守之人文学者，然后从事专门研究，并汇通各种文化中普遍永恒之人文价值或精粹，建立与颓败的近代文明相抗衡的文化体系。中国人则必须深入中西文化并撷采其中之精华而加以施行，以求救亡图存，不蹈西方之覆辙，并为解决全球之人文困境作出新贡献［10］。
白氏之论成为日后学衡派之理论来源。此前，公有诸多观念与白氏契合，此后，公之治学态度、方法、领域及其文化观颇受白氏影响，一如学衡诸友梅光迪、吴宓、陈寅恪等。
本年暑假，与吴宓同留哈佛校园，进暑校［11］。
此顷，公与陈寅恪、吴宓被称为“哈佛三杰”。
十月，梅光迪学成归国，赴南开大学任教，公与吴宓至车站为其送行。［12］

1920年，庚申，二十七岁
仍在哈佛学习。
暑期，赴白银湾(Silver Bay)出席基督教青年学生会议，并入康乃尔大学暑期学校。八月十七日，与陈演恪自纽约归哈佛［13］，归后为吴宓讲授《印度哲学与佛教》。
读内典甚勤，“殊多进益”［14］。

1921年，辛酉，二十八岁
二月，吴宓载：“白师谓于中国事，至切关心。东西各国之儒者(Humanitas)应联为一气，协力行事。则淑世易俗之功或可冀成。故渠于中国学生在此者，如张(鑫海)、汤(锡予)、楼(光来)、陈(寅恪)及宓等，期望至殷云云。”［15］
五月，梅光迪自南京国立东南大学致吴宓以挂号快函，聘其为该校英语兼英国文学教授，并邀其董理拟由中华书局印行的《学衡》杂志。吴宓欣然回电应聘，并将其决定告知公与陈寅恪。
六月，吴宓离哈佛回国。
九月，白璧德在波士顿美东中国同学年会上，以“中西人文教育谈”为题发表演说，其矛头直指中国新文化运动。白氏虽同情新文化运动反压迫、求发展之动机，然断言其偏弊甚多，认为“在中国求进步时，万不宜效法欧西之将盆中小儿随浴水而倾弃之。……虽可力攻形式主义之非，同时必须审慎保存其伟大之旧文明之精魂也”［16］。此次年会，公自当列席。

1922年，壬戌，二十九岁
一月，梅光迪、刘伯明、吴宓、胡先马+肃、柳诒徵等人于南京东南大学创办《学衡》杂志，其宗旨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17］。公回国前，吴宓邮寄《学衡》各期至哈佛寓所。
二月九日，《晨报副刊》登载风声(鲁迅)杂文《估学衡》。
夏，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旋即归国。由梅光迪、吴宓推荐，应东南大学副校长兼哲学系主任刘伯明之聘，出任哲学系教授。
十月十七日，支那内学院开学于南京公园路，欧阳竟无始讲《唯识抉择谈》，一时学人云集，梁启超赴金陵受业兼旬，张君劢亦负书问学。钱穆载：“锡予在中大(按东南大学为中央大学前身)，曾赴欧阳竟无之支那内学院听佛学，熊十力、蒙文通皆内学院同时听讲之友。”
十二月，《评近人之文化研究》发表于《学衡》第十二期，成为《学衡》社员。

1923年，癸亥，三十岁
本年兼任支那内学院巴利文导师，并授“释迦时代之外道”及“金七十论解说”两课。
《释迦时代之外道》发表于《内学》(支那内学院年刊)第一辑。
《叔本华之天才主义》发表于《文哲学报》第三期。
五月、七月，译文《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发表于《学衡》第十七、十九期。
十二月，译文《希腊之宗教》发表于《学衡》第二十四期。
年底，刘伯明病逝。

1924年，甲子，三十一岁
四、五月之交，东南大学裁并西洋文学系、《学衡》诸友梅光迪(赴美讲学)、楼光来、李思纯、吴宓(赴沈阳东北大学)先后散之四方。
《佛教上座部九心轮略释》发表于《学衡》第二十六期。
《印度哲学之起源》发表于《学衡》第三十期。

1925年，乙丑，三十二岁
仍执教于东南大学哲学系，并任系主任。
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附设留美预备部及国学研究院，吴宓赴北京主持国学研究院筹建工作，聘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为研究院教授，此四人被尊称为四大导师。
《释迦时代之外道》发表于《学衡》第三十九期。
本年因国民党与院系之间的势力斗争引发东南大学学潮。

1926年，丙寅，三十三岁
夏，转任天津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
本年吴宓欲荐公出任清华国学院哲学教授，未能如愿。

1927年，丁卯，三十四岁
农历正月十五日，次子一介生于天津。
六月二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生前曾为《学衡》撰文二十篇。陈寅恪、吴宓均作有挽持、挽词。
夏，赴南京，任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
熊十力来中大休养，与公共游处。
本年，因北伐战争，《学衡》停刊一年。
十一月四日，《学衡》派健将胡先马+肃至清华晤吴宓，言谈间于吴宓责言甚多，主张停办《学衡》。十七日，吴宓“又接汤用彤函，谓暑中南京同人本以文学院院长推宓，而宓不惟不来，且又函景昌极云云。该函为同人传观，致深怪宓之不情云云”［18］。此盖《学衡》社员内隙之始。
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华书局致函吴宓，决定续办《学衡》(改年出六期)，吴宓急函奉天景昌极等及南京柳诒徵、汤用彤等诸社员，报告续办立约，并索文稿。

1928年，戊辰，三十五岁
元月，《学衡》复刊。
《南传念安般经》发表于《内学》第四辑。
女一平出生。

1929年，己巳，三十六岁
仍执教于中央大学。
《印度哲学史——绪论》发表于《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第一期。
本年初，梁启超病逝，清华国学研究院失去王、梁两大导师，秋，宣布停办。
九月，吴宓决意与陈心一女士离婚，公与陈寅恪及《学衡》诸友力阻之，公尝谓：“离婚之事，在宓万不可行，且必痛苦。”［19］其旨盖在维护《学衡》社员在道德方面之呼吁，以俾为人与为学不相隔裂。
本年编成讲义《印度思想史稿》，绪论之外分十四章，并成油印讲义《隋唐佛教史稿》。

1930年，庚午，三十七岁
元月十七日，有讲演录一篇发表于中央大学日刊，论及熊十力《新唯识论》及其思想演变。
二月，欧阳竟无题诗于《颐园老人生日讠+燕游图》：“吾岂昔人吾犹昔，此心息息画工师，何妨幻住重留幻，楼阁如今尽孝思”，题署宜黄欧阳渐。
四月，《读慧皎〈高僧传〉札记》发表于《史学杂志》第二卷第四期、《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第八期。
夏，北京大学文学院长胡适用英庚退款、以研究教授名义请公至北大哲学系任教，住南池子缎库胡同三号。每学期两门课程，中外并授，或中国佛教史、印度哲学，或欧洲哲学(大陆理性主义、英国经验主义)、哲字概论。时，张颐主持哲学系。
钱穆亦于本年转任北大教授，始与订交。公尝告钱穆：在北大任教主要为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一课。此课在中央大学已任教有年，撰有讲义，但心感不满，须从头撰写。
本年，《学衡》再度停刊一年。

1931年，辛未，三十八岁
元月，《学衡》复刊，五月印行第七十五期后三度停刊，此后不定期出版。
本年，公荐蒙文通来北大任教。
《唐太宗与佛教》发表于《学衡》第七十五期。
《唐贤首国师墨宝跋》及《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发表于《史学杂志》第二卷第五期。
《摄山之三论宗史略考》发表于《史学杂志》第二卷第六期。
修改讲义《隋唐佛教史稿》，并成铅印本。

1932年，壬申，三十九岁
熊十力自杭州返北京，在北大讲授唯识学，与公常相往来。
《竺道生与涅般/木学》发表于《国学季刊》三卷一号。
秋冬，《学衡》杂志社在南京诸人提议与中华书局解约，改由南京锺山书局印行，吴宓力持反对，社内不和更甚。

1933年，癸酉，四十岁
发表《释道安时代之般若学述略》于《哲学论丛》五月号。
七月十五日，《学衡》之精神导师白璧德在美国去世。
七月，《学衡》出版第七十九期后，永久停刊。
秋，接熊十力来书一通：“看《大智度论》，镇日不起坐。思维空义，豁然廓然，如有所失(如拨云雾)，如有所得(如见青天)。起坐，觉身轻如游仙”。
此顷，常相聚者有：熊十力、蒙文通、钱穆、梁漱溟、陈寅恪、林宰平等。熊蒙二人常就佛学、理学争辩不休，梁熊常谈及政事，亦有争议，独公“每沉默不发一语”(钱穆语)，绝非无学问无思想，性喜不争使然也。钱穆赞其为“柳下惠圣之和者”。

1934年，甲戌，四十一岁
指导王维诚完成学位论文《老子化胡说考证》，并于《国学季刊》四卷二号发表《王维诚〈老子化胡说考证〉审查书》。
《大公报》三月十七日发表《评〈唐中期净土教〉》。
本年起，任北大哲学系主任，聘郑昕讲授一年级形式逻辑。

1935年，乙亥，四十二岁
一月十日，上海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引发东西文化大辩论。
此顷，公所主持之北大哲学系已形成重视哲学史与佛教思想之系风，迥异于清华重逻辑之风气。公兼授中、印、欧哲学史，周叔迦、熊十力授中国佛教思想，马叙伦以法相唯识学释庄周。
四月，陈寅恪自清华西院来明信片，语及《僧传》之法和，并嘱公代借《太平经》，十四日，公覆书陈寅恪，论及《太平经》传授之记载等［20］。陈寅恪接书后再覆书，惜不存。
四月十三日，中国哲学会第一届年会在北平召开，公与金岳霖、冯友兰当选为哲学会常务理事。
《读〈太平经〉所见》发表于《国学季刊》五卷一号。
《释法瑶》发表于《国学季刊》五卷四号。
五月，上海中华书局印行《吴宓诗集》，集中收有吴宓赠公诗文多篇，并收有《谈助》一文之局部，分别见卷二、卷末。

1936年，丙子，四十三岁
四月初四日，中国哲学会年会第二届年会在北平举行，公出席会议，并宣读论文《关于〈肇论〉》。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一卷一号发表The Editons of the Ssushin -Erh-chang-chin,Trans.by J.R.Ware.
《哲学评论》第七卷第一期发表《汉魏佛教的两大系统》(第一届中国哲学年会报告摘要)。
《哲学评论》第七卷第二期发表《关于〈肇论〉》(第二届哲学年会报告摘要)。

1937年，丁丑，四十四岁
一月十七日，胡适为公校阅《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稿本第一册，赞此书极好，称“锡予与陈寅恪两君为今日治此学最勤的，又最有成绩的。锡予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唯不同意公否定佛教从海道来中国之说。是日，胡适致书商务印书馆王云五，推荐出版该“权威之作”，又以长信致公商讨书中个别论点。明日，胡适与公畅谈，公自认胆小，只能作小心求证，不能作大胆之假设。胡适以此为谦词，于日记中赞“锡予的书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这是最可效法的态度”。公于交谈中坦承：“颇有一个私见，就是不愿意说什么好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公治印度佛教、中国佛教卓有成就，故胡适戏言道：“我也有一个私见，就是说什么坏东西都是从印度来的。”二人大笑［21］。然于此亦可见二人治学方法及文化观之不同。
三月九日，与白璧德齐名同道的美国人文主义大师摩尔(Paul Elmer More)去世。
《中国佛教史零篇》发表于《燕京学报》第二十二期。
本年农历五月初二，幼子一玄生。
是夏，公陪同母亲消暑于牯岭，与钱穆同游匡庐佳胜，读书著文。不久，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当丧乱，犹孜孜于自学。结庐仙境，缅怀往哲”，颇感“自愧无地”［22］。集《大林书评》，凡五篇：《评〈考证法显传〉》、《唐贤首国师墨宝跋》、《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跋》、《评日译〈梁高僧传〉》、《评〈小乘佛教概论〉》，前三篇载《微妙声》第三期，后两篇载《微妙声》第八期。
与汤乡铭、周叔迦任《微妙声》编委。
年底，辗转至长沙临时大学，因文学院设在南岳衡山，旋转赴南岳。

1938年，戊寅，四十五岁
元旦，于南岳掷钵峰下撰《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跋》，本书为公之传世名作。跋云：“十余年来，教学南北，尝以中国佛教史授学者。讲义积年，汇成卷帙。……乃以其一部付梓人”。是书于本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
一月，取道广西，随临大转赴云南西南联合大学，同行者有贺麟等人。至昆明，暂住迤西、全蜀两会馆后院楼下大厅。四月，赴蒙自联大文学院，与贺麟、吴宓、浦江清及子一雄同住校外西式二层小楼。八月一日放署假，至十一月底止。八月底，蒙自联大文、法学院迁至昆明，公与钱穆、姚从吾、容肇祖、沈有鼎、贺麟、吴宓仍留蒙自读书。十月二十九日，诸先生推公为赴昆明旅行团团长，同赴昆明。
本年仍任北大哲学系主任，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

1939年，己卯，四十六岁
前此，有两箱《大正大藏经》丢失于北京至昆明运途中，手头缺乏佛教资料，故更加注意魏晋玄学。
《读〈人物志〉》发表于昆明《益世报》读书双周刊第一一九至一二一期。

1940年，庚辰，四十七岁
此顷，指导王明研究道教。后此，王明成《〈太平经〉合校》，成为研究道教必读资料。
陈寅恪本年以新著《秦妇吟校笺》赠公。
对魏晋玄学的研究颇有进展。
《读刘邵〈人物志〉》发表于《图书季刊》新二卷一期。
魏晋玄学研究两篇：《魏晋玄学流别略论》、《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刊载于《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本年，《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获抗战时期教育部学术研究一等奖(哲学类)，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获社会科学类一等奖。

1941年，辛巳，四十八岁
一月，皖南事变发生。受此影响，联大习哲学者散去若干人，公慰留冯契等人。

1942年，壬午，四十九岁
与陈寅恪、吴宓等人同列第一批教育部部聘教授。
《王弼大衍义略释》发表于《清华学报》第十三卷第二期。

1943年，癸未，五十岁
《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发表于《学术季刊》第一卷第二期。
《王弼圣人有情义》发表于《学术季刊》第一卷第三期。
《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发表于《图书季刊》新四卷一、二合刊。
《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发表于《哲学评论》第八卷第四期。

1944年，甲申，五十一岁
《隋唐佛教之特点》发表于《图书月刊》第三卷第三、四期。

1945年，乙酉，五十二岁
《印度哲学史略》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印行，本书由一九二九年讲义修改而成，系“缀拾东西方学者的研究成就加以翻译资料和佛经资料编撰而成”。
八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
联大时期，公含辛茹苦，以民族文化之继承、弘扬为使命，教学、著述未尝间断。虽因贫苦艰难而失长子一雄、爱子一平(皆病逝于昆明)，心灵遭受剧创，然矢志不移，为民族文化之复兴、建设屡献硕果，在学术界奠定了令人瞩目的崇高地位，并培养出一大批出色的学界新人。
六月，因公至重庆，其间由贺麟暂代哲学心理学系主任。
十月，随北大复员，在北平沙滩北大旧址开学。此时北大校长为胡适，美国士兵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发生后，胡适曾从南京致函文学院长汤用彤告处理此事之意见。
十月二十三日，《大公报·文史周刊》第二期发表《谢灵运〈辨宗论〉书后》。

1947年，丁亥，五十四岁
春，结束魏晋玄学一课，随即授英国经验主义。
此顷，仍任哲学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校长胡适热衷于政治活动，常因公去南京，诸多校务均常委托公与傅斯年协理。公以是常觉身心疲惫。
夏，应加利弗尼亚大学之请赴美讲学，授《汉唐思想史》一年，撰有英文讲义。
本年于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会议上当选为院士，兼任评议员。
任史语所驻北平办事处主任。
Wang pi's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Iching and Lun Yu(Translation and Notes by Walter Liebenthal),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ume10,No.2.

1948年，戊子，五十五岁
夏，婉拒哥伦比亚大学讲学之邀，决定回国，九月返北平。
平津战役后，胡适转赴南京，旋即劝公南下，且派人送来两张机票，公弗允。

1949年，己丑，五十六岁
一月，解放军进驻北京。
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时北大无校长)。
本年，周恩来曾来北大孑民堂与公及北大诸教授座谈，公甚佩服其人之气度与学识。
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1951年，辛卯，五十八岁
本年始不再授课。

1952年，壬辰，五十九岁
全国院系调整，北大迁至西郊，马寅初任校长，江隆基任主管教改、教务之副校长，公出任主管基建、财政之副校长，虽用非所学，仍勤恳工作，助手为张龙翔。

1953年，癸巳，六十岁
中国科学院成立，公任历史考古专门委员会委员。

1954年，甲午，六十一岁
本年，出席由《人民日报》主持的胡适批判会议，归后患脑溢血，病甚重，长期卧床。此后学术活动或撰写文章多由任继愈助理。

1955年，乙未，六十二岁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下册，由中华书局重印。

1956年，丙申，六十三岁
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任学部委员，《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编委。

1957年，丁酉，六十四岁
《魏晋玄学论稿》由人民出版社印行。
五月十七日，向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递呈书面发言，此发言稿由助手汤一介笔录而成。发言批评了科学院、高等院校及生产部门相互隔离的现象，并提出具体意见：发言还批评了对一些专家学者如蒙文通、钟泰、景昌极等人不重用的现象，主张量才重用之；倡导整理出版重要文化典籍如《道藏》、《太平御览》、《大藏经》，发言还反对学术界对外闭关，主张恢复教授休假制度，派他们出去考察研究，加强与国际文化、学术界的交流和联系。

1958年，戊戌，六十五岁
本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1960年，庚子，六十七岁
《印度哲学史略》由中华书局重印。

1961年，辛丑，六十八岁
此顷，已不能撰写长文，每天只能遵医嘱工作一、二小时，仍坚持治学，撰写短文。
《康复札记四则·“妖贼”李弘·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何谓“俗讲”·佛与菩萨》发表于《新建设》六月号。
《针灸·印度古医书》发表于《新建设》七月号。
《读一点佛书的“音义”》发表于十月十九日《光明日报》。

1962年，壬寅，六十九岁
《魏晋玄学论稿》由中华书局再版。
《往日杂稿》由中华书局出版。
《论中国佛教无“十宗”》发表于《哲学研究》第三期。
《关于慧深》发表于十月十四日《文汇报》。
《从一切道经说到武则天》发表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光明日报》。

1963年，癸卯，七十岁
五月一日晚，上天安门城楼观赏焰火，由周恩来导见毛泽东。毛询问公之身体状况，嘱公写短文，并言其阅读过公所撰全部文章。
本年当选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由中华书局再版重印。
《给巨赞的信(关于东汉佛教的几个问题的讨论)》发表于《现代佛学》第二期。
《中国佛教宗派补论》发表于《北京大学人文科学学报》第五期。

1964年，甲辰，七十一岁
《读〈道藏〉札记》发表于《历史研究》第三期。
三月，因心脏病住进医院治疗。
五月一日，病逝。

注释
［1］［2］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跋》，1938年元旦识于南岳。
［3］转引自吴学昭《吴宓与汤用彤》。
［4］吴宓1970年3月30日交待稿，见吴学昭文。
［5］见《吴宓诗集》卷二《示锡予》。
［6］见前引吴学昭文。
［7］同［5］。
［8］钱穆《忆锡予》，载《燕园论学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4月第1版。
［9］吴宓1919年7月14日日记，见吴学昭著《吴宓与陈寅恪》第20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第一版。
［10］沈松侨对白氏学说多有所述，见沈氏所著《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反新文化运动》第三章第一节，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4年初版。
［11］［12］［13］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第20页。
［14］吴宓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日《日记》，见前引吴学昭文。
［15］同上书页22。
［16］转引自前引沈著页133。
［17］《〈学衡〉杂志简章》，见该杂志各期卷首。
［18］事见《吴宓与陈寅恪》页63。
［19］同上书页76。
［20］覆书日期为四月十四日，不详何年，姑系于本年。全书内容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页88—8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21］胡适日记，载1985年8月1日台湾《联合报》。
［22］见《汤用彤学术论文集·大林书评序》。

　　转自： 国学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