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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光迪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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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吴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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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记

 

 

  
……王国维加授《尚书》课程的第二天,1925年10月16日,清华国学研究院召开了第二次教务会。梁启超进了工字厅,便见吴宓、王国维、赵元任、李济均在座。大家见了梁启超,脸上都露出诧异的神色。梁启超心中已知原因,且不说破,自管坐到桌前。果然,王国维笑道:“任公,见了你在《清华周刊》上的文章,可谓尽吐胸中块垒。只是你在清华教书,一面却又振臂高呼,恐怕听众未必云集呢!”
   赵元任等自忖年轻,不好随便与梁启超调侃,只是看着梁启超发笑。
   原来梁启超发在《清华周刊》的文章正是他原拟在“双十节”演讲的。这大概是他“中止”政治活动以来的第一篇政治性言论。全文洋洋乎一万三千余言,似乎把憋了多年的牢骚通通发泄了出来。他骂****、骂国民党、骂孙中山,大有“举世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之势。
   吴宓看梁启超神色俨然,插上话头道:“梁先生,您说民国是‘不满十四岁的小祖宗',这话说得可太好了!”
   梁启超颔首道:“中国的政府,总是一丘之貉,变来变去,永远没有新意。说到底,大同之世渺茫无期。有时候想起康南海,觉得中国人太苦了!”
   梁启超的这一番感叹后来被另一位国学大师陈寅恪用一句诗概括:“最是文人不自由”。他们几个人,可算是中国学术最高代表人物,然而后来毕竟颠沛流离,终身辛苦。这,便是社会对才人的馈赠!
   谈话渐及正题,大家议定国学院不编刊物,以免芜杂难精,且荒废学生学业。
   转眼又到了旧历年底,清华国学研究院刚同美人毕士博(Bishop)议定一项协议,共同发掘中国的古物,又接待了荷兰雷登大学汉文教授戴闻达。有朋自远方来,给清华的新年更增添了喜气。但是冰山底下的火山,终有爆发的时候,雷霆来临之前,也有一段宁静的时光。最先感受到暴雨之前的沉闷的,是吴宓。
   吴宓封好了几封信,托校工寄出,这里头分别给《学衡》的同人约稿、要钱。自一九一五年新文化运动以后,西学渐侵,《学衡》缺乏时代的气息,带有骸骨迷恋的色彩,销路始终打不开。刘半农、鲁迅、吴虞等人笔锋犀利,直指《学衡》。《学衡》处境至为艰难。
   校工拿了信件出门,王国维就来小坐。两人谈及《学衡》,默默无言。王国维道:“雨僧,你可不能光顾事业忘了家。尊夫人很有德行呢。”吴宓正要辩解,王国维摇手说:“独不见梅君光迪之事乎?”
   梅光迪其时任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也是《学衡》的主要撰稿人。他的夫人是乡下人。却说梅光迪自任主任后,即在南京租了一间大屋,把屋子里布置得美仑美奂,极具现代意味。夫人来后,手足无措,事事不合。一天梅光迪大宴宾客,呼夫人出见。梅光迪一看妻子仍穿着碎花的衫子,心中已自不喜,又见她萎萎缩缩地站在厅角,更是不满。梅光迪素性虚荣,这时不免感到大失面子,就叫她去拿水果,不一时,水果奉上,梅光迪一看,脸“刷”地就红了。原来,梅夫人不懂时髦的礼仪:把水果切成小块,用竹签插着。却只是用水一洗,皮也不削,端在盘子里就奉上来。席间梅光迪的女友、女学生不少,又不好当众发作,心中暗忿不提。
   此后,梅夫人即被遣回原籍,梅光迪不久即有新欢。
   吴宓听王国维如此说法,红着脸说:“心一不至于像梅夫人,宓也不比梅君。此事且由他。王先生,我这个研究院主任是不能做下去了!”
   王国维惊道:“怎么了?”
   吴宓苦笑说:“这些日来学生人心浮动不定,我开始还不知道什么缘故。后来有个学生直性子,找我谈了几次,我才知道曹校长要策动人反张先生!”
   王国维睁大眼睛,且听吴宓说下去:“学校里上上下下都有曹校长的亲信,他又不肯听人意见,张先生当然很不满,已经嚷了好几次,说‘校政腐败',要到南开去。”
   王国维摇摇头,黯然道:“学校不搞学术,专致心于这种龌龊之事,那不成了野鸡大学?”
   吴宓也感慨道:“学生运动要闹起来,往往就为政客所利用,殊失赤子本来心意。宓在东南大学,当时全国能讲外国文学史的,只有我和周作人先生。最近看了周先生的诗《小河》,思想意境之深刻,令人叹为观止!”
   停了一会儿,吴宓续道:“清华设大学部,中文系也要我负责。要是梁先生,精力就不会成问题。宓当初在清华学校毕业,体育都没有及格。再负责一系一院一刊,非‘鞠躬尽瘁'不可。好在国学研究院已步入正常轨道,诸先生也无甚杂务。”
   王国维一直燃着烟斗倾听,知道事已不可挽回,就开玩笑道:“雨僧,我早年就说德智体美四育并进,不过假如我也在清华念书,撞到马约翰的手里,决讨不了好去。”说着“呵呵”地笑起来。
   吴宓笑道:“马约翰先生太过严厉。当时我跳远不及格,不得不延迟一年留美。幸好平时成绩不坏,可以在学校文案处领一份闲职。一年里颇得周诒春校长之垂青,最终方得留美。我当时又有砂眼,每天医生用方糖擦眼,血流了不少——有人说我们留美是‘流血牺牲'换来的,一点都不错。”
   王国维沉思着,咬得烟斗一明一灭,说道:“现在清华又规定体育不及格只能叫结业,不能叫毕业,在北京工作的人还好,能方便来校补学分,倘若分到外地,真不知如何是好。”
   吴宓道:“人之禀性不一,又岂能一概而强!有的人天生体质弱,强迫他锻炼,徒耗血气,即使在短期内肌肉力量有所提高,就其一生而言,实弊多而利少,损重而益轻。我学生时代尚不觉得,现在回过头看,读书时营养本已不够,还要强迫学生锻炼,实为极不智之举。”
   王国维连连点头称是。聊了一会儿,便端茶送客。
   打春前后,王国维请假一周,他要去天津给清逊帝溥仪祝寿。吴宓向校长递交了辞呈,也获批准。一切看来尚平静,梁启超先生却于此时病倒了。国学研究院的老师陆续去探望,学生看视的也络绎不绝。医院诊断结果:肾炎,须割去一只内肾,手术后一个月之内不许旁人打搅。
   这时王国维已从天津回来,国学院的老师碰了一下头,就着人把姚名达、周传儒等学生叫来,细询梁启超病发前的情况。
   姚名达垂泪说:“早些日子先生说做学问的欲望太大,想集中精力专搞一点,就是治史。整个冬天,都在讲中国文化史,当时谈的是社会组织篇,昼夜不辍,让我记录,春天就病了。”
   周传儒续道:“先生这部书要分三部,二十九篇,凡关中国文化之一切事务,几无所不包。先生平时精力过人,谁知这一病,竟缠绵数月……”说到此,已哽咽不能成声。
   王国维等互相对望,心中均已了然,梁启超此病,实积劳所致。正在议论间,有人推门。大家看时,来人也不陌生,是《清华学报》的总编,教社会学的陈达。陈达进门便问:“老爷子怎样了?”
   陈达是哥伦比亚研究院哲学博士,1916年由清华学校毕业,跟吴宓是同级的同学。民国十二年回清华任教。
   当时梁启超的次子思永在陈达门下受业,陈达跟思永谈及梁启超,称呼“老太爷”惯了,此时也就脱口而出。陈达一看姚名达、周传儒他们泪眼婆娑的样子,不由大惊。待知梁启超病情没有恶化,才吁了口气。当下议定探视的日子,这才散去。 ……
 

转自:智识论坛《戴家祥先生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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