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加授《尚书》课程的第二天，1925年10月16日，清华国学研究院召开了第二次教务会。梁启超进了工字厅，便见吴宓、王国维、赵元任、李济均在座。大家见了梁启超，脸上都露出诧异的神色。梁启超心中已知原因，且不说破，自管坐到桌前。果然，王国维笑道：“任公，见了你在《清华周刊》上的文章，可谓尽吐胸中块垒。只是你在清华教书，一面却又振臂高呼，恐怕听众未必云集呢！”
　　 赵元任等自忖年轻，不好随便与梁启超调侃，只是看着梁启超发笑。
　　 原来梁启超发在《清华周刊》的文章正是他原拟在“双十节”演讲的。这大概是他“中止”政治活动以来的第一篇政治性言论。全文洋洋乎一万三千余言，似乎把憋了多年的牢骚通通发泄了出来。他骂****、骂国民党、骂孙中山，大有“举世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之势。
　　 吴宓看梁启超神色俨然，插上话头道：“梁先生，您说民国是‘不满十四岁的小祖宗'，这话说得可太好了！”
　　 梁启超颔首道：“中国的政府，总是一丘之貉，变来变去，永远没有新意。说到底，大同之世渺茫无期。有时候想起康南海，觉得中国人太苦了！”
　　 梁启超的这一番感叹后来被另一位国学大师陈寅恪用一句诗概括：“最是文人不自由”。他们几个人，可算是中国学术最高代表人物，然而后来毕竟颠沛流离，终身辛苦。这，便是社会对才人的馈赠！
　　 谈话渐及正题，大家议定国学院不编刊物，以免芜杂难精，且荒废学生学业。
　　 转眼又到了旧历年底，清华国学研究院刚同美人毕士博（Bishop）议定一项协议，共同发掘中国的古物，又接待了荷兰雷登大学汉文教授戴闻达。有朋自远方来，给清华的新年更增添了喜气。但是冰山底下的火山，终有爆发的时候，雷霆来临之前，也有一段宁静的时光。最先感受到暴雨之前的沉闷的，是吴宓。
　　 吴宓封好了几封信，托校工寄出，这里头分别给《学衡》的同人约稿、要钱。自一九一五年新文化运动以后，西学渐侵，《学衡》缺乏时代的气息，带有骸骨迷恋的色彩，销路始终打不开。刘半农、鲁迅、吴虞等人笔锋犀利，直指《学衡》。《学衡》处境至为艰难。
　　 校工拿了信件出门，王国维就来小坐。两人谈及《学衡》，默默无言。王国维道：“雨僧，你可不能光顾事业忘了家。尊夫人很有德行呢。”吴宓正要辩解，王国维摇手说：“独不见梅君光迪之事乎？”
　　 梅光迪其时任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也是《学衡》的主要撰稿人。他的夫人是乡下人。却说梅光迪自任主任后，即在南京租了一间大屋，把屋子里布置得美仑美奂，极具现代意味。夫人来后，手足无措，事事不合。一天梅光迪大宴宾客，呼夫人出见。梅光迪一看妻子仍穿着碎花的衫子，心中已自不喜，又见她萎萎缩缩地站在厅角，更是不满。梅光迪素性虚荣，这时不免感到大失面子，就叫她去拿水果，不一时，水果奉上，梅光迪一看，脸“刷”地就红了。原来，梅夫人不懂时髦的礼仪：把水果切成小块，用竹签插着。却只是用水一洗，皮也不削，端在盘子里就奉上来。席间梅光迪的女友、女学生不少，又不好当众发作，心中暗忿不提。
　　 此后，梅夫人即被遣回原籍，梅光迪不久即有新欢。
　　 吴宓听王国维如此说法，红着脸说：“心一不至于像梅夫人，宓也不比梅君。此事且由他。王先生，我这个研究院主任是不能做下去了！”
　　 王国维惊道：“怎么了？”
　　 吴宓苦笑说：“这些日来学生人心浮动不定，我开始还不知道什么缘故。后来有个学生直性子，找我谈了几次，我才知道曹校长要策动人反张先生！”
　　 王国维睁大眼睛，且听吴宓说下去：“学校里上上下下都有曹校长的亲信，他又不肯听人意见，张先生当然很不满，已经嚷了好几次，说‘校政腐败'，要到南开去。”
　　 王国维摇摇头，黯然道：“学校不搞学术，专致心于这种龌龊之事，那不成了野鸡大学？”
　　 吴宓也感慨道：“学生运动要闹起来，往往就为政客所利用，殊失赤子本来心意。宓在东南大学，当时全国能讲外国文学史的，只有我和周作人先生。最近看了周先生的诗《小河》，思想意境之深刻，令人叹为观止！”
　　 停了一会儿，吴宓续道：“清华设大学部，中文系也要我负责。要是梁先生，精力就不会成问题。宓当初在清华学校毕业，体育都没有及格。再负责一系一院一刊，非‘鞠躬尽瘁'不可。好在国学研究院已步入正常轨道，诸先生也无甚杂务。”
　　 王国维一直燃着烟斗倾听，知道事已不可挽回，就开玩笑道：“雨僧，我早年就说德智体美四育并进，不过假如我也在清华念书，撞到马约翰的手里，决讨不了好去。”说着“呵呵”地笑起来。
　　 吴宓笑道：“马约翰先生太过严厉。当时我跳远不及格，不得不延迟一年留美。幸好平时成绩不坏，可以在学校文案处领一份闲职。一年里颇得周诒春校长之垂青，最终方得留美。我当时又有砂眼，每天医生用方糖擦眼，血流了不少——有人说我们留美是‘流血牺牲'换来的，一点都不错。”
　　 王国维沉思着，咬得烟斗一明一灭，说道：“现在清华又规定体育不及格只能叫结业，不能叫毕业，在北京工作的人还好，能方便来校补学分，倘若分到外地，真不知如何是好。”
　　 吴宓道：“人之禀性不一，又岂能一概而强！有的人天生体质弱，强迫他锻炼，徒耗血气，即使在短期内肌肉力量有所提高，就其一生而言，实弊多而利少，损重而益轻。我学生时代尚不觉得，现在回过头看，读书时营养本已不够，还要强迫学生锻炼，实为极不智之举。”
　　 王国维连连点头称是。聊了一会儿，便端茶送客。
　　 打春前后，王国维请假一周，他要去天津给清逊帝溥仪祝寿。吴宓向校长递交了辞呈，也获批准。一切看来尚平静，梁启超先生却于此时病倒了。国学研究院的老师陆续去探望，学生看视的也络绎不绝。医院诊断结果：肾炎，须割去一只内肾，手术后一个月之内不许旁人打搅。
　　 这时王国维已从天津回来，国学院的老师碰了一下头，就着人把姚名达、周传儒等学生叫来，细询梁启超病发前的情况。
　　 姚名达垂泪说：“早些日子先生说做学问的欲望太大，想集中精力专搞一点，就是治史。整个冬天，都在讲中国文化史，当时谈的是社会组织篇，昼夜不辍，让我记录，春天就病了。”
　　 周传儒续道：“先生这部书要分三部，二十九篇，凡关中国文化之一切事务，几无所不包。先生平时精力过人，谁知这一病，竟缠绵数月……”说到此，已哽咽不能成声。
　　 王国维等互相对望，心中均已了然，梁启超此病，实积劳所致。正在议论间，有人推门。大家看时，来人也不陌生，是《清华学报》的总编，教社会学的陈达。陈达进门便问：“老爷子怎样了？”
　　 陈达是哥伦比亚研究院哲学博士，1916年由清华学校毕业，跟吴宓是同级的同学。民国十二年回清华任教。
　　 当时梁启超的次子思永在陈达门下受业，陈达跟思永谈及梁启超，称呼“老太爷”惯了，此时也就脱口而出。陈达一看姚名达、周传儒他们泪眼婆娑的样子，不由大惊。待知梁启超病情没有恶化，才吁了口气。当下议定探视的日子，这才散去。 ……

转自：智识论坛《戴家祥先生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