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衡派，他们当时所见大体上是不错的，但也并非无可商议处。我们的责任是给他们“摘帽”，把抹在他们脸上的赃物洗净，还他个本来面目，是美，是丑？决之公论。
　　 新文化派是胜利过的失败者。学衡派是失败过的胜利者。

　　一九二二年在南京出版了一本叫《学衡》的文学理论刊物，为《学衡》撰稿的一帮人有共同的立场、观点、情趣和理想，因此他们被称为学衡派。这帮人专一和新文化派作对，也可以说他们是为反对新文化派才创办了这一刊物。

　　被扭曲了的历史给予他们以极不公正的待遇，沉冤八十载了，整整地。他们被诬陷，被抹白了鼻梁，甚而被挂一幅魔鬼般的面具。在某些现代文学史的著作中，常被唯心主义地视为不存在，提都懒得提一句，有的提了却是贬斥性的一笔带过。大革文化命中，四人帮的十一只笔杆子（十一歌）倒很看重学衡派的，其看中方式就是给他们扣上顶重得吓人的大帽：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结合的复古逆流，“遗老遗少”；因为他们大都是美国最好的大学——哈佛大学读过书，得过硕士、博士衔，于是被扣以“穿西装的卫道士”等等。

　　近些年学衡派曾引起部分学界人士的注意，有人进行研究。他们中一些人出版了专集，但大都是自费出版或由友人资助出版。但研究者即使有比较客观的文章，也总忘不了给他们派送一顶保守派、文化保守主义的帽子。

　　在西方，保守并非贬词，英国的一个大党就叫保守党。但在中国，保守是迂腐、无知、愚昧、拒绝新事物的同义词，距离反动、反革命只一步之隔。所以给学衡派加上保守二字，对学衡派倒无所谓，对自己则保了险，表示和学衡派划清了界限，秋后算帐时就有用了。

　　学衡派之被压被排挤就在它呱呱坠地之时，周作人指学衡派为复古主义；鲁迅称之为“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周氏兄弟一承认其复古，一直指其为假货。鲁迅的一篇《估〈学衡〉》，给后来的十一歌提供了炮弹，十一歌说学衡人物“对新旧学问都是一窍不通的”，其实这才是十一歌之流的夫子自道，他们要达到学衡派的学问水平，得认真苦读二十年，外加面壁十年。学衡派人物的学问素养，比之新文化派诸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在国外拿到的硕士、博士头衔比新文化派多数倍，他们没一个人朱紫其衣，黄马其褂，他们从未依附哪派政治强人，终生奔走风尘于教育事业和科研事业，桃李满天下，有重大成就者，未计其数。

　　八十年过去了，世界已几底沧桑，他们最终被证明是胜利者。他们当年的主张、观点经得住历史的验证，得到准确的定位，如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冷落之、嘲讽之、打击之、诬陷之，使之尝遍苦涩，历尽艰辛。

中国文化人内战，第一枪在美国响起

　　胡适、陈独秀是以否定中国文化起家的，但其言论，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并没有市场，尤其是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其中以梅光迪为最早，梅和胡适是安徽同乡，二人关系很好，以兄弟相称，二人常在通信中讨论学问，梅对胡很是钦敬。但当胡适提出“要须作诗如作文”之后，立即受到梅的批评，开始以朋友的口气讨论、相劝，但无效。二人关系越来越僵，口气越来越不好听。可以说中国两派的交锋，是在美国开始的。后来，胡适的态度，特别是陈独秀以及钱玄同等任加入战团之后，使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们愤怒，有张鑫海（后来成为博士）者，愤慨地说，因“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学问未成，同志未集，大约就是学衡到一九二二年才出版的原因。梅光迪曾引春秋时楚国申包胥对伍子胥说的话，“子能覆楚，我必复之”。《学衡》的创刊意味着“鏖战”已经开始。

　　《学衡》首先在南京的东南大学建立了基地，受到实际主持校务的副校长，曾是美国西北大学的学生的刘伯明的支持，刘也是位博士。梅光迪、吴宓（哈佛大学硕士）及胡先（马肃）（哈佛大学博士）合议创办，由吴任总编，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到一九三三年七月（一九二七年停刊一年）共出版七十九期，合共十二年，比新文化派任何一个刊物都命长。它没有官方背景，没拿官方津贴，经费主要靠募捐或自掏腰包。有官方背景的章士钊曾主动捐助一千元大洋，但被他们拒收。刊物没有经费，投稿者虽然一篇篇大块文章发表，但没有“收大洋xx泉”的记帐。他们志行高洁，谋求的不是私利。请看他们的发刊宗旨及办法：

　　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对于国学则主张）以切实之功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煮其旨要，以见吾国文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对于西学则主张）博取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庶使吾国学子，潜心研究，兼收并览，不致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也。

　　《学衡》有一个整齐精粹的作者群，除了梅、吴、胡三人外，尚有刘伯明、吴芳吉、刘扑、易峻、曹慕管、张鑫海、李思纯、浦江清、张荫麟、赵万里、郭斌酥、马宗霍、汤用彤、黄华、萧纯棉、柳诒征、徐则陵、张其昀、王焕酥、徐镇颚、束世征、向达、刘永济、刘盼遂、林损、王易、王浩、黄节、刘善择。

　　还有大师级人物：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

　　光有这一作者群，就能略知《学衡》的学术水平。它固然以新文化派为靶标，但也发表了大量文史哲方面的文章和译著。

攻城略地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的对立有个总的聚焦，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争论都围绕着这一聚焦。它就是如何对待祖国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的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是全盘否定，一概打倒，还是甄别优劣，优者保存继承，劣者扬弃？对西洋文化是盲目崇拜，臣服在地，全盘引入，还是有区别地明白辨析，审慎取择，供我所用？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说：

　　中国二千年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这都是因为这二千年文人所作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是没有价值的死文学。

　　请注意“都是”“只有”几个副词，这是极有重量和硬度的副词，也是他的大前提。胡适一下子打死了中国二千年中所有文言文学，时间之长，面积之大，横尸之众，令人怀疑作者是个嗜杀狂。但胡适犯了最简单的逻辑错误，在“都是”“只有”之后却突然来了句“凡是有一些价值和生命的都是白话式或接近白话的文字写的。”当然，也只是“有一些”而已，并非真有。胡适的逻辑、用词混乱之极，而《石壕吏》、《兵车行》就是他所说的白话诗，是不值一驳的。

　　胡适就是根据这样一个荒乎其唐的前提，得出个文言当废的结论。世界上各个有文字的民族，都有口头语、书面语的区别。“母病速归”是文言的书面语，用口头语则当是“老娘病重了，快些回家来。”中国文言是古代的书面语，它和古代口头语，落差不大，从《诗经》中的《风》诗可以看出，文言书面语，简洁概括，为口头白话所远远不及。在这一认知里，学衡派与章士钊、章炳麟、林琴南等古文保卫派是一致的，但有很大区别，区别在于学衡派并不反对白话文。梅光迪说：“夫革命者，以新代旧，以此易彼之谓。若古文与白话之递兴，乃文学体裁之增加，实非完全之变迁，尤非革命也。”这显然是十分正确的。笔者一九八一年在《为诗词形式一辩》中就指出，中国诗史上“新旧体诗的并存，意味着诗人有更多的抒情言志的工具，可以为诗人们的不同题材，不同需要服务。一种新诗体的出现，显示着诗的园圃中培植了新的花朵，诗的家族里有了名新的成员，中国诗史上从未一种新诗体一出台亮相，就摆出排斥前贤老辈，要取而代之，唯我独存，其余统统该死之霸主架势。”新东西的诞生不标志着旧东西死亡这个辩证法的一般规律。新文化派又以八股文为古文罪状，其实这二者完全是两回事情。八股的结构初时并非一无是处，但使之框住一切文章，它就成了坏东西。梅光迪说“夫古文与八股何涉，而必并为一谈？”清末废八股并未废古文。古文已有二千多年历史，创作了无数优秀篇章，显露了古代作家们的思想才情。梅光迪说“盖文学体裁不同，而各有所长，不可更代混淆而有独立并存的价值。”

　　当时新文化派相信进化论，进化论成了他们研究文学的根据。胡适说“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套自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初听似乎没错，每个时代的文学都会带有它所处时代的时代色彩，问题在于他们要求时代只有一种文学，以前存在的文学都是死的，都应该去死。因为他们的进化论说，新的一定胜过旧的，年轻的胜过年老的，新的来了旧的滚开，儿子生了老子死去，否则它必将成为新生的绊脚石。适者生存，弱肉强食，这本是生物界的规律，套之于文学，就十分荒谬。文化现象是新的来了，旧的存在，新的必孕育于旧

的之中，任何东西都赖父本母体才生，即使生物界，绝大部分生物也不同类相食。正因为文化物种不遵循生物进化论的逻辑，才形式中国文学的多姿多彩，各逞其妙。而文学史证明新的不一定能胜过旧的，马克思说过：希腊神话至今仍保持着它的不可企及。中国诗歌史上大诗人很多，但能超过李杜的尚未出生。作家协会会员千千万万，但还没创造出一部胜过或者赶上《红楼梦》的作品。法国没有第二个巴尔扎克，讹国没有托尔斯泰第二，英国没有再生出位莎士比亚。如果有人要胜过他们，我祝愿他成功！

　　这里说说笔者中学时代的事。那是四十年代初的东北（伪满），课本上有白话文，也有少数文言文、译文、新诗，但语文老师给我们格外加餐，其中有《岳阳楼记》、《滕王阁序》、《陈情表》、前后出师表》、《前后赤壁赋》、《祭十二郎文》、《李斯谏逐客书》、《吊古战场文》等，其中有些文章叫人读之泣下，有些读之使人悲慨，或叫人沉醉，其思想之深沉，感情之浓烈，使人无法忘却。他们都是死文学，没有真价值，没有真生命吗？

　　遗憾的是学衡派极少甚至没有选取这一角度予以辩驳，而花了太多的笔墨说明文言文之不可废。用文言文本体的优秀作品为例证，那才是最强有力的辩护，因为那是文言文的实践，而文言文的实践最足检验文言文的真价值和真生命力，说明我们的文学史。如按胡适的评断，那么我们的文学史岂不太荒凉，只有几株树木，几丛花草了吗？

　　胡先哓说Chaucer(即乔叟)去今五百年了，Snencer(即斯宾塞)去今已四百年了，他们的诗在英国已如我国商周之诗难读，而我国周秦之书尚未如此，但宋元白话文，如宋元语录，元人戏曲，则大异于今多不可解，原因是其中用了许多当时的方言土语，而宋元文章，则与今日无别。笔者想，后者可能象今天的文言普通话，故能读之无碍，而今日某些大量使用方言土语的小说，大约几百年后就要由研究家们作注和考证了。这情形我们在《金瓶梅》、《红楼梦》、《水浒传》里都经常遇见。

　　胡先骁的意见，是对“话怎么说，文就怎么写”的批评。胡适主张“言文一致”，其实言文是不能真正一致的。文学的语言，不管怎么“白话”，它必须是文学语言，即经过作家的艺术加工，即从口头语中提炼出来有文学品位的语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言中有文，才是文学语言，文是刺于身上的花纹，意即艺术。胡先骁说“文学自文学，文字自文字，文字仅取其意，文学则于必达意之外，有结构，有照应，有点缀，而字句之间有修饰，有锻炼。凡曾习修辞、学作文者皆能言之，非谓信笔所书，信口所说，便足成文学。故文学与文字，迥然有别。今之言文学革命者，乃昧于此理矣。”

　　文学语言与生活语言有差别，有雅俗、粗细和文野之相异。胡适取消这一差别，就取消了文学语言，从而也就取消了文学。文学语言必须精确地符合塑造形象化的需要，符合人物形象的身份、气质、性格、环境、氛围和规定的典型环境。

　　胡先骁因此批评胡适：“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要这么说就这么说”之论，是“盖泛滥横绝，别无制裁之谓也。”是“不问此话是否应说，是否应于此处说，则将不问此话是否合理，是否承题，是否可以服人，是否委婉曲折可以动人，是否明辨可以服众？”

　　言文分离是当然的，其分离是因为“言”是文的原料，文是言的加工过的成品，原料本身却不是成品。“话怎么说就怎么写”的结果必然“言之无文”而“行而不远”。

　　学衡派不反对白话，但他们主张的是艺术化了的白话。学衡派主张革新而非革命。他们主张文言不必废除，而可以保存，因为文言是中国数千年中文学的载体，也是记录一切文化、典籍的工具。白话文当初面世时，古文就不曾出面反对，否则就没有了宋元语录、宋元戏曲、以及那么多文学名著。《学衡》上就发表过好几篇白话小说，包括《学衡》主编吴宓的一篇。所谓学衡派反对白话是子虚之论。

　　白话文由来已久，历史近千年，小说中产生过象《金瓶梅》、《水浒传》、《红楼梦》等名著。白话并非胡适所发明。白话出来后，与古文一向和平相处，从未因其异己而互相另眼相看，甚至不共戴天。正如梅光迪所说：“所谓二十世纪之活文学，并非二十世纪人所创造，仍系数千年来祖宗所创造者”，它们同是祖孙。

　　梅光迪所主张文学改革是“改革第一事只须改革其流弊，而与其本体无关。如足下（指胡适）言改革，直欲将吾国文学尽行推翻，本体与流弊无别可乎？”保存的要保存，革除的要革除，区别对待，这才是正确的科学的态度。

　　徐世昌为北洋军阀政府总统时，曾下令小学课本采用白话文。胡适自我感觉良好，大概认为这是他提倡白话文的胜利，但他不满足，立即主张中学课本上也只载白话文不要文言文。但因白化文好的太少，难选，就主张用他所喜欢的白话小说代替。包括《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三侠五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九命奇冤》、文明小史》、《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侠隐记》、《续侠隐记》等二十部到五十部白话小说。这主张真够荒唐透顶，这么多中长篇小说塞（实际上是代替）入中学课本，学生还有时间学习其它功课吗？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学时曾激烈批评这一主张。他认为学生读小说是自然的，禁也禁不住，但决不能将之列入正课，占用正课时间。学生的正课时间本来是不多的。他主张中学生要多读古文，古文好的多，易选。而中学生学语文的目的是掌握文字：使其文理通顺而非培养学生当作家。梁启超的批评无异是正确的，谁能设想英国会把狄更斯、勃郎特、高尔斯华斯、劳伦斯等作家作品，法国把伏尔泰、司汤达、莫泊桑等作家作品，意大利把《神曲》、《十日谈》等名作，俄国把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的作品塞给他们的中学生当课本，除非他们的教育部长发了疯，而学生们的家长都是哑巴。

　　梁启超认为作好白话文“文言的功夫应该很深”，这看法在当时是有共识的。朱光潜在《雨天的书》中就说：“想作好白话文，必要读文言文。现在白话文作者当推胡适、吴稚晖、周作人、鲁迅诸先生。这几位先生的白话文都得力于古文。”朱光潜先生说“他们也许不承认。”别人没表态，唯鲁迅表态不承认，并指责这是复古思潮，是新文艺的自杀。说他自己“自旧营垒中来，情形看得较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于死命。”鲁迅说得“旧营垒”，就是指他读过的中国书、古文。也就是他的“强敌”，他要反戈一击，制以死命。无疑，鲁迅视中国书，亦即中国文化为仇寇，而非培养他成为大作家、大文豪的中国文言文、中国书。所以鲁迅主张青年少读或干脆不读中国书而多读外国书。不知中国书中是否包括他自己写的书，如果中国青年也一样不读他的书，那么他还写那么多书干什么？抗战时在战时首都重庆，林语堂在一次演讲中，有一青年向他发问，提到鲁迅说中国青年不要读中国书的问题，林语堂回答了一句：“鲁迅先生读的中国书比谁都多。”

一场双簧戏，半个独裁者

　　辛亥革命成功，民国成立，然而没有出现宋明以后那么多满清的遗老遗少，这原因很简单，不必细说，他们大多“咸与维新”了，少数的归老林泉，吟诗、书法、玩鸟、看戏，如陈宝森、陈三立、罗振玉、郑孝胥、康有为。新文化运动开始，倡白话，废古文，对他们来说，毫无兴趣，没有出面一争的勇气。正如鲁迅所说“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赞同，并且也 没有人反对，我想他们感到寂寞了。”正如一位演说家，既没有人鼓掌，也没有人喊倒好，冷冷清清，有些耐不住，因此组织了一出双簧戏。先由钱玄同、刘半农科隆出了一个王敬轩，由钱玄同扮演，出面痛诋新文化派的荒诞不经，再由刘半农出面，狠狠地痛斥了“王敬轩”一通，大力宣传了新文化派的应天顺人，应时运而进化。世界上还没见过用这种办法自产自销]这种级别的趣味来宣传自己和搞学术辩论的。怕是正经学人所不齿，何况堂堂大学的堂堂教授。新文化派津津乐道如何“骂倒王敬轩”，现代文学史家们当作有趣的轶事或花絮描述一番，我却为之一羞。

　　“骂倒王敬轩”原来倒下的是个稻草人。比这显得文明些的是不屑与之争辨，对方的文章也不屑一看。胡适收到梅光迪寄给他的《学衡》创刊号，他说“我没看见什么《学衡》，只看见一本《学骂》。”并指胡先骁的文章是谩骂（可见他已全看过了，不看又何以知道是学骂）。其实那《学衡》并无所谓谩骂，全是说理辩难的学术文章，骂而不还口，不是由于度量而是由于理屈词穷，避开实质性的论战。更高明的是鲁迅，避开对方的说理，只在对方文章中找几句欠通或有余波的文字，指为不通，不配与之一争。此种战法能使挑战一方暴跳如雷，假如对方修养不足的话。更能使学问不足的青年折服，而使对方大丢面子。很象两将交锋之际，一将指对方不合枪法，故退出战场。古代战场上似乎未闻有此情形。

新文化运动中又一领军人物是陈独秀

　　如果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是由和梅光迪辩论而促成，那么他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则是接受了陈独秀的鼓动。胡适的《改良》一文一出，首先响应并表示全力拥护和效命是陈独秀，他立即写了《文学革命论》，文章以极端激进的语言，痛诋中国文学，提出了三个推倒，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

　　文中除了说《诗经》的《国风》和楚辞非不斐然可观和肯定马东篱、施耐庵、曹雪芹之外，全部文学作品都是应予推倒的对象。认为从韩愈到曾国藩全是载道之文，抄袭孔孟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与八股一致。又说元明清小说也“为妖魔所扼，未及出胎，竟而流产”，又提出所谓十八妖魔，其文无一字有存在价值。为表示效忠的决心，他抗着上书“文化革命军”的大旗，“明目张胆地与十八妖魔宣战”，“愿拖着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即为“吾友胡适”之前驱。

　　胡适既然有了“文化革命军”，有“拖着四十二生的大炮”的人作“前驱”，胆子立即壮了起来，好像吃了壮行酒，有了将“改良”改为“革命”的勇气，扩大化了陈独秀要推倒的中国文学，扩大成二千年来只有没有真价值的真生命的死文学。

　　陈独秀在文章中信心十足，他声明，文学革命“其是非甚明，不容反对者有讨论的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决定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文学革命是天经地义的，“不容更有异议。”当时陈独秀的头脑里还没什么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个思想激进的资产阶级左派。顺我者生，逆我者死，不允许任何不同意见，更无须说反对意见。陈独秀也曾鼓吹过自由，但自由只归他独享，他人不得分羹。当时他还是非党人士，且未掌握枪杆子，只能算半个独裁者或口头独裁者。陈独秀虽然如此赤胆忠心地愿为胡适的“前驱”，但胡适对他的这一套却并不欣赏，立即写信给陈，指出这是专制主义作风，这话太偏执了，主张欢迎反对的言论。

　　不要忘记，胡适是在民主自由的美国留学的，陈独秀是在有天皇专制，实行军国主义的日本留学的。

　　陈虽如此专制，但面孔而已，偏有一群学衡派不但纷纷出来表示异议，乃至直截了当地极力反对。胡适曾指责《学衡》“谩骂”，但新文化派的《新青年》又何尝不骂，汪懋祖就指责《新青年》“如村妪泼骂，其何以折服人心？”村妪之骂加上专制之风，使外人和自己人都心凉，教授、大学的学长，风度何在？胡适作为一个学者，对陈独秀表示了正当的不满。当陈将成为一个政党领袖的前夕，他被捕了，众多人为他求情，为他作出保释的签名。胡适就告诉他签名者有两位他痛骂过的“桐城谬种”，即古文学家马通伯和姚叔节，胡适说：“我怕这种不容人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之地了。”幸而陈没有早些取得成功，而使这种社会推迟了数十年。但早在此时，陈独秀所鼓吹的科学与民主，已被他抛到九霄云外，科学、民主便长时间地成为中国人梦中物。更希奇的是陈最后一次被捕，替他做辩护的律师，竟是甲寅派首领古文家的章士钊。其辩护词在上海《申报》发表，标题是“党即国家乎？”说陈“非危害国家也，国民党不能代表国家，是为二物。陈氏反国民党，不反国家，何危害民国可言乎？”词用的文言，党非国家，于近百年前由一古文家说出，真令人慷慨生哀。

诗、文、说话与男女之别

　　诗是胡适发动新文化运动的首要问题，中国文学之被否定，诗是第一个受害者。胡适所说二千年的死文学，诗是首位死文学，或者是该死的文学。诗的该死首先是因为诗有格律，诗有声韵和音节（西方叫音步），这些全被认为是诗神的枷锁镣铐，打破这，诗才能解放，这是诗的进化，那就是取消诗的一切特点，诗要向文看齐，“诗国革命自何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话怎么说，文就怎么写，诗则同样“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了。

　　大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诗文有别，正如男女之有别一样，如果男女无别，不仅伦常乖舛，最终将导致人类的灭绝，诗的向文向说话看齐，诗也就灭绝了。

　　胡适的这类观点早在他在美国留学时就提出来了。他受到同在美国留学的梅光迪的批评。胡适曾在信中与梅相约：“愿与足下责善规过，交相勉之。”但在实际问题上，胡适根本没考虑过梅的意见，空闻责善，不值规过，反而变本加厉，上了梁山，搞了个《建议的文学革命论》出来。这篇文章标志着梅胡友谊的正式结束。

　　梅光迪首先提出“足下谓‘诗国革命自何始？要须作诗如作文。'梅颇不以为然，诗文截然两途。”文是文，诗是诗，“诗之文学（protsedicloin）与文之文学(protsedicloin)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他举华兹华斯（Wordsworth）为例，认为华兹华斯也曾力主诗文一体，且谓“诗之文字与寻常语无异，然观其诗则诗，非文也。”胡适的主张是否来自华兹华斯，很令人怀疑。梅指出“吾国求诗界革命，当于诗中求之，与文无涉也。”梅反对“诗家成为古人奴婢，无古人学术怀抱，而只效其形式???”定非真诗。他指出“大抵改革一事，只须改革其流弊，而与其本体无关”，“是足言文学革命本所赞成，惟言之过激，将吾国文学之本体与其流弊混杂言之，故不敢赞同。”本体与流弊分别对待是对的。他说“诗者，为人类最高最美之思想感情之所发宣，故其文亦需最高最美，择而又择，选而又选，加以格律音调以限制之，而后始见奇才焉。”梅光迪嘲胡适之白话自由诗如儿时所听的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命者”。他说欧美也有类似的大举革命旗者，他劝胡适“诚望足下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也。”

　　梅光迪对胡适的“作诗如作文”的主张，可谓作到真正的“责善规过”，极尽诤友之义。可惜胡适昧于一偏，无法逆转。他没有象陈独秀那样不容人提出异议，毕竟是胡适的胜人处。

　　学衡派的又一大将胡光骁有一篇长文《评〈尝试集〉》，有人责他文中只很少一部分提到《尝试集》似乎离题，实则作者一开始就声明了评《尝试集》必须评其诗论，如新诗之 短长并古今中外之论诗之说等等。实则并未离题。作者把古今中外的诗论摆了出来，目的在于和《尝试集》及胡适之说作出对比，以证胡适理论实践之荒谬。

　　胡先骁说胡适主张的八不主义中如不用陈言套语，不避俗字俗语，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几条，早已是古代诗人之共识，并非胡适之首创，其实中学老师教作文时，也经常言及。至于不用典、不对仗、不模仿古人“则大可商议”。

　　胡先骁具体分析了用典的优劣得失，他反对用僻典和堆砌典故。但胡先骁指出，胡适不知道外国诗也一样用典，荷马诗中的神话故事，已为文艺复兴以后的诗人用了又用，臻于用滥。到莎士比亚、弥尔敦的诗作出来，则几乎人人都引用他们诗中的情事。问题是看用的是否恰到好处，用的好的起到暗喻、含蓄、耐人思索的作用。胡适在后来谈不用典时，谈来谈去，也是这个意思，但胡适不认错，坚持不改“不用典”的提法。

　　声调格律、声韵、音节（或叫音步）严格地区分了诗文，连普通老百姓也懂得押韵，懂得用符合汉语音节来写唱民歌。鲁迅曾说老百姓羡慕士大夫，士大夫作七言诗，所以他们的民歌也用七言。这种言论，过去、现在听起来都会令人发笑。

　　胡适为提倡白话诗，坚持俗字入诗。其实俗字入诗也不新鲜，历史上很多大诗人都曾如此。胡先骁说，俗字之能否入诗，必以能入诗者为限；即入诗后能增强诗感诗味，而非什么俗字俗语都入诗。胡先骁举了很多例证，然后问到“何胡君之白话诗不如郑子尹郑苏庵之白话诗乎？则由于胡君但能作白话而不能作诗之故。”他说胡适《尝试集》的新诗，仅仅是白话，而非白话诗。“夫诗之异于文者，文之意义，重在表现（denete）诗之意义，重在含蓄(counate)与暗示（suggest）。”

　　胡适之白话诗，实际是取消诗文差别，以文为诗，以白话本身为诗，诗的特点全部取消，只保留着从外国诗借来的分行排列。胡适《尝试集》流弊之大，人所共见。把一些散文、白话分行排列就叫诗，学会分行就叫诗人。作诗容易，猎名容易，作者便多，看起来阵容便大。

　　胡先骁是位大植物学家，哈佛大学博士。他对我国植物学的研究有开创的功勋。我国第一间庐山植物园即由他一手创办。但他对中外文学之熟悉与研究，足使许多专家逊色。可惜罪恶的时代给了他一个殉道者的定位，他在文革中被残酷迫害而死。

　　对于诗，他论述很多，本文无法多作引用。而他的诗作是经大师钱钟书订定的。

　　下面再看看吴宓的论述。

　　吴宓是《学衡》的主编，为刊物的编辑出版，他抛洒了比他人多几倍的心血。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师从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学比较文学，也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开创者，被尊为我国比较文学研究之父。曾先后任东南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又为清华大学研究院院长。自称有龙虎豹三大弟子，龙为钱钟书，虎为曹禺，豹为李健吾，晚些的弟子有季羡林、周一良、梁实秋等大家，他与大师陈寅恪有着感人泣下的生死交情。他曾放弃东北大学五千元的月薪，而自愿到东南大学去领月薪两千元，为的是编《学衡》，《学衡》的发刊宗旨等显系出自他手。为支撑《学衡》出版，他曾自掏腰包。

　　他不但学兼中外，渊博而精深，涉猎了新文化派不曾涉足的领域，同时还是位优秀的诗人，缪越曾给与高度评价。在诗论中他创“三境”说，自成一系，他爱国、爱民族、反对民族自卑，洋奴行径。他对胡适倡导而众人跟进的白话自由诗，认为是暗效美国的自由诗（freeverse）,我们所熟悉的惠特曼就是其代表。笔者记得郭沫若有诗：

　　啊啊，惠特曼呀，

　　太平洋似的惠特曼呀，

　　啊啊，太平洋呀，

　　惠特曼似的太平洋呀。

　　一阵空喊，令人想起唐人“六郎似莲花”和“莲花似六郎”的正反比喻。

　　惠特曼的自由诗一出，便受到众多诗人和读者的抨击，出版社长期不予出版，但惠特曼这种不要格律音韵的自由诗在部分青年中却有市场，正如吴宓所说“今日美国虽有作此种新诗者，然实系少数少年，无名无学，自鸣得意，所有学者通人，故不以次为诗也。”

　　白话自由诗脱离了诗的特有形式，丢弃了民族诗歌传统。汉诗格律是汉语特点所形成，是不以个人的主张意志改变得了的。它的严格的格律既经优秀诗人所创造，又经许多代诗人创造实践证明，它是最适于汉语诗的创作，最富于音乐性、节奏感。

　　当然，某些白话自由诗也可以有些诗味，正如写画也可以写出诗味，但那是画，不是诗，而白话自由诗，则有白话，有自由，但缺少的是诗的形式，诗的味道。

　　吴宓不主张诗走老路，他特别注重内容，他坚持说，改造中国诗的关键是充实其内容，即诗中应能容纳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包括“五大洲的山川、风土、过谦、民俗、法政、科学、理论???名家著述、英雄事业、儿女之艳史幽恨、奇迹异闻、自极大以至极小”等等无不使之入诗，即他所说的，“熔铸新材料以入旧诗格律”，这就使诗扩大了它的题材，丰富了它的内容，表现更多事物，这当然会使中国数千年来的格律诗发生历史性的新变，“若无新变，何以代雄”（《文心雕龙》）“掇莎米之精英，扬李杜之光焰，创为真正的新诗”（莎指莎士比亚，米指弥尔敦）。吴宓眼中的新诗，就是这样的新诗，而不是非驴非马毫无中国诗气味的大白话。

　　“旧瓶装新酒”这是新文化运动中闹腾了一阵之后，人们为诗歌指出的一条路子，因为它一不排斥新题材、新内容，二坚持诗歌的民族形式民族格律。但首位提出这一思想的，应是吴宓。

　　吴宓说：“诗者，以切契高妙之笔，具音律之文，表示人生之思想感情者也。”诗能“振兴民气，导扬其爱国心，培育其进取之精神”，使“民德进而国事兴”、“故善为诗者，既博学行德，以自成其思想感情之美，更揣摩谙炼，以求得韵律格调之美。”这里提出以内容美促进和影响形式美，以内容影响民心和国事，他如胡先骁一样，系统地比较了中西格律、节奏的异同，如希腊拉丁诗、英国诗，从而证明诗与文之有别，无论中外都是一样的，从而证明诗文一致的不符合文学实际。这种研究无异是学衡派对诗学的贡献，大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不用说新文化派，八十年来很少有一位诗歌理论家做下这一工作。大多数翻译诗出来不讲（大概也不懂）外国诗的格律，而把外国格律诗译成中国自由白话诗，让广大诗读者以为如此这般的洋货，土产也就可以照样炮制。于是“异种也称王”，而土货称臣。直到五十年代，中国神都还在说“以发展新诗为主”，大讲诗词格律在“束缚思想”。

在诗文之外

　　新文化派否定中国传统是从文学开始的，改良之不足而革命之，革命之不足而连坐及妻孥、九族。“中国事事不如人”（胡适语），中国应该“全盘西化”，当此口号受到多数国人责难时，他就改“全盘西化”为“充分世界化”，两者有区别吗？没有。世界，难道中国之外的世界都是那么发达富有吗？也不，还有很多比中国还愚昧、还落后、贫穷甚至过着原始人生活的世界，只知道有那么个专门欺负、侵略中国的世界，也正是胡适可指的世界。那个世界有人憎恨，有人害怕，有人钦羡。既然事事不如人，就要事事皆如人，那就是把自己化而成“西”。那时形成一股浪潮，否定中国的一切，包括中国人身上、嘴上、手上、脑子里的一切。

　　一、取消汉语；用英语或法语代替（倡导人：刘半农、钱玄同）

　　二、废除汉字；

　　1、欲使中国不亡，非取消记载道教妖言的汉字不可（钱玄同）；

　　2、汉字不废，中国必亡（胡适）；

　　3、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菌都潜藏在（汉字）里面，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鲁迅）；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鲁迅）；中国古书，页页害人。???汉字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鲁迅）；

　　4、语言学家设计出第一个汉字罗马化方案。后又出现汉字拉丁化方案。

　　5、中国文字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毛泽东）。

　　三、废除中国戏曲

　　1、至于“打脸”、“打把子”二法，尤为暴露我国野蛮暴戾之真象，而与美感的技术立于绝对相反的地位（陈独秀）；

　　2、造成义和团大乱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打脸谱演儒释道教义的中国戏”（陈独秀）；

　　3、废唱而归于白（胡适）（即学西方话剧）；

　　4、裸上体之跳虫们，挤在台上打个不止，衬着极喧闹的锣鼓，总觉得眼花缭乱，头昏欲晕（刘半农）；

　　5、中国戏是极野蛮的“方相氏”的变相（钱玄同）（引者注：方相氏，中国古代巫术中用以驱病辟邪的神祉，脸上画得凶猛狰狞）；如果要中国有真戏，这真戏自然是西洋化的戏，（中国戏的）戏馆全部封闭，要全数尽扫，尽情推翻（钱玄同）；中国戏本来算不得什么东西，???我们作新青年的文章，是给纯洁的青年看的，决不求此辈赞同百兽率舞的怪象（钱玄同）；

　　6、周作人以《论中国旧戏之应废》为题的文章，说“中国戏没有存在的价值”，“收起三千年的老谱”。“民族不能老作野蛮”，“终于建设一面，也只有兴欧洲式新戏的一面。”

　　7、“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历史的遗传不去，创造的意境不来。”“旧戏本无一驳的价值，新剧主义原是天经地义的”（傅斯年）。

　　四、废除中医中药

　　废除中医中药不自新文化运动始，清未维新派吴汝纶即提出“西医精绝，中医自古即是妄说”“医学必取资西人”新文化少自然赞同之，以胡适为主，说：“中医之学不是‘赛先生'不足信也。”政治大人物汪精卫也是中医的取消派，鲁迅更根本不信中医。影响极坏。民国十八年国民政府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废止旧医的提案。

　　五、反儒教，反孔，打倒孔家店

　　此类言论极多，不赘引。

　　这是“全盘西化”的具体化。

　　新文化运动始于一九一五年，开始时主要是否定中国文学的诗文问题，至此才逐渐扩大。扩大到更广泛的文化领域。也到此才可以叫新文化运动。此前则不过是新文学运动。由以上各项可以看出，胡适陈独秀关于文学的议论，已煽动起一批人，在社会上文化上形成了一股狂潮，极象文革中的造反派、红卫兵。其中最类红卫兵式的人物是钱玄同。他原名钱德泉，在北京大学教音韵学。此公性情古板保守，反对维新派。对海外归来的留学生或洋化人物看不惯，成为假洋鬼子，有次在饭堂吃饭，忽一位西装革履的留学生坐到他的对面，他鄙夷地端起碗离去。但对官府却极其惊惧。某次，一军官访问学校，他竟以为是捉他到官里去，急忙逃走。可在新文化运动中，不知他中了什么邪，忽然化为“左”徒，前后判若两人。胡适的《尝试集》一出来，他第一个出来批评，“未脱尽文言窠臼”，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一出，他千分万分拥护，并且“最赞成”陈独秀那种不许人讨论，“不容他人匡正”的专制作风。胡适主张废除诗的格律，他和刘半农更主张废除填词，并以白话诗为正体，韵文不可为正宗。张厚载写信批评他对戏曲的否定，他无理可讲（他不懂京剧），回信说：“我现在还想做点人类的正经事业，??????张君以后如再有赐教，恕不奉答。”钱玄同被胡先（马肃）讥为“舍旧学外不通欧西学说者也，乃言中国学术无丝毫价值，即将中国载籍全数付之一炬，亦不足惜。”（、不知付之一炬者是否包括他的音韵学），可这位不通欧西学术的先生，对欧西学术偏偏无论什么都崇拜的五体投地，高呼万岁。每次看到他这一切，不由人不忆起文革时的造反派、红卫兵，所不同者，一为无知而易受愚弄蛊惑的小毛头，一为堂堂大学的教授。

　　还有一位放弃自己的专长，跟着新文化派鼓噪呐喊起哄的是柳亚子。他响应反孔言论，主张“非孝”，说父子应以兄弟相称，写诗给儿子柳无忌：“狂言非孝万人骂，我独闻之双耳聪。略分自应呼小友，学书休更效尔公。”既称儿子为“小友”，连兄弟也不是了，却叫“小友”呼他为“爹”（公），只是不知他是否呼自己的老爹为“老友”。不特此也，他还进一步主张废除伦常，他《次韵张天方》说：“共和已废君臣义，牙彗羞他说五伦。种种要翻千载案，堂堂还我一完人。”民国肇兴，君臣一伦当然已废，他如父子、兄弟、夫妻等也要废除掉吗？他所说的“完人”，实是没伦常的原始人、野蛮人。而千载以来的种种都要翻个底朝上，看来又是为造反派、红卫兵先祖。说来也奇，新文化派的胡适、鲁迅，都是受父母之命，和他所不喜欢的女子结婚了。胡适一生不二色，和他小脚的文盲夫人死守到死。鲁迅的那位朱夫人则是很可怜的，不是弃妇的弃妇，独守泠宫到死。但胡适、鲁迅实践了他的孝道，向封建礼教递了降表，不知柳亚子先生知否？

　　柳亚子是南社的原始天尊，掌教人，但他非常支持白话诗运动，赞成废除旧诗，说五十年后就没有人懂平仄了。可他一生，直到逝世，旧诗一首跟着一首，却一首新诗也没有试过，又是一位言行相违的君子。

　　新文化运动发动的又一重大战役是反孔批孔，打倒孔家店。孔子本是儒家，而竟被抬升为儒教，孔子是当然的教主。其实孔子何尝象穆罕默德、释迦牟尼等那样创立了自己的教宗教义，自任教主。孔子之被奉为教主，正如老子的被奉为道教教主一样，都与他们的“教”毫无关系。蔡元培先生就主张把孔孟的学说和后来的儒教区别开来。新文化派反儒教，无非是反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守节事大饿死事小、缠足、纳妾，还有某些封建的繁文缛节，这些全是从汉儒到宋儒搞的新产品，与孔孟无任何瓜葛，但罪名却要他们承担，他们是正副教主，大掌柜、二掌柜，法人代表。

　　孔子的罪过就是他为反对君权，没提出民主、自由、平等，正如郭沫若批评屈原没有发动广大工农群众，起来反对楚王一样。孔子也没有倡导女权，提倡男女平等，而把女人和小人并列。其实孔子也有他的理想，他的理想社会，即他设计的“大同”社会，大同就是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剥削，没有私人占有，大家的权力、地位相同，天下为公，因而也就没有君臣，亦即无君思想。这当然是个乌托邦，在西方1516年才有个Vtopia，但它还保留着宗教、奴隶。孔子的Vtopia里没有，只保留着家庭以及人与人之间美好融洽的关系。

　　孔子设立了学校，却没有一座庙宇，也没有创立宗教，他教授的是学问，而非宗教经文。可他不幸，硬是把他弄上斗批台，诬陷、咒骂、强加之罪，仿佛天下之有君臣、父子等都是他的罪行。如果一位教主被人如此侮辱，他的信徒早就起来誓死捍卫了。孔子之不被徒众誓死捍卫，证明他确实不是教主，即儒教教主。孔庙遍布中华大地，直至诸多国家，但人们到孔庙去，并非求神灵保佑，或祈祷富贵。

　　孔子死去二千余年了，魂灵尚不能完全安息，正如他的被尊崇一样，都源于他的学说伟大。他属于人间而非属于神鬼。

　　孔子的学说是人类最好的学说，但极少被人彻底实行过。他学说的中心点之一是“仁”，“仁”就是人，人的双倍价值，人的道德，人的尊严。他主张“仁政”，但没有皇帝施行，也没有皇帝——哪怕是暴君敢反对仁政，只有极个别的独夫民贼才公开反对仁政。如果有哪个皇帝实行百分之伍的仁政，那皇帝就堪称“有道明君”了。他要人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几千年中给人的都是“人所不欲”的东西。“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数千年来，几乎处处有人不择手段地要抓住那朵浮云。

　　反孔并非新文化派一家，最早反孔的是春秋战国之间的那位绿林大盗——盗跖。

　　孟子的民贵君轻之说数千年没有皇帝敢出来公开反对。“杀一独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也一样，否则等于把自己划到“独夫纣”的阵营。翻开《孟子》，种种闪烁着千古光芒的思想常常扑面而来，在儒家，他是拉第二提琴的。

　　孔孟学说中不是没有糟粕，不是没有为新时所不容的东西，这些东西正如我们今天的思想移到他那个时代也不被所容一样。古人不可能有今人的思想，今人的语言词汇，但古人有今人没有的思想，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不要忘记古人的时代，也如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时代。

　　人们以为新文化派种种过激主张是出于爱国，“爱之深，责之切”，恨铁不成钢吧，我不反对这一估计，但他们的爱国真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我只担心，国家能否经得住这么一顿热吻？那热吻？那热吻里充满着敌意之心，切齿之声。如按照他们的主张，中国早就被爱得彻底灭亡了，岂仅亡国，还要灭种。试想，一个民族不要了他们的民族语言，打杀了他们的民族文字，取消了他们的民族医学，民族的戏曲，民族的文学，剩下一具赤条条的一丝不挂的象把干柴的瘦肉，再给他从外面加上一些从不属于他们的东西，这个民族还存在吗？世界史和中国史上有许多民族的名字，但很多名字下的民族、国家早已消失。古埃及人而今安在？如果不是有坚固的金字塔，连埃及人法老的尸孤骨也不存在了。毫无疑问，古埃及人的语言、文字（图画文字）以及他们的歌声舞姿等非物质性文化是首先消亡的。古埃及人的基因也许还有，但已被其它民族所同化。按照新文化派的设想，中国人将被欧西人同化，只是黑头发黄皮肤同化起来较难。

　　中国不亡于异族，而将亡于自家子弟！

　　学衡派极端憎恶攻讦中国文化的这类言行，梅光迪说他们“日以污蔑祖国名誉，繁衍外人为事”“日以推倒祖国学术为事”“要亡汉文”，实为亡民族。说他们“真非中国人也”，他主张“将中国学术传播异域，为吾先民吐气”。

杜威·白壁德

　　杜威曾来中国见讲学，胡适作翻译。他讲了些什么，一时找不到资料，估计是讲他的实验主义，而不可能像他的大弟子胡适那样全盘否定中国文学这并非出于礼貌，作为一位真正的学者他不会信口雌黄，他的实验主义也没对此实验过。胡适是杜威的实验主义的忠实信徒，曾详尽地向中国人民介绍过实验主义，从创始人皮尔士到詹姆士直到杜威。杜威被胡适称为哲学上的大革命家，他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引入他的实验主义。这里只能依据胡适的介绍，简略地谈下他的实验主义要点。杜威主张：一，思想的起点是一种疑难；二，找出疑难之点在何处；三，提出假定的解决方法；四，决定那种假设最适宜于解决；五，用实际来证明解决的办法。胡适不亏是杜威的高足，他把师尊的这一套，结合清代儒学家“无征不信”“不以人弊己”的观点，赫胥黎（英国博物学家）的不可知论和存疑主义而成为他的观点，高度概括为“大胆的假设（或怀疑），小心的求证”。他要把一切都怀疑下去，“严格地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明的东西”；“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以至“宁肯疑而错”。他的大胆怀疑影响深远，解放后历次运动，都是先大胆地怀疑，怀疑此人是特务，是反革命，是叛徒，然后内查外调。胡适的大胆，首先引起当时的疑古主义，以他的弟子顾颉刚为代表，对中国的上古史，史前史等等做了怀疑，怀疑它是否真实存在过。胡适自己就认为“东周以前的历史没有一个字是可信的”。东周以后也大部分是伪史。鲁迅似乎并不怀疑中国的古代史，但他的《狂人日记》里却感到一切存在，一切人都被疑为吃人的家伙，一切言行都被怀疑为准备吃人。在书中他只看见三个字：人吃人，在仁义道德的缝里藏着。豺狼之残，狮虎之凶，但不食其类，唯中国数千年来却在人吃人，中国人连兽类都不如。书只狂人的怀疑是清醒的，作者也是清醒的，虽然他并未小心求证过。

　　胡适对中国文学“大胆”之后，尚未充分“小心”一下，就匆忙地下了“死文学”的结论。不知胡适用什么证据证明“全盘西化”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用什么证据证明“中国不亡，是无天理”，是否中国亡了，天理就有了？

　　新文化派中的其他将帅没有表示过他们信奉什么哲学，他们信奉进化论，但进化论并非哲学。特别是留学日本的“假洋鬼子”们，学工]学医、学法、学军事、学美术，就是没学哲学，或者很少学哲学。他们好像没什么信仰，胡适、陈独秀一吵嚷，他们也就群起而呐喊摇旗，声音比胡、陈还响。

　　学航派和新文化派不同，他们打都有个共同的信仰，那就是哈佛大学的白璧德教授。白璧德是人文主义的大师。人文主义发生于文艺复兴时期，它是人道主义的基础，是对中世纪神学、经院哲学和封建主义的革命。人文主义反对禁欲主义，崇尚理性，崇尚道德、人性，要求建立健全的真实的人生。白璧德还尊敬中国的儒家学说，特别是孔子本人，说孔子配称中国文化的代表。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欧洲的人文主义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是人，人的尊严，人的道德、修养，而不是上帝，不是神，不是某种超自然的力量。

　　白璧德受到一大群中国留学生的尊敬，其中包括因倾慕他而来的梅光迪、梁实秋、陈寅恪等。梅光迪、吴宓、胡先骁、吴震苊、张荫麟等或著文或翻译，介绍白璧德给中国。文章后来结集成书，由新月书店出版，书名为《白璧德与人文主义》。

　　吴宓在胡先骁所译白璧德谈人文教育一文所作前言中说，白璧德十分关心中国发生的事情，有关中国书籍无不寓目。他的人文主义是感于近代科学大昌、实业大盛，而道德思想衰落。人们唯利是图，道德全失。如西方之文艺复兴与传统道德分离，而中国所谓文艺复兴（按指新文化运动）走的是西方老路，完全抛弃中国传统是不明智的。白璧德认为中国应该有工业革命，国家应富强起来，以免列强侵略。但“须知中国在力求进步时，万不可效欧西之将盆中小儿与浴水而倾弃之。简言之，虽可力攻形式主义之非，同时必须审慎，保存其伟大之旧文明之精魂也。”

　　白璧德说“吾每谓孔子之道有优于吾西方之人道主义者”，认为中国之大学“应以孔子之《论语》与亚里斯多德之《论理学》相比较讲授，而美国各大学宜聘胜任之中国教授，教授中国历史及道德哲学。”梅光迪到哈佛大学之前在美国西北大学读书，后慕名拜访白璧德，但他不知道白何时对中国典籍发生了兴趣，而且发现白璧德对中国的儒家和早期道家（应指老庄）思想有全面的理解。对儒家学说中纯粹的人文主义大加赞赏，看到早期到家和现代西方自然主义之间有相似之处。梅光迪说“在西方能成就于此者，白璧德要算第一人，并对白璧德品性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弱点，并非熟视无睹，他密切地留意真正意义上的儒家学术的复兴运动。这种运动支持历史继承性和中国国民生活的自主性，其中也融合了一定的现代西方的因素，以进行合理的调整。”

　　可以说学衡派的全部活动及动力，都受到白璧德有力的影响，使他们对祖国传统文化有了更多的关注，对其精华优秀的部分产生了由衷的深情，要给以维护，使它不遭受毁损，要加以继承，而不致中断。这之间必然有所扬弃，有所否定，这一点他们很明确，不过在传统文化遭到全面否定之际，这不在他们的日程之内。白璧德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前期，在美丽坚大地上的中国友人，也是位诤友。看到这一切，令人敬佩，也令人感慨。有些人是中国其名，中国其血，但中国什么东西都看着不顺眼，仿佛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而对欧西

种种，如同一个饥饿已久的叫花子，看见无论什么东西都往嘴巴里塞，也不问自己的胃纳如何，肠道如何。顶礼膜拜，自掌耳光，叫人肉麻的紧，呕心得很。不管他们有什么名堂、头衔，教授也好，作家、博士也好。正如吴宓所说，他们“专取外国唾弃之余屑，以饷我国之人。”口中却喊叫着“来来，快你朵颐，此处水陆罗八珍”也。你看见过那个民族、国家的学者、教授把本国的文化贬斥的一文不值，死有余辜？强国固然没有，受列强长期欺压、侵略的许多国家、民族可曾有胡适、陈独秀、钱玄同这类教授？

　　学衡派不如此，他们无论对中国的外国的，都采取科学的分析的态度，有取有舍，尤其是对祖国的优秀文化，他们意在继承，在弘扬。由于新文化派使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处在毁灭危险之中，因此他们才挺身而出，拔剑而斗。

　　中国文化从上个世纪初开始，到世纪末，屡次蒙难，伦常乖舛，人性扭曲，人与人之间只许存在阶级性。接着，整个社会投入市场，市场规律指导指挥人的行为，“小人喻于利”，争权（也是争利）于朝，争利于市，“上下交征利”，贪婪无厌，腐肉遍于国中，黑道披倡，道德沦丧。金钱被赋予万能，拜金主义猖獗。科教兴国，但教育中可有人文主义内容？文革前就取消了人文学的院士，科学能制造机器人，不进行不重视人文主义教育，人也会变成机器人。数字、程序可输入电脑，但人情、人欲、道德不能输入电脑。只有重视和进行人文主义教育，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才能提高，民族优秀文化也才能继承、弘扬和发展。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才可以存在，可以骄傲。

　　因此，中国应如联合国之有科教文组织，中国应该依科教文兴国，而非科教兴国。

　　不要忘记，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的文化素质、道德素质已严重堕落！

　　白璧德和学衡派的人文主义论说，在当今之世，已日益显示出它的正确，它的不可须饴而离之。这正明他们观察的细，眼见之宽，目光之远，“欲穷千里目”他们站在更高的一层楼上。

　　人类面临的问题更严酷，国家战争、种族战争，宗教战争。尤其带宗教色彩的战争和恐怖行为，从将帅到士卒有共同的信仰、教主，更能煽起宗教狂热而进行没有区别、没有选择的仇杀。中国虽然包容着各种宗教，但极少甚至没有宗教狂热甚至战争。那狂热那仇恨，无意中被儒家的仁义学说——人道主义、泛爱众的博爱精神所化解。我想，将来能拯救世界免于在宗教、种族战争，在野蛮的恐怖行为，在拜金主义中崩溃、灭绝的，只有儒家的学说。最后臻于一个大同社会，人类将有个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理念，共同的道德，共同的礼法，共同的一切，斯之谓大同，他们的小异将被大同所消灭，那时才真有地球村的出现。

正名：失败和胜利者谁？

　　在当代提到新文化运动，必联系“五四”，叫“五四新文化运动”。令人误以为“五四”是搞新文化运动的，新文化运动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那一天搞起来的，也就在那一天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都发表了他们的文章、小说﹍﹍要废除文言文要打碎中国诗的枷锁镣铐，那一天陈独秀拖着四十二生的大炮准备推倒中国的各种文学，他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抢足了镜头。

　　其实二者的联系仅仅是同一年代，发生在一个城市——北京，一个策源地：北京大学。

　　“五四”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举行巴黎和会期间作为战胜一方的中国，理应受回战败国德国所占领土。单青岛被日本伺机侵夺，想代替德国的在华权益。中国如在和约上签了字，等于承认了这一事实。中国当然不能签署这一和约，于是爆发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爱国运动，其口号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还我青岛”等。北大学生首先发难，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走在东城的赵家楼，那是北洋政府外交总长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闻风逃逸，学生抓住了倒楣的亲日派人物章宗祥，他挨了青年们的一顿老拳，赵家楼被一场火烧了。这一运动席卷了全国，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全国各团体纷纷值见政府和在巴黎的中国外交团反对签署和约，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组成监察队，包围了外交团驻地，防止外交团去签署，中国著名的外交家顾维均本人也慷慨陈词，据理力争，反对日本继承德国的在华利益。

　　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第一次以这种方式行使共和政体下的公民权力。它是一次伟大的保卫国家主权的运动，它震动了中国，行人民宣示，只要团结起来，强权可抗，国贼可除，领土可以讨还。五四运动的伟大，怎样估计都不过分。

　　五四运动的对手只有两个：强权、国贼，都是很强大的存在。而新文化运动的敌人一大帮：中国的文学、古文、诗词、十八妖魔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孔丘孟轲取小老婆的富翁，缠足的女人、服食中药的病号、卖中药的郎中、小伙计、唱戏的戏子。总之，中国古代存在过的一切，都在被消除的危险之中。

　　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分别有不同的敌人，不同的打倒对象，不同的斗争方式，不同的战列队伍，不同的斗争口号，谁都没有侵犯对方的独自领地，为什么硬大它们拉倒一起拜堂成亲？五四归五四，新文化派归新文化派。是五四学生运动想借重那半教授博士在外国镀过金的名士们的名字呢，还是新文化派要沾五四的光环以照亮和膨胀自己呢？

　　看来，它们的血型不同，谁都不能为谁输血。“五四”发的是救国之声，新文化派奏的是亡国之声！

　　值得玩味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胡适对“五四”的评价。在胡适的笔下，“五四”是一场政治运动。而它搞的是新文化运动，而“五四”，给他的新文化运动造成“不幸”，即干扰了。请注意胡适的自传第九章就是这样一个题目：“‘五四运动'——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

　　胡适在其场合也美言过“五四”但那演的是“拉郎配”，意在说明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发生的，新文化运动的伟大超过了“五四”。而自传中的语言才是他的真正流露。

　　新文化运动胜利了，还是失败了？我看是失败了。

　　从前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被称为国粹派，含贬义，可新文化派也去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历史、哲学去了，叫做“整理国故”，国粹国故称呼相类而不同，它们感兴趣的是国之故，而非国之粹，虽然如此毕竟回到故纸堆里：研究的成绩对国家民族有贡献比一概否定中国古代及其文史何地百八十度转变。两相对比否定中国古典文学文史的努力失败了。

　　可能有人以为提倡白话文应该是新文化派的功劳吧，也不，白话文已有上千年历史，产生过许多文学作品，包括伟大的作品，清末明初白话报刊，时时涌现，被目为鸳鸯蝴蝶派的包天笑于一九零一年创办了《苏州白话报》，一九一七年他主编了《小说画报》，转刊白话小说。辛亥革命时，陕西哥老会的首领之一张云山写的檄文，同篇用通行白话，称为“白话檄”，可见白话也用之于军政界内。胡适提倡白话是投时之需，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白话的提前推广，当然也要籍重政府的力量才办得到，要说功劳，他只能占极少部分，不能叫新文化派的胜利。

　　废止文言文当然动摇了一些人，由写文言文而改写白话文但喜欢并习惯了文言文的不听这一套。后来称为大师级人物的如陈寅恪、钱中书、钱仲联的学术文章，即使在极左时代，还是照写他们的文言文，解放前中学生作文是文白自由。新文化派的重量级人物鲁迅也未全然放弃，《摩罗诗力说》、《中国小说史料》、《汉文学史纲》便是文言文。他给母亲的信一向是“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最后是“恭请金安”。鲁迅说：“我们此后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去，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可是抱着古文而不死的大有人在，鲁迅本人

就不是“抱着古文而死掉”。即使二十世纪中期、晚期都有一些年轻人喜欢文言文，大写文言文。他们都是活的很好，你说怪不？

　　胡适深感遗憾，因为教育家们在中学课本上还用着文言文，使与白话并存。他说“四十年过去了，这运动（指废除文言文，改用白话文）至今还未实现我的理想。”他“推行白话文运动失败了。”此话写在胡适自传第九章里。

　　打碎束缚诗神的枷锁镣铐，大搞白话诗，似乎胜利了，但他在报刊上的出厂率和占有率，和它在群众以及高层知识阶层中的影响落差极大。老百姓对它面生，眼光勾引不过去，高层知识分子不屑一顾。毛泽东说“给二百块大洋也不看”，够可怜了。

　　鲁迅说诗有口唱和眼看的两种，以能唱的为好。

　　毛泽东主张新诗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可说了等于白说，因为这将导致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复归，白话诗下台。

　　毛泽东在诗歌问题上是个矛盾体，一、前后主张每自相矛盾；二、他对诗的爱好来自传统，对诗的理解服从了新文化派。他承认胡适的枷锁镣铐论，变成他口中的束缚思想论（也是新文化派的），他主张发展新诗，反对青年一代写古典诗词，（如果真的青年一代都不写了，诗词也就绝种了。）而他则大写特写，枷锁镣铐是专门对付青年的。

　　中国有现成的完美的格律，但要弃置不用，却企图弄些舶来的枷锁镣铐来吓唬老百姓，如十四行（又称商籁体，起源于意大利，后流行于法、德等国）和日本的俳句。又有人发明一种豆腐块体（闻一多），再有人搞顿数整齐体（何其芳），可这一切都未发生任何效用，没有一人试生产。最后很多人都象闻一多那样“勒马回缰作旧诗”去了，因为他发觉白话诗象异地的鸟叫，即“吟成蹶舌”。闻一多是第一位被鸟唤醒的诗人。

　　其实新文化派中人物大都接受过诗词格律启蒙和训练。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这些将帅，他如郁达夫、康白情、王统照、朱自清、叶圣陶、沈尹默这般猛士，晚一辈的臧克家、胡风、何其芳，再晚一辈的邵燕祥，哪个不是旧诗能手。口中厌之，心实好之，虽不象新诗那样可名（发表）利（稿费）双赢，但真正抒情言志的，还要靠旧体。中国诗词格律有四大美：声韵美、整齐美、对称美、参差美，笔者曾喻之为四大美人，真个是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它使许多登徒子匍匐在石榴裙下，也使情葩刚刚萌动的少年“梦寐思服”，如果尝了禁果，那就胶之漆之，化而不解。

　　枷锁镣铐论，束缚思想论，是诗盲的观点，他们不知道诗词格律符合美的法则，在形成诗美上它是不可替代的，它具有强大的诱惑力、粘附力和“性感”。它成为在野派，但人多势众，地下火在地下运行。有的诗脍炙人口，广为流传，如马君武讽刺不抵抗将军张学良的诗，白话诗一首这样水平的也没有。

　　八十年代以来，诗人们争着带上这镣铐，使舞步更美，舞姿更靓，舞袖更长，舞遍中华国土，乃至凡有华人聚居之处，而白话诗则只剩极少的立锥之地了。

　　再如戏曲，尤其是京剧，诸先生白天骂娘，晚上买票看戏，闲来还哼上几句。当诸先生认为中国只能演西洋剧的时候，梅兰芳去了美国、苏联、日本，把彼邦人士倾倒。程砚秋到欧洲考察，竟令欧洲戏剧家看到他们戏剧改革的希望。新文化派否定中国戏曲，如同大乐队中某个琴手拉错了几个音。可谁也没料到历史竟从这几个音中发展出一出闹剧。那种扫除、封闭戏馆子竟变成比那还凶的狂潮。京剧首当其冲，成为主犯，而全国数十种地方戏曲也被连坐，剧院、剧团封了，戏箱封了，许多名角儿死了，关了，流放了。全国只有八块样板，钢琴伴唱，大洋古乐器伴舞，又是“打虎”，又是“出监”???“四人帮”及其同伙肆虐了整整十年。新文化革命派没完成的，文化大革命超额地完成了。

　　至于诋毁中医中药，影响极坏，民国十八年国民政府中央第一次卫生工作会议就通过了废止中医的提案，引起全国中医界的愤怒抗争，国民党元老和士绅也纷纷指责。此时蒋介石出面发表谈话：“中医如内政，西医如外交，内政不修，国可致乱，外交不良，亦足辱国。二者并重，不可偏废。”一面撤消其提案，一面拨巨款，设置中央国医院，各省县设分院支馆，发行全国性《国医公报》《上海医报》，中医从此得国医之名。

　　与此同时，汪精卫的岳母患了恶疾，遍请西医而无法治愈。最后被迫请中医施今愚者试之，施说一诊可愈，一试果然，汪心服了，亲书庄子语“美意延年”并制匾相赠。而胡适患糖尿病在北京最大的协和医院就诊，说是得了心脏病，最后得了八个字“无法挽救，速备后事”，友人力劝他试试中医，乃请名中医陆仲安诊治，陆说此为消渴，“饮我药不愈唯我是问。”数剂后病去。胡终于承认了中医，并著文说“使世界的医药学者逐渐了解中国医与药的真价值”，在日寇统治下的东北，日人称中医为汉医，进行种种排挤、打击，令其自行消亡，然而中国老百姓信中医，靠中医。解放后，中医得到更加空前的发展，有目共睹，不必赘言。

　　新文化派以过激闻名，正因过激，他们的主张基本上都没有成功，他们主张的每一项如果实现，都可以造成某一项文化事业甚而民族的灾难。梅光迪说：“灭其国者，多灭其文化。”新文化派就是灭文化派。当然世界上有的国家被灭亡了，但其文化保留着，这就能复国，如犹太人的国，朝鲜人的国。

　　使中国落后、贫穷、荏弱、受辱，仿佛不是由于罪恶的制度，不是由于统治者的无能无道，而是由于中国的文学、文化，即他们的文字、语言、诗、医药、戏曲，要由他们的作家、诗人、演员、医生来承担罪过。世界上不使用汉字，不写中国文言文，不看中国戏，不服中国药的国家不知多少，可他们都富强先进了吗？非洲，用英法语为国语的民族、国家也很多，但都富强先进了吗？如果依了新文化派主持审判，那将是冤狱遍天下，收监的是天下无辜，而真正的罪魁，必被放到法外逍遥去了。

　　新文化派的动则打扫、打倒、推倒，付之一炬，是“文革”的预演。所幸他们只有笔杆子而无枪杆子。在洋东西前面，丧失了理性，丢弃了民族自尊，腰杆子硬不起来，懦夫一个，在自己民族文化前面，却是位手执板斧，不分良莠，一路砍将去的汉子。

　　他们也许出于爱国情切而如此，但他们的爱却充满了敌意、鄙视。虽则如此，他们对文化事业仍然有贡献，这主要在他们忘记“文化革命”，尚记得自己是中国人的时候，有些见解确有启蒙意义。如陈独秀所说的德赛二先生。虽然此二先生在维新派时已进入中华双耳，但使之轰然作响的仍然是陈独秀。但他当上政党领袖，德赛二先生便被辞退。半个多世纪中，他遁迹草莽，连“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风也不敢吹来。

　　作为学衡派，在他们的批判文章中，从未有一篇批判到德赛二先生。胡适在大陆受过批判，不足为训，那都是出于政治原因。胡适的一生，也是个矛盾体，言与行每每相违，学术上瑕瑜并出，誉贬互见。有人说他学术上很行，政治上很糟，也有人说他政治上很好，学术上很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关于学衡派，他们当时所见大体上是不错的，但也并非无可商议处。我们的责任是给他们“摘帽”，把抹在他们脸上的赃物洗净，还他个本来面目，是美，是丑？决之公论。

　　新文化派是胜利过的失败者。

　　学衡派是失败过的胜利者。

 

转自：新浪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