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是西汉洛阳人，生于公元前 200 年，死于公元前 168 年。他少年时代就因为知识广博而闻名，受到当地长官吴公的器重，后来吴公调到中央担任廷尉，向汉文帝推荐，汉文帝立即任命他为博士。那时的“博士”不是学位，而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官职。贾谊担任博士时只有二十多岁，真可谓意气风发，他充满热情地对待自己的职事，尽情展示自己的才华，得到汉文帝的赏识，不到一年就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更为重要的是，鉴于贾谊的学识和能力，汉文帝准备进一步重用他，让他担任公卿之职，实际上也就是宰相或御史大夫，那几乎是所有官员中最高的职务了。在年轻的贾谊面前，似乎是一条铺满鲜花的大道，他本人也希望能凭着自己的努力，改革朝政，为国家做一番事业。
然而在中国的封建官场，是必须懂得守拙，不能锋芒太露的，否则就会成为出头的鸟、成为众矢之的。贾谊在政治上的迅速崛起，尤其是他试图改革现存制度的基本政治态度，引起了周勃、灌婴等一批开国老臣的不满，他们拼命攻击贾谊，说他年少初学，野心勃勃，想要控制朝廷的大权，扰乱国家的政治秩序。汉文帝在各方面的压力下，终于放弃了重用贾谊的计划，而把他派到长沙，去担任长沙王的太傅。当时的长沙远离京城，非常偏僻，显然这次调任，具有贬谪放逐的意味，所以后人都称贾谊为“逐臣”。
贾谊的人生道路遭遇了极大的挫折，他在长沙郁郁寡欢地呆了好几年。后来汉文帝召他回京，在宣室之中向他询问鬼神之事，而关于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却丝毫不加关注，贾谊心中非常失望，也只好一一回答。后来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就此写了一首题为《贾生》的七绝：“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既表示了诗人对文帝不以天下百姓为念的批判，也表现了对贾谊无法施展胸中抱负的不平。又过了一段时间，汉文帝派贾谊去给他最喜欢的小儿子梁怀王任太傅，几年后因梁怀王骑马时不小心摔死了，贾谊总认为是自己的责任，极为自责和悲伤，一年多后也郁闷而终。
虽然贾谊只活了 33 岁，但他在中国历史上却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卓越的才能和坎坷的经历形成鲜明的反差，以致成为中国古代文人怀才不遇的典型，后世的文人一旦因官位卑微而抒发感慨，往往便在诗文中借用贾谊的典故，事实上“贾谊”这个名字几乎成了一个积淀着丰富文化内涵的特定原型意象；另一方面则是贾谊在他短暂的一生里，给人们留下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从而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下面我们所要侧重介绍的，便是贾谊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尤其是他的辞赋创作。
在讨论他的辞赋创作之前，有必要对他的政论散文做一个大概的介绍。贾谊是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他的许多政论文已成为古代政论文的经典。例如其代表作《过秦论》分上、中、下三篇，非常系统地分析论证了秦国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具有极强的内在逻辑性和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过秦论》同学们在中学已经学过，因此不再多说。又例如他的《陈政事疏》指出：“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夫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逝，何以异此！”直陈朝政之弊，可谓触目惊心。其他如《论积贮疏》、《治安策》等大量文章，对当时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深入而中肯的评论。贾谊的这些政论文，大多针对现实时事，说理毫无顾忌，而且行文畅达，富于文采，颇有战国纵横家的文风，尤其具有充沛的气势和强烈的批判精神。所以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他的政论“疏直激切，尽所欲言”，“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辞赋是中国古代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学体裁，它界乎诗歌与散文之间，但又不同于诗和文。这种文体曾经在汉代极为盛行，即使是在汉代以后，也为历代文人所看重，成为他们抒发情感、展示才华的重要载体。而在中国辞赋发展的历史中，贾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据《汉书·艺文志》，贾谊曾写过七篇辞赋，但现存可信的只有三篇，那便是见于《史记》、《汉书》的《吊屈原赋》、《 鵩 鸟赋》，见于《楚辞章句》的《惜誓》。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吊屈原赋》。据《汉书·贾谊传》的记载，由于老臣和权贵的嫉恨中伤，深为文帝所信任的贾谊被迫离开京城，赴任长沙王太傅，“谊既以适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我们知道，屈原是战国末楚国的伟大爱国诗人，他为了自己的美政理想而孜孜求索，并最终因理想无法实现投江而死。贾谊以同样的境遇来到屈原流放与投江之处，感慨万千，便写下此作，主要是通过伤悼屈原，来抒发自己心中的不平，故与屈原光辉的诗作《离骚》一样，也充满着愤世嫉俗的精神：“乌乎哀哉兮，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 阘 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谓随夷溷兮，谓跖 蹻 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 銛 。”作者用“鸾凤”与“鸱枭”、“谗谀”与“方正”等一系列鲜明的对比，揭露当时朝廷贤愚不辨、清浊不分的现实，也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有志难展的愤慨之情。不过，贾谊对屈原自沉汨罗、以身殉志的行为似乎不以为然：“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他认为屈原应该毫不犹豫地离开楚国，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天地。
其次谈一谈他的《 鵩 鸟赋》。“ 鵩 鸟”也就是猫头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面说，贾谊在长沙呆了三年，有一天，一只猫头鹰飞到贾谊的住处，停在他座位的角落里。当时长沙的风俗认为这是一种不吉祥的鸟，飞到谁家，主人就会死去。贾谊被贬到长沙，本来就心情不好，加上长沙气候潮热，令生长于北方的贾谊很不适应，自以为寿不得长，于是写了这篇赋作，实际上是借助于老、庄“齐死生，等祸福”的人生观，来进行自我派遣、自我宽慰：“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既然活着就像漂浮水上的船，死了也不过是休息，那当然无需去计较寿命的长度，更不必因官场得失而耿耿于怀了。
最后一篇是《惜誓》。王夫之《楚辞通释》对“惜誓”二字的解释是：“惜屈原之誓死，而不知变计也。”即对屈原的死表示惋惜。但从作品的内容看，不仅仅为这一个主题。篇中既有对“方世俗之幽昏兮，眩白黑之美恶。放山渊之龟玉兮，相与贵乎砾石”的混浊社会的指斥，也有对“澹然而自乐兮，吸众气而翱翔”的神仙境界的向往。
贾谊与屈原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的才识修养远远超过其同时代的人，从而也就在心灵上承担着比别人更多的忧患；他们都曾为君主所信任，后因谗人的诋毁中伤而遭疏放，经历过政治上的大起大落、人生的大喜大悲；他们都具有刚直不回、偏执重情的性格，对君主和国家怀着九死不 ` 悔的忠诚。修养、性格和遭际的相似，不但使贾谊对屈原抱有异乎常人的同情和崇敬，而且其作品也有类似的情调。与屈原的作品一样，贾谊的辞赋也充满对世俗社会强烈的批判精神，自主自立的个体意识以及对人生、历史和宇宙的深刻思考。作品中“麒麟”与“犬羊”、“神龙”与“蝼蚁”等的对立，显示出贾谊超越流俗、卓尔不凡的人性品格；而“至人”与“愚士”、“真人”与“众人”等的对立，则又表现出作者明察事理、洞彻命运的旷达洒脱。赋作中始终贯穿着超人与俗人、理想与猥琐的矛盾斗争，忧伤而不颓唐，孤独中透出高傲，其沉痛郁愤、意气慷慨，堪称屈子同调，所以刘熙载《艺概·赋概》说：“读屈、贾辞，不问而知其为志士仁人之作，太史公之合《传》、陶渊明之合《赞》，非徒以其遇，殆以其心。”
作为屈原悲剧精神的直接承继者，贾谊超凡脱俗的独立品格，一直为历代知识分子所钦叹、褒扬，但屈、贾二人对待命运的态度毕竟有所不同。屈原的人生态度始终是积极的，虽屡遭困厄，也从未动摇，他明知个人无法与社会抗衡，但改造环境、抗争命运的勇气至死不衰；贾谊却似乎从自己坎坷的遭遇中领悟到了道家关于人生无常的要妙，向往远离世俗与丑恶的隐居生活，幻想随王乔、赤松去做长生遁世的“真人”。与这种人生态度相联系，贾谊之作与屈作的“悲壮”不同，而透露出一种“悲凉”的气态。然而屈原人格，是一种尽善尽美、超越现实的人格类型，具有明显的非实践性，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芸芸众生几乎是不可能效法的，而贾谊的情感中却充满着现世普通人的悲苦，与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的实际生活联系得更为紧密，因而也就更能在广阔的范围内获得文人深切的理解与认同。
宋代的大思想家朱熹在《楚辞辩证下·晁录》中说：“独贾太傅以卓然命世英杰之材，俯就骚律，所出三篇，皆非一时诸人所及。”贾谊的三篇辞赋作品，或悼前贤以抒不平，或发理想而为自遣，文辞瑰玮激昂，格调高古深远，从而构成了贾谊文学成就的重要侧面，体现了汉代辞赋初创期的风格与实绩。
贾谊上述三篇作品在我国辞赋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们构成了辞赋发展史上的一大转纽。如果将“骚体”（或称“楚辞体”、“骚体赋”）这一屈原开创的文学样式视为中国文学百川中独立的一支，那么在它发展演变的不绝长流中，上承屈原、下启两汉的贾谊辞作便是其发生转变的第一个标志。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从形式上看，贾谊的《吊屈原赋》等三篇赋都是纯粹的骚体，但有明显的散文化倾向，所以游国恩称其“把散文的形式融合在骚体里面”（《楚辞概论》第 310 页，北新书局 1926 年版）。沿着这条路径，不仅经由枚乘、司马相如等赋家，逐渐成就了完全散体化的汉代大赋，而且汉人的骚体作品散文气息越来越浓，以致渐次形成了一种在体制上兼类“骚”与“赋”的新体制。这种新体的辞赋在魏晋南北朝非常流行。从内容上看，以说理为主的贾谊诸赋，打破了屈、宋骚体专事抒情的传统，造成汉代《太玄赋》、《幽通赋》等一批类似作品的兴起，并使之在题材上呈现出纷繁多元的格局。
贾谊的骚体赋作，还开了有汉一代模仿楚骚的风气。从东方朔等人的代言体作品，到汉武帝《吊李夫人赋》、司马相如《长门赋》、刘歆《遂初赋》、班彪《北征赋》、冯衍《显志赋》、张衡《思玄赋》、蔡邕《述行赋》等，可谓绵绵不绝，蔚成大观。骚体赋在两汉的繁荣，当然有统治者的喜好、道家神仙思想的流行等社会原因，但贾谊以文坛巨子的身份开风气之先，树立仿“骚”的旗帜，对于这一文学风气的形成，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契机。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贾谊辞赋对“楚辞学”也具有重要意义。楚辞学是对楚辞进行研究的学问，两千多年来，楚辞学已形成了自己专门的发展历史。然而在楚辞研究领域，关于屈原的生平事迹，一直缺乏确切可信的文献资料，事实上这个问题至今也未能得到解决，以致国内外不断有学者提出“屈原否定论”，否定屈原存在的真实性。所幸的是，贾谊的赋作，毕竟给人们提供了一些极有价值的信息。《吊屈原赋》中写道：“仄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已矣，国其莫吾知兮……何必怀此都也！”生长于北方洛阳的贾谊，通过“仄闻”得知屈原的身世及《离骚》等作品，并由于遭遇的相似和心灵的共鸣，在湘水之滨写下这篇名作，从而使屈原这个光辉的名字首次载于文献。同时通过作品，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屈原“遭世罔极”、“自沉汨罗”的事迹，了解到屈原是《离骚》的作者，以及汉初流传的《离骚》即我们今天所见之《离骚》等宝贵情况。贾谊离屈原的时代不过一百多年，他本人又是处于汉王朝中心的政治文化名人，因此这些可信程度相当高的史实，对于后世的屈原研究、对于驳斥“屈原否定论”者的轻率荒谬，都有十分重要的资料价值。
贾谊对屈原的基本态度也直接影响到汉代人对屈原的评价。他对屈原的不幸遭遇是同情的，对其峻洁的品行也是崇敬的，但他又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屈原应该选择归隐或另投明主，因而责怪屈原不知权变，过于拘谨，以致造成投水自尽的悲剧。贾谊这种同情、崇敬加不理解的态度，后来几乎成为汉代人评价屈原的固定模式，司马迁来到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扬雄读《离骚》，“悲其文”，“未尝不垂涕”，却又认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汉书·扬雄传》）；班固在《汉书》的《地理志》、《艺文志》、《贾谊传》等文献中言及屈原时，均表示同情和崇敬，但在《离骚序》中却主张君子“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批评屈原“忿怼不容，沉江而死”的行为。班彪、蔡邕等人亦有类似的看法。这种评价屈原的基本模式几乎贯穿了整个汉代，直到东汉王逸编《楚辞章句》才有所变化，而汉代以后，这种观点仍然被许多研究者所采用，可见他在楚辞学方面的影响之大。
长期以来，关于“辞”、“赋”究竟是一体还是异体的问题，学术界一直没有统一的意见。若说一体，《离骚》、《九歌》分明是诗，而《七发》、《子虚》等汉代典型的大赋更接近散文；若说异体呢，则《长门赋》、《述行赋》等许多骚体作品又分明以“赋”称名，似乎又可归入赋类。殊不知如许麻烦，竟也是由贾谊的辞赋而起。
一般认为，荀子的《赋篇》是最早以“赋”名篇的作品，但《赋篇》所辖的五个单篇并未命名为“礼赋”、“知赋”等，且其篇末还附有“小歌”和“ 佹 诗”，可见《赋篇》中的“赋”并非确指文学体裁；而传为宋玉所作的《高唐赋》等作品，正如陆侃如等不少学者所认为的那样，确是很可疑之事。因此最早正式以“赋”名篇的作品，应该是贾谊的《吊屈原赋》。众所周知，汉赋体制到汉武帝时期才正式建立，汉初文坛几乎被“楚辞”的势力所控制，同时贾谊凭吊的对象是“楚辞”的缔造者屈原，这就决定了他选用“楚辞体”（即骚体）的形式。然而用的是“楚辞体”，为什么却要以“赋”名之呢？我的推测是：当时尚无“楚辞”之名，故不可能称“辞”；此篇纯为诵作，不被管弦，故不可能称“歌”；当时“诗”为《诗经》的专称，亦不可能称“诗”。既要有别于《诗》，又要有别于文，贾谊只好用与《诗》的关系非常密切、又能确切地表示“吟诵”之义的“赋”来命名。近人陆侃如说贾谊辞作是“袭荀卿‘赋'的名称，而用屈原‘辞'的形式”（《宋玉》第 94 页，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9 年版），这是很有道理的。
无论贾谊以赋名篇出于何因，是他最早将“赋”名与“辞”体混合起来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一事实使先秦时在意义上并无内在联系的“辞”与“赋”，当它们以文体称谓出现时，却结下了不解之缘。贾谊有经国济世之才，又是属文之大家，在汉人心目中具有相当高的地位。他将自己的“楚辞体”作品以“赋”名之，惯于承袭模仿的汉人便不再多加细究，据此理解为“辞”即为“赋”。于是对于屈原、宋玉的辞作以及后人的拟作，或称辞或称赋，两个概念的使用日益混淆，逐渐地辞、赋不分了。因此，作为最早将“赋”名与“辞”体结合起来的贾谊作品，其对后代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容低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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