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哀辞以悼童殇、吊文以慰亲属、诔文以彰德行、祭文用于典祀，它们均以亡者为悼念对象，都指向一种哀痛伤心的情感。《楚辞》中的《国殇》、《招魂》、《大招》等作，对上述哀祭类韵文的兴盛影响极大；贾谊《吊屈原赋》这篇楚骚体赋作，更被视为哀吊文的首出之作。同时，楚骚体的“兮”字句，是哀祭类韵文中重要的句式之一；而“兮”字句与四、六言的搭配，可以增加句式变化、加强抒情效果，并在作品中起到结构上的作用。
[关键词] 楚骚 哀吊类韵文 句式
（一）楚辞、骚体赋与哀吊类韵文的兴起
“哀”即哀辞，晋人挚虞《文章流别论》对哀辞有比较详细的解释：“ 哀辞者，诔之流也。崔瑗、苏顺、马融等为之，率以施于童殇夭折、不以寿终者。建安中，文帝与临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干、刘祯等为之哀辞。哀辞之体，以哀痛为主，缘以叹息之辞。” 刘勰《文心雕龙·哀吊》云：
赋宪之谥，短折曰哀。哀者，依也。悲实依心，故曰哀也。以辞遣哀，盖下流之悼，故不在黄发，必施夭昏。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赎夭枉，《黄鸟》赋哀，抑亦诗人之哀辞乎？……原夫哀辞之体，情主于痛伤，而辞穷乎爱惜。……必使情往会悲，文来引泣，乃其贵耳。
挚、刘二人皆以哀辞的伤悼对象为未成年而夭折者，不过《诗经·黄鸟》之所悼“三良”并非童殇，可见在刘勰本人的心目中，其限制也不是那么严格的。刘勰在《哀吊》篇中将“哀”与“吊”分成两种体类：“吊者，至也。……君子令终定谥，事极理哀，故宾之慰主，以至到为言也。牙溺乖道，所以不吊矣。”吊文是面向寿终正寝的成人的，甚至压死、淹死之类的非正常死亡者，也不属于“吊”的范围。那么与哀、吊相类似的诔、哀策、哀祭文又有何不同呢？挚虞《文章流别论》曰：“惟诔无定制，故作者多异焉。见于典籍者，《左传》有鲁哀公为孔子诔。”刘勰《文心雕龙·诔碑》则云：“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至柳妻之诔惠子，则辞哀而韵长矣。”诔文的功用是累计死者生前的德行，通过表彰而使其传之不朽，此外据说还有为死者定“谥”的功用。任昉《文章缘起》曰：“哀策，汉乐安相李尤作《和帝哀策》。”明陈懋仁注：“简其功德而哀之。《释名》：‘哀，爱也。'爱而哀之也。”可见哀策文与诔文很接近，并无大的不同。至于哀祭文，则以徐师曾《文体明辨》的解释最为明晰：“按祭文者，祭奠亲友之辞也。古之祭祀，止于告飨而已。中世以还，兼赞言行，以寓哀伤之意，盖祝文之变也。”
哀辞以悼童殇、吊文以慰亲属、诔文以彰德行、祭文用于典祀，在汉魏六朝，这几种文类虽然所悼对象、使用场合与侧重点稍有不同，但到后来区别日渐微小，难以截然分类。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始终存在着两个根本性的共同点：其一是所伤悼和追怀的对象必定是已经死亡的人（极少数以非人类为伤悼对象的作品除外），而且这一对象必然与作者存在着某种或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其二是都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而且其情感倾向必然是悲伤的，上引所谓“以哀痛为主”、“情主于痛伤”、“事极理哀”、“辞哀而韵长”、“爱而哀之”、“以寓哀伤之意”，无不指向一种哀痛伤心的情绪。因此，本文所论“哀吊类”，实际上涵盖了哀辞、吊文、诔文、、哀策、哀祭文等哀悼死者的抒情性韵文，但不包括墓志铭、墓碑文等应用性太强的悼亡类韵文。
清人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云：“哀祭类者，诗有颂，风有《黄鸟》、《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辞甚工，后世惟退之、介甫而已。”姚氏所言的“楚人之辞”，当指《楚辞》中的《国殇》、《招魂》、《大招》等作。《国殇》悼念和歌颂楚国阵亡的将士，《招魂》、《大招》皆为招魂辞，三篇都是为死者而作，所以姚氏将它们直接纳入“哀祭类”文章之内。
说《国殇》等作便是“哀祭类”的韵文似觉不妥，但若说《楚辞》中的此类辞作对哀吊类韵文的蔚成风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则是符合事实的。实际上先秦时期如《孔子诔》那样可靠的哀悼性韵文非常少见，到汉代才逐渐增多，至魏晋六朝方形成气候。而促成汉代文人关注亡者、写作悼亡类韵文的契机便是《楚辞》中《国殇》等辞作，尤其是作为其余绪、几乎贯穿于整个汉代的“悼骚类”辞赋作品。西汉初贾谊的《惜誓》（录入《楚辞》），据王夫之《楚辞通释》，是“惜屈子之誓死，而不知变计”的意思，带有悼怀屈原之义，而他的《吊屈原赋》，则是明确地“为赋以悼屈原”，并“因以自谕”（《汉书》本传）之作。贾谊而后，庄忌出于“哀屈原受性忠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楚辞章句》）而作《哀时命》，东方朔“追悯屈原”（《楚辞章句》）而作《七谏》，王褒“读屈原之文，……追而悯之，故作《九怀》”（《楚辞章句》），类似的作品还有刘向的《九叹》、扬雄的《反离骚》、梁竦的《悼骚赋》、王逸的《九思》等，可谓绵绵不绝。这些作品都遵循通过悼怀屈原抒发自我感慨的基本模式，而且往往自我抒发在篇中占了更大的比例。但不管怎样，它们至少在名义上一致以悼伤屈原为创作的缘由，从而也就使它们具备了哀吊类作品的某种性质，并直接启发汉代文人对此类文学作品的注意。郭绍虞在《试从文体的演变说明中国文学之演进趋势》一文中指出：“可知哀祭类这种抒情文，最初的导源是抒情诗，后来的面目是抒情赋，直至赋的方面渐渐减少抒情的分子，于是更一变其形制，而为有韵的祭文或哀辞。”①他肯定了哀祭文的近源便是辞赋。甚至由《吊屈原赋》所开创的一些此类辞赋作品，被刘勰视为汉魏两晋最具代表性的哀吊文。他在《文心雕龙·哀吊》中说：
自贾谊浮湘，发愤吊屈，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吊二世，全为赋体，桓谈以为其言恻怆，读者叹息，及卒章要切，断而能悲也。扬雄吊屈，思积功寡，意深《反骚》，故辞韵沉膇。班彪蔡邕，并敏于致诘，然影附贾氏，难为并驱耳。胡阮之吊夷齐，褒而无间，仲宣所制，讥呵实工。然则胡阮嘉其清，王子伤其隘，各其志也。祢衡之吊平子，缛丽而轻清；陆机之吊魏武，序巧而文繁。降斯以下，未有可称者矣。
在这一段话中，刘勰以《吊屈原赋》为“吊文”类的“首出之作”，此后有司马相如的《吊秦二世赋》、扬雄的《反离骚》、班彪的《悼离骚》、蔡邕的《吊屈原文》、胡广的《吊夷齐文》、阮瑀的《吊伯夷文》、王粲的《吊夷齐文》、祢衡的《吊张衡文》、陆机的《吊魏武帝文》。判断是否为“吊文”，刘勰的依据主要是标题的称名，因而汉代如《哀时命》一类的辞作未归入此类。但即使如此，其中仍然有《吊屈原赋》、《吊秦二世赋》、《反离骚》三篇骚体赋作，而《悼离骚》和《吊屈原文》两篇也是以悼伤屈子为对象的作品。既然直接承楚骚而来的贾谊《吊屈原赋》是“吊文”类的开山之作，而作为楚骚余绪的汉初以“悼屈”为题材的骚体赋又构成了早期“吊文”的重要内容，那么楚骚在哀吊类韵文中的地位以及它对此类韵文的影响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二）楚骚体式在哀吊类韵文形制中的地位
徐师曾《文体明辨》云：“ 按哀辞者，哀死之文也，故或称文。夫哀之为言依也，悲依于心，故曰哀；以辞遣哀，故谓之哀辞也。……其文皆用韵语，而四言、骚体，惟意所之，则与诔异体矣。” 清人方熊《文章缘起》“补注”云：“ 按祭文，……其辞有散文、有韵语、有俪语，而韵语之中又有散文、四言、六言、杂言、骚体、俪体之不同。” 哀吊类的文章在内容上是大体一致的，但形式体制却呈多样化的状况，就哀吊类的韵文而言，也是多种多样。然而在这些不同的体式中，骚体是尤其不可忽视的一种，关于这一点，上面我们所论及的《吊屈原赋》等骚体赋作便是最好的说明，同时还可以从早期的此类韵文中得到证实。例如传为柳下惠妻所作的《柳下惠诔》：
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诚信而与人无害兮。屈柔从俗，不强察兮。蒙耻救民，德弥大兮。虽遇三黜，终不蔽兮。恺悌君子，永能厉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几遐年，今遂逝兮。呜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谥，宜为惠兮。
此作见于刘向《列女传》卷 2，虽可以肯定非柳妻所作，而是后人托名之作，但至迟也产生于刘向之前，应当是西汉时期的作品。这篇诔文基本上由“〇〇〇〇，〇〇〇兮”的骚体句式构成，全篇均用楚骚的“兮”字句，因而可以说是一篇纯骚体的哀诔文。又如蔡邕的《议郎胡公夫人哀赞》，其正文的主体主体亦为骚体句，如其中写道：“疾大渐以危亟兮，精微微而浸衰。逼王职于宪典兮，子孙忽以替违。目不临此气绝兮，手不亲夫含饭。陈衣衾而不省兮，合绠棺而不见。”与《柳下惠诔》不同的是，这篇哀赞全用《离骚》句式。此外，他的《胡幼童根碑》乃为陈留太守七岁夭折的儿子胡根所写，实际上是一篇哀辞，文中杂有与《柳下惠诔》相同类型的骚体句。
勿庸讳言，汉代的哀吊类韵文，绝大部分都是承《诗经》而来的四言句，骚体在其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除了《吊屈原赋》、《吊秦二世赋》等以“赋”名篇的作品外，用骚体创作的哀吊类韵文句法单调、缺乏文采，从文学的角度看并无多少价值。骚体被比较多地运用于哀吊类韵文，并以其真挚的感情和圆熟的表现打动读者的心，是从魏晋南北朝这一特殊的时代开始的。
陆机《吊魏武帝文》云：“夫始终者，万物之大归；死生者，性命之区域。是以临丧殡而后悲，……夫以回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内。……雄心摧于弱情，壮图终于哀志。长算屈于短日，远迹顿于促路。”潘岳《笙赋》云：“枣下纂纂，朱实离离，宛其落矣，化为枯枝。人生不能行乐，死何以虚谥为？”死亡是个体生命不可避免的终结形式，即使如曹操那样有“回天倒日之力”的伟人，也无法“振形骸之内”，改变死亡的结局。魏晋人对生的依恋和对死的忧惧，实际上体现了他们对生存的自觉和对个体生命价值的确认。只有当汉末随着皇权的崩溃，桎梏人性的经学失去其官方哲学的地位，而动乱的政治情势将生存问题凸现于人们面前之时，整个社会才会弥漫着如此浓重的生命之悲，并由此促使哀吊类文章的兴盛与繁荣。
魏晋南朝的著名作家，几乎无人没有写过悼亡性的文字。例如曹植就写过《武帝诔》、《文帝诔》、《卞太后诔》、《任城王诔》、《曹休诔》、《荀侯诔》、《王仲宣诔》、《平阳懿公主诔》、《苍舒诔》、《仲雍哀辞》、《金瓠哀辞》、《行女哀辞》共 12篇；陆机《赠弟士龙》云：“天步多艰，性命难誓。常惧陨毙，孤魂殊裔。存不阜物，没不增壤。生若朝风，死犹绝景。视彼浮游，方之侨客。眷此黄庐，譬之毙宅。”他的悼亡之作也有17篇；而潘岳则更多达30余篇，并成为以擅长“悼亡”而名世的作家。在此时期数量众多的哀吊类韵文中，运用楚搔“兮”字句的作品颇不少，以最具代表性的潘岳为例，在除诗歌以外的24篇此类韵文中，计有《悼亡赋》、《哀永逝文》、《哭弟文》基本上由骚体句构成，《为杨长文作弟仲武哀祝文》、《伤弱子辞》、《悲邢生辞》则杂用了或多或少的骚体句，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又如刘宋时谢庄的5篇此类韵文中，使用了骚体句的就有《孝武宣贵妃诔》、《皇太子妃哀策文》和《黄门侍郎刘琨之诔》三篇。南北朝而后，在哀吊类韵文中，楚骚体式依然是仅次于四言、六言的重要形制，如柳宗元的《吊屈原文》、《吊苌弘文》、《吊乐毅文》，李华《吊古战场文》、元代揭傒斯的《故叔父常轩五府君哀辞》，明代王守仁的《瘗旅文》等许多悼亡类著名作品都用骚体写成，或运用了相当数量的楚骚“兮”字句。
楚骚体在哀吊类韵文中的运用有几种不同的情况。其一是通篇全用骚体，篇幅则有长有短，长篇如潘岳的《哀永逝文》、揭傒斯的《五府君哀辞》等，多达 60余句，短者如潘岳《哭弟文》：“视不见兮听不闻，逝日远兮忧弥殷。终皓首兮何时忘，情楚恻兮常苦辛。”仅四句而已，当然这也不排除只是残篇的可能。其二是骚体仅作为四、六言句的辅助而出现，往往用在作品的开头、结尾或一段较长的陈述之间，而尤以用在结尾的情况最为常见，如谢庄《皇太子妃哀策文》的最后四句：“离天渥兮就销沈，委白日兮即冥暮。菊有秀兮蘅有芬，德方远兮声弥树。”同时，处于末尾的骚体句渐次与“呜呼哀哉”这个哀吊文中常用的感叹词组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相对固定的格式，如谢庄《宣贵妃诔》的结尾为：“重扃闭兮灯已黯，中泉寂兮此夜深。……响乘气兮兰驭风，德有远兮声无穷。呜呼哀哉！”江淹《齐太祖高皇帝诔》的结尾云：“寂帐寂兮寂已远，夜釭夜兮夜何邃。呜呼哀哉！”而谢脁《齐敬皇后哀策文》的收束部分则更为整齐而规范：
怀丰沛之绸缪兮，背神京之弘敞。陋苍梧之不从兮，遵鲋隅以同壤。呜呼哉！陈象设于园寝兮，映舆錽于松楸。望承明而不入兮，度清洛而南游。继池綍于通轨兮，接龙帷于造舟。回塘寂其已暮兮，东川澹而不流。呜呼哀哉！ 藉閟宫之迷烈兮，闻缵女之遐庆。始协德于苹蘩兮，终配祀而表命。慕方缠于赐衣兮，哀日隆于抚镜。思寒泉之罔极兮，托彤管于遗咏。呜呼哀哉！
其三是以“歌”的形式出现，如王守仁的《瘗旅文》便是以两首“歌”作为结束的，前一首云：“ 歌曰：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莫知西东兮，惟天则同。异域殊方兮，环海之中。达观随寓兮，奚必予宫。魂兮魂兮，无悲以恫。” 后一首较长，兹不赘录。
（三）楚骚句式在哀吊类韵文中的作用
哀吊类韵文以四言、六言为正体，所以萧统《文选》中的诔、哀策、吊文和祭文大多是四言或六言体。这两种句式适合于陈述铺排，风格特点是整齐有序，其最大的弊病则是板滞。汉代的大赋也多用这两种句式，赋家为了避免这一弊病，采取了四、六言交叉搭配和引进骚体以增加句式变化的办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与赋相比，哀吊类韵文板滞的弊病更为突出，其原因就在于这类文章出于典重的需要，往往要么四言、要么六言，通篇使用同一句型，缺少辞赋作品通过四、六言交错运用来活跃句法的途径。在这样的情况下，楚骚“兮”字句的引进就显得格外重要，它就像加入保持同样节奏和音调的浊重乐曲中的一组清亮的异类音符，给本来单调滞重的哀吊类韵文带来了变化与活力。例如潘岳的《伤弱子辞》正文：
奈何兮弱子，邈弃尔兮丘林。还眺兮坟瘗，草莽莽兮木森森。伊邃世之遐胄，逮祖考之永延。咨吾家之不嗣，羌一适之未甑。仰崇堂之遗构，若无津而涉川。叶落永离，覆水不收。赤子何辜，罪我之由！
此作由四言、六言和骚体三种句式构成，句式的交错变化，跟作者痛失爱子的哀伤情绪正相适应，其错落跌宕，与那种四言或六言到底的呆板体制形成鲜明的对照，抒情的效果是很不一样的。此外，骚体作为一种异类句型，在作品中不管处于开头、结尾还是大段的铺述之间，不但构成了句式的变化，而且还因其所处的位置起到了结构组织上的作用。位于起首的骚体句，既是全文的领起，又可引起读者的注意，如上引《伤弱子辞》便是这样；用于结尾的骚体句，自然是全文的收束，亦因句型的转换而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如《瘗旅文》那样以“歌曰”的形式为结束的作品，更能使所抒的哀伤之情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介乎大段四、六言铺述之间的骚体句，往往是作为前一部分的收束和后一部分的开始而安排的，在结构上有一种过渡的作用，如《宣贵妃诔》、《吊古战场文》即是如此。
四、六言句尤其是四言句，句中很少有虚字，且因为哀吊类韵文一般都用于庄重严肃的场合，有很强的实用性，其语词的选择也大多倾向于厚重典则，以致这类作品典重有余而活泼不足，悼伤之情的抒发受到很大的限制，如潘岳《夏侯常侍诔》、颜年延《阳给事诔》等许多经典性作品，都有这种局限。楚骚“兮”字句的引进，使这种情况大为改观。例如谢庄的《黄门侍郎刘琨之诔》：
秋风散兮凉叶稀，出吴洲兮谢江畿。瞻国门兮耸云路，睇旧里兮惊客衣。魂终朝而三夺，心一夜而九飞。过建春兮背阙庭，历承明兮去城辇。旌徘徊而北系，轜逶迤而不转。挽掩隧而辛嘶，骥含愁而鸣俛。顾物色之共伤，见车徒之相泣。
篇中的骚体句，因“兮”字处于每一句的中间，将实义性词组隔开，有效地消解了一般哀诔文意象过于满密的通病。尤为重要的是，一旦使用骚体句，受这种句式瑰丽流畅特点的潜在导引，作者往往会不自觉地改变惯常作哀吊文时选择典重语词的心理定势，而采用一些相对轻灵通脱的语词来构筑篇章。谢庄的这篇哀诔由《九歌》型“兮”字句和六言赋体句组成，句法错落而流动，语言平易而流利，没有丝毫晦涩浊重之感，反而透出一种浓厚的诗意。
严格地说，“吊文”在哀吊类韵文中是非常特殊的一种，与诔、哀祭文、哀辞等相比，它的实用性不是很强，甚至可以说，大量吊文写作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悼念亡者，而是为了抒发自我的牢骚与不平。悼怀死者是名，而抒写自我情感是实；悼亡只是手段，而自悯才是目的。正因为如此，吊文无须受实用性与程式化的约束，可以自由地逞才尽性，在对亡者悼怀的同时倾泻心中郁积的委屈。况且创作这类吊文的作者，绝大部分都有过坎坷的经历，对社会、自然和生命有着深刻的体悟，他们的思想感情与所吊对象必然存在着某种关联。因此这类吊文所承载的内容往往是深广复杂的，从文学的角度看也是最有价值的。
贾谊的《吊屈原赋》（《文选》作《吊屈原文》）是这类吊文的开山之作，因为它通篇用的是“兮”字句，所以用楚骚体创作吊文是相当常见的，上面已经提及的柳宗元的数篇吊文，便是其中的优秀作品。例如他的《吊乐毅文》：
大厦之骞兮，风雨萃之。车亡其轴兮，乘者弃之。呜呼夫子兮，不幸类之，尚何为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常。畏死疾走兮，往颠彷徨。燕复为齐兮，东海洋洋。嗟夫子之专直兮，不虑后之为防。胡去规而就矩兮，卒陷滞以流亡。惜功美之不就兮，俾愚昧之周章。岂夫子之不能兮，无亦恶是之遑遑。仁夫对赵之悃欵兮，诚不忍其故邦。君子之容与兮，弥亿载而愈光。谅遭时之不然兮，匪谋虑之不长。跽陈辞以陨涕兮，仰视天之茫茫。苟偷世之谓何兮，言余心之不臧。
此作追怀战国时期燕国大将乐毅，叹惜他立下赫赫战功，却终因燕惠王误信田单的反间计，被迫出奔于赵，并老死它乡。其中既有对乐毅悲剧的同情，也寄寓着作者身遭政治迫害、被贬出京的愤懑与无奈。他的三篇吊文，大体皆有此寄托，而以《吊屈原文》写得最好，其开头云：“后先生盖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罗兮，擥衡若以荐芳。”可见作于宗元贬湘之时，目的也在于借吊屈以抒己之怀，所以元代祝尧云：“其迹原之心亦颇得之。晦翁尝称扬柳于‘楚辞'逼真，必非苟言者。”②他的吊文确可称贾谊的嫡传。
这一类借悼亡或吊古以抒发自我情感的吊文，本来就源自楚骚体式，也与汉代吊屈的传统有紧密的联系，因而不仅楚骚参差错落的句式、一唱三叹的咏叹色彩等形式因素得到了利用，而且楚骚丰富厚重的文化内涵和屈原不幸的身世遭际，也成为了这类吊文的一种底色和背景，从而使这些作品所表达的哀伤幽怨之情更为打动人心。总之，楚骚体式在此类吊文中的作用是综合性的，也是在整个哀吊类韵文中表现得最为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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