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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我的父亲王力

王缉志

  今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他离开我们已经14年了,他住院病危时我们兄弟姐妹几人轮流在他身边看护,在他去世前几天,他神志有些不清,也没有气力说话,但他已经意识到他的生命到了尽头,不时叹气,我猜想他是不甘心就这样离开人世的,因为还有计划中的书没有写完,还希望要多写些文章……

  我父亲的身体一向很好,很少生病。他是在1986年3月底病倒的,那时他已经有86岁了,当时我不巧没在国内,那时我在四通公司主持开发四通文字处理机工作,正带领一支开发队伍在日本横滨做产品开发的最后调试。在开发工作进行到了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时候,我接到总裁的电话,告诉我父亲生病住院,我听了之后开始没有在意,他又加了一句话:你父亲的病很重,就是说,可能等不到你回国了……这时我心里“咯噔”一下,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有点不敢相信,因为我离开北京还不到一个月,那时他还好好的呀!总裁对我说,如果需要,你可以中断手中的工作,立刻回国见你父亲最后一面。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我们在日本的签证期限是一个月,这次是四通第一次开发自己品牌的产品,这时也即将结束,如果我回国,就意味着这次开发要中止,公司产品的推出必然要拖延一段时间,甚至将失去商业机会;如果我不回国,万一父亲去世了,我将失去和他见面的最后一次机会,也不能在他病重的时候在他身边尽一个孝子的心意。总裁知道我的矛盾心情,没有立刻要我表态。放下电话之后,日本ALPS公司的领导也说,如果王先生要回国的话,我们可以立刻安排。我随即向北京拨通了母亲的电话,询问父亲的病情,这才知道,当他生病时,起先是发烧,大家都以为是感冒,谁知住进医院之后才发现情况严重,是白血病,而且病情很快恶化。我想,我是否回北京,可以征求母亲的意见,她的意见将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她要我回去我必须立刻动身。可是母亲说,“我知道你在日本的工作很重要,如果那里的工作离不开你,你就不必回来了,北京有你的弟弟和妹妹在。”以工作为重,是我父亲母亲的一贯作风,我父亲和母亲不会轻易以身体不适而请假,一般小病都会坚持上班,而我还在中学上学的时候,不管是肚子痛还是有其他不舒服的症状,我母亲都是要求尽量要坚持上学。以我父母亲以身教导我们的做人原则,留在日本继续做开发,是很自然的选择。于是,我决定留下。

  在日本的开发工作顺利完成了,我在4月中旬回到北京,立刻就到北京友谊医院去看望住院的父亲,这时他神志还清醒,但已经不能说出完整的句子了。我向他汇报了我在日本的工作,告诉他开发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他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我在出国前,曾经给他讲解过文字处理机的工作原理,当时他始终不太理解,我本来想搬一台电脑到父亲家里给他做模拟演示,但一来那时开发工作太忙,二来想到反正很快就会有产品出来,等产品问世后再给他讲岂不更好吗,因此就没再给他做进一步的讲解。谁知到产品真的开发完成的时候,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没能让自己的父亲用上自己设计的文字处理机,是我终生的遗憾。后来,四通文字处理机累计销售了20余万台,成为四通的拳头产品,为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这是后话。

  子承父业,是很普遍的现象,所以很多人问我,你怎么没有选择你父亲的专业呢?我从小喜欢数学、物理等,而父亲是搞文的。他曾对我说过,他也喜欢数学,但是他年轻的时候由于个人财力的原因,只能选择文科,要不然,他也会选择理科。所以他并没有要求我继承他的专业,倒是支持我学理工科。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曾经在北京市中学生数学竞赛中获得二等奖,因此1957年考大学时想选择数学专业。当时计算机业正在兴起,那年大学刚开始设置计算机专业,他劝我报计算机专业。他说,计算机是一门新兴的行业,必然会有比较大的发展,你应该选择它。但是父亲的建议没有起作用。当时整个学术界有一种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以至于影响到了我们中学毕业生。我的同学都反对我报考计算机专业,他们说,计算机技术里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还是学传统的数学有出息。我在这样的氛围里,没有听从父亲的建议,还是报考并就读了北京大学数学专业。

  我1963年大学毕业,经过多年的各种变迁,最后在1973年开始搞计算机,一直到现在。我所做出的任何成绩都与计算机有关。可以说,计算机现在成了我的主业。回想起来,父亲是很有远见的,实践证明了他的建议是正确的。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有一半的人后来都改搞了计算机。

  我父亲平时总是很忙,从我们小时候起就一直是这样,很少有空管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我们的家庭教育主要来自母亲。我小时候不听话,常挨母亲打,父亲反对母亲打我们,他自己也很少打我,但有一次,我不记得是什么事惹怒了父亲,被他痛打了一顿。

  尽管如此,因为父亲是研究语言学的,他对我们子女的语文要求很严,我们写的文章里不能出现不通顺的句子,更不能有错别字。此外,还要求我们的文章要符合逻辑。因此,尽管我后来学了数学,但在用语言表达自己思想方面和写文章方面,我从父亲那里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父亲也很少和我一本正经地谈心,我记得只有一次,就是我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我的女朋友突然和我分手了,我特别想不通,心里很痛苦。他见状找我谈话,他说:“中国有句成语叫‘老马识途',我就算是一匹识途的老马,给你一点建议,世上好的女子那么多,要想开一点……”

  还有,我从父亲那里受到的一个影响,就是独立思考的习惯。我从小就喜欢独立思考,凡事自己拿主意。1984年,受改革开放思潮的影响,我决定从国家单位辞职,和朋友一起创办民营的四通公司,这在当时是要有很大勇气的。我曾担心父亲会不支持我的这种行为,但他很支持。不但如此,还在当年的年底挥毫写了一首《七律》给我做鼓励:

不负当年属望殷,精研周髀做畴人,

霜蹄未惮征途远,电脑欣看技术新。

岂但谋生足衣食,还应服务为人民,

愿儿更奋垂天翼,胜似斑衣娱老亲。

  我把父亲的墨宝拿到荣宝斋去裱好,挂在我家的墙上,从此,“岂但谋生足衣食,还应服务为人民”这两句,成了我的座右铭。后来虽然我离开了四通公司,这两句诗,仍然是我办企业时永不忘记的原则。我想,时刻记住父亲的教导,照这个原则去做,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大教育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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