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克
0.开篇
人为设定的时间概念——２０世纪结束了。为了叙述的需要，我们暂且将２０世纪中的现代汉语诗歌写作学研究看作是一个可以被封闭起来的研究材料，以避免它的无限制的延伸。通过观察、比较等方式，我认为２０世纪中国现代汉语诗歌写作学研究中存在两个节点，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就是以胡适、王力为标识的关于现代汉语诗歌写作学研究中注重写作本身的发展线索。我力图回避语义学和阐释学的影响，从纯粹技术的角度来谈这两个比较重要的节点。我以为这种角度是比较科学的，而且具有实用的价值。它可以为诗歌写作者初步整理出基本的写作技术手段、深入关注写作本身的理论依据，还有就是为中国现代汉语诗歌写作学研究提供一些关于技术性研究的启发。这当然和我的某些艺术观念有关系。我一向认为，人类艺术史的本质就是技术史。缩小范围，人类诗歌史的本质就是一部诗歌写作技术史。当然这一历史始终是以文本的形态构成的（而它涉及的具体范围几乎囊括了人类文明所具有的一切领域）。
1.胡适
１９１５年夏天，留美学生胡适开始和同在美国的梅光迪、任鸿隽、杨杏佛、唐钺等人进行文学讨论，首先的议题是“中国古文是否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胡适在此之前认为中国古文不易教授而从英语中获得了些教训，从而认为古文存在着问题。而梅光迪却不同意。两个年轻人的争吵渐渐升级，结果胡适认为古文是一种全死的文字，而相对应的文学亦需要革命。至于怎么革命，胡适的想法中还未出现清晰的成分，反正是要革命了。这和八十年代某些盲目的诗歌实验多少有些相似：已经认识到实验的必要，但又没有多少清晰的轮廓，抱着做做看的念头，甚至是实验的热情超过了实验的理性。
胡适紧接着提出了方案：“要须作诗如作文”，他从近世诗人喜做宋诗中发现了宋诗的长处就是作诗如“作文”（而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的传统认识中宋诗如此的“文章化”是它的缺陷性特征，是宋诗不如唐诗的一个主要理由）。１９１６年２月到３月，胡适的觉悟到了一个非常的阶段，他想到：“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注１），从而将“形式”推向思路的核心。胡适的觉悟并非凭空而来，仍是来自对欧洲文学史的考察，“若近代欧洲文人都还须用那已死的拉丁文作工具，欧洲近代文学的勃兴是可能的吗？欧洲各国的文学革命只是文学工具的革命”（注２）。
虽然胡适直接从中国文学自身发展中拎出了一条“白话文学”的线索，作为自己的文学史依据，并把“活字”看作是白话写作的基本构成方式，而实际上他的写作一开始沿用的却是欧洲通行的Satire（嘲讽诗）。如：
“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
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
说什么“中国有活文学”！
说什么“须用白话做文章”！
……
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呵呵大笑。
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
……
姑且不说它采用的韵式具有西方诗歌韵式的特征，仅仅从音行来看，第一节是严格的十音，第二节则是规矩的十二音。
而胡适却没有就此深究下去，反而又回到了“白话”的论题中。让我们感到有趣的是，２０世纪第一首具有现代意义的诗歌，就这样在胡适和梅光迪讨论现代诗歌写作的游戏或者胡闹中诞生了。虽然它产生的方式是游戏的，但是它对中国现代诗歌的重要性却远远超出胡适对它小心翼翼作出的肯定——“在我个人做白话诗的历史上，可是很重要的”（注３）。从此，胡适“决定努力做白话诗的试验”（注４），并指出它“一半也是我受的实验主义的哲学的影响”（注５）。他说的实验主义哲学，就是他的美国老师杜威的学说。
到１９２０年３月胡适完整的诗歌实践结果《尝试集》出版之前，中国汉语诗歌的形态始终处于一种单纯的形式之中，我们习惯地称之为古典汉语诗歌。它从２０００多年前的《诗经》开始，渐渐拥有了自己独立的诗学和相对固定的诗歌基本体式，这和中国的文化类型、政治制度保持着惊人的一致性。面对这样一个传统，一个诗歌写作者所要选择的方向极其有限，要么继续按照这种形式写下去，要么进行局部的改良，譬如黄遵宪、梁启超等人所倡导的“诗界革命”，实际上仍旧是一种保守的诗歌技术的革新，从大的形态来说，它仍停留在古典汉语诗歌的范畴之中。“近代诗歌”对它的冠名只是一种历史学概念，而不是诗学概念。
在此背景之下，以胡适《尝试集》为代表的具有现代性的汉语诗歌就有了开拓荒地的意义。１９２０年以前中国只有一种诗歌形态，而在此之后仿佛忽然就有了第二种与古典诗歌泾渭分明的诗歌形态。《尝试集》在语气、节奏、音调、跨行处理、单行分句、每行长度以及修辞学等多方面（虽然胡适本人对此并无更多的理性的认识）和古典诗歌形成了巨大的差别，而且为现代性的诗歌提供了最基本的技术指标，并为它自身的继续发展创制了更灵活的可能性的开端。因而可以说《尝试集》标志着中国现代诗歌的开始，同时宣告中国古典诗歌一家诗歌形态独尊的局面被打破。这是２０００年以来中国诗歌形态发生的最大的变化。
古典汉语诗歌写作很快走向没落的原因固然和现代汉语诗歌写作的冲击有关，但也与现代政治制度、文化政策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它的主导影响下，社会学因素也显露出来，并产生广泛而巨大的影响。２０世纪的古典汉语诗歌写作很快退出中国汉语诗歌写作主流，又很快蜕变为一种书斋文化形态，而它的有关研究也就有了某种遗产博物馆的性质，渐渐被２０世纪中国汉语诗歌写作者的主流所忽略。关于古典诗歌写作２０世纪的走向及其研究是另外一个课题（比如毛泽东、郭沫若等的古典诗歌写作在六十年代文化政策保护下重返主流地位，从而使中国诗歌形态达到复古局面的问题等），有一点要着重说明：古典诗歌写作并没有因为现代诗歌写作的统治性地位而消亡（到九十年代北京等地仍然有一些民间诗社在从事古典诗歌写作的组织活动，而且在互联网上有关古典诗歌写作的网站以及BBS讨论区也不在少数，并且也涌现出一些比较有影响的写作者和传播者）。
值得强调的是胡适开始现代诗歌写作的地点是美国。我们由此根本不能排除非中国诗歌形态对中国现代诗歌写作的开端所产生的原始的推动作用。而且在这个不寻常的开始，他就打出了“实验”的旗号，“要想把这本集子所代表的‘实验的精神'贡献给全国的文人，请他们大家都来尝试尝试”（注６）。可以说中国现代诗歌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它在２０世纪带有不可避免的实验的责任，从诗歌实践看，也是这样。
实验的精神在与胡适同时的刘半农的诗歌实践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展示，在当时普遍的化用古典诗歌资源的潮流中，他已经将现代儿童歌谣体看作是一种体式（《拟儿歌》等），并把方言体引入中国诗歌（以江阴方言写就的《瓦釜集》。２０世纪末胡续冬以四川方言写成的《太太留客》则运用了更多的综合性的方法）。而闻一多的新格律诗理论、冯至等人的严谨而成熟的诗体实验，把中国现代诗歌写作推向了一个发展的崭新阶段。
实验一直延伸到２０世纪的结束，并且将会继续进行下去。而且这种实验基本上是建立在借鉴非中国诗歌写作资源的基础上的，因为来自内部的变化毕竟过于缓慢。
来源：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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