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99年甲骨文初次发现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进行科学发掘，甲骨学者一般称之为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的短短三十年年中，中外学者搜集、收藏的甲骨资料已达十万片左右。这一时期拓印成书的甲骨文著录专书有十二种，共公布甲骨文资料9919片。这些书的出版年代与收录甲骨文资料片数大略如下：

一、刘鹗：《铁云藏龟》1903年1058片

二、罗振玉：《殷虚书契前编》1912年2229片

三、罗振玉：《殷虚书契著华》1914年68片

四、罗振玉：《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40片

五、罗振玉：《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1104片

六、罗振玉：《殷虚古器物图录》1916年4片

七、明义士：《殷虚卜辞》1917年2369片

八、王国维(原题姬佛陀)：《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1917年655片

九、林泰辅：《龟甲兽骨文字》1921年1023片

十、王襄：《簠室殷契徵文》 1925年1125片

十一、叶玉森：《铁云藏龟拾遗》 1925年240片

十二、罗福成：《传古别录》第二集1928年4片

　　虽然以上发表的材料还只占当时传世甲骨的十分之一。但大多数比较重要的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材料已大体上公布出来。随着上述甲骨文资料的流传和公布，研究甲骨文的风气逐渐在学者中慢慢形成，终于产生出一门以甲骨文为研究对象的崭新学科—甲骨学。

　　最早对甲骨文进行专门研究的学者，当推清末著名学者孙诒让(图23)。孙诒让，字仲容，晚年又号越东逸民，浙江瑞安人。光绪末年，孙诒让旅居北京时，已是当时声闻遐迩的著名学者，他所著的《周礼正义》、《墨子闲诂》等书见重于当世，受到学者们的普遍推许。此外，他对古文字学有着极深的造诣，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也有几十年之久了。1904年，他看到一年之前出版的《铁云藏龟》，感到非常惊奇，用他 自己的话讲：“自己研究古文字已有四十年了，想不到在 年迈的时候还能看到商代文字这样的奇迹。”他凭借对古文 字的深厚功力和广博的学问素养，仅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便把《铁云藏龟》中的甲骨文材料大体上理出一个头绪。他将自己的研究心得写成了一部专著，这就是被学术界誉为对甲骨学的创立具有开山作用的《契文举例》。

　　孙诒让的《契文举例》共分十章，各章的篇名为：

月旦第一

贞卜第二

卜事第三

鬼神第四

卜人第五

官氏第六

方国第七

典礼第八

文字第九

杂例第十

　　孙诒让的这部书虽然只是一部对甲骨文的文字进行极其初步考释的著作，但其中的不少见解却是很有见地的，有些看法甚至至今也还有其一定的意义。如果考虑到孙诒让是在甲骨文刚刚公布一年的时候，撰写这部书，所看到的材料还极有限，而刘鹗公布的甲骨文材料在当时还仅仅只能称为龟板等的情况，孙诒让只用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窥破了它们的奥秘，看出了它们的史料价值，并能按内容进行系统的分类研究，无疑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此外，孙诒让当时所运用的那种以《说文解字》为根据，以铜器铭文作比较证据的文字考释方法也是十分正确的。他的这一方法，对于其后的研究者具有相当重要的启发作用，甚至直到今天，仍为研究甲骨文的学者们所遵循。

　　孙诒让的《契文举例》虽然早在1904年即已写成，但却一直放在书斋内未能出版，直到1913年才被王国维在上海发现。王国维(图24)，是孙诒让之后以研究甲骨文著称的又一位大师。 王国维，字静安，又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生于 清代光绪三年(1877年)，死于1927年。王国维与甲骨文结 下不解之缘是罗振玉影响的结果。1898年，正当罗振玉在 上海兴办农学社和东文学社的时候，二十一岁的王国维由 家乡来到上海。开始他在汪康年和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 社担任抄写和校对工作。1898年夏季，《时务报》社关闭，王 国维便转入罗振玉的东文学社作庶务，同时开始了日文和 自然科学的学习。由于王国维聪明而又好学，不久便被罗振玉看重。1901年，罗振玉为了培养王国维，曾经慷慨解囊 资助这位比自己小十一岁的年轻人东渡日本，留学深造。后来，罗振玉创办《教育世界》杂志时，又请王国维回国担任该杂志的主笔。

　　王国维是一位兴趣非常广泛而又非常刻苦努力的学者。他早年研究的领域是哲学和文学，先后撰写过《叔本华和尼采》、《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等论著，显露出他有极高的才华和学术见解。后来又转攻戏曲、音律，也撰写过名重一时的《戏曲考源》和《唐宋大曲考》等论著。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追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在研究宋元戏曲的同时，开始帮助罗振玉整理和研究甲骨文，从此他和甲骨文便结下了不解之缘。当王国维回国旅居上海时，他在发表《宋元戏曲史》的同时，开始对甲骨文进行独立的研究。当时上海收藏甲骨文资料较多的英籍犹太人、大资本家哈同，为了讨好其夫人，不仅搜购了很多甲骨文，而且还在他的哈同花园中兴办了一所仓圣明智大学。王国维为了有机会研究哈同夫人收藏的甲骨文资料，便在仓圣明智大学出任教授，并于1917年以姬佛陀(名觉弥)的名义，将罗氏资料拓印为《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一书，同时对每片的卜辞作了考释。 就在编印、考释《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的同时，王国维 撰写井刊行了甲骨文发现以后第一篇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 论文《殷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这在甲骨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在这篇论文和它的续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中，王国维把甲骨文中出现的商王先祖名号与 受祭次序同《史记·殷本纪》中所记载的商代先公先王的庙号、世系进行了对照，结果发现，《史记·殷本纪》中的记裁，除在个别地方与卜辞记载有出入外，基本上是可信的，王国维除了对此详加考证外，还根据甲骨文资料将《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讹误一一加以订正。例如，《史记殷本纪》中所记为“振”的先公，依照甲骨文资料应当改为“王亥”。又如，根据甲骨文资料可知，上甲以后的世系次序应为“报 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史记殷本纪》误为“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王国维 根据甲骨文资料予以改正。再如，根据甲骨文资料，有“中宗”称号的本来是祖乙，《史记·殷本纪》误为大戊；类似的还有《史记殷本纪》误康丁为庚丁、误文丁为大丁，均被王国维一一订正。经过王国维的论证和订正，不仅使《史记殷本纪》关于商代先公、先王的世系次序得到了可靠的证明，而且纠正和澄清了自司马迁以来两千多年的一些混乱认识，为以后年骨文与商代史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础。有关商代先公、先王的庙号、世系问题，在王国维之后，又有吴其昌、董作宾和丁山等几位学者，继续进行研究和补充，已经基本上得到比较彻底的解决。他们根据甲骨文资料整理、订正的商代世系表和《史记·殷本纪》的记载，大致可以列表对照如下：

　　由于王国维在学术上卓有建树，1925年，他经胡适介绍进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任教授。新的学术环境，使王国维有更好的条件从事甲骨文研究。他先后撰写出《古史新证》和《殷礼徵文》等论著，将甲骨文研究由孙诒让以来的单纯文字考释推进到根据甲骨文资料研究古代历史的阶段。对于王国维的这一贡献，郭沫若曾经给予过高度评价。他指出：“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系》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他们的讹传。”又说：“我们要说，殷虚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是丝毫也不算过分的。”

　　正当王国维准备对甲骨文进一步作更深入的综合研究的时候，由于他深感时代的前进与自己政治思想的保守日不相容，内心异常痛苦，最后只好怀着对旧日封建时代浓厚的依恋之情，投入北京颐和园的昆明湖中自尽了。一代学术巨匠就这样匆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和王国维约略同时或稍后从事甲骨文研究的学者，除了前面提到的罗振玉、丁山等人外，还有武龙章、王襄、商承柞、叶玉森、陆懋德、胡光玮、程憬、林义光、柯昌济、马衡、容庚、闻宥、余永梁、陈邦怀、陈邦福、张凤、罗福成等人。这些人虽然远远赶不上罗振玉和王国维，但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也都各有建树。

　　此外，这个时期陆续有些外国学者也开始对甲骨文进行研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英国人金璋、库寿龄、银格兰姆，法国人沙畹；德国人穆勒、勃汉第和日本人林泰辅、富冈谦藏、内藤虎次郎、后藤朝太郎、石滨纯太郎、石滨敬次郎、高田忠周、小岛佑马、丹羽正义、饭岛忠夫和无关等人。

　　由于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有关甲骨文的研究逐渐展开，相继取得重要成就，终于形成古文字学的一个崭新学科—甲骨学。这就为殷墟的科学发掘和甲骨文全面研究的展开准备了充分的学术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