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二年夏，八十六岁的朴学大师俞樾在苏州寓所写了一副楹联，匆匆寄给浙江瑞安的孙诒让。联曰：

　　 到老不离文字事，所居合在水云乡。

　　 曲园加注道：“仲容世仁兄早举孝廉，不乐仕进，文章经术，推重一时。所居飞云渡，余曾至其地，虽山乡，实水乡也。”

　　 居住在水云乡的孙诒让，此时年届五十九岁，因为他的巨著《周礼正义》、《名原》、《札 》、《墨子间诂》、《契文举例》等，正受到儒学界的推崇。不但沉溺于古文经的章太炎冠他“三百年绝等双”，好友张謇称其为“二百年儒者所没有”，连执迷于今文经的康有为都誉他为“礼学至博，独步海外”，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更是盛赞他为“殿有清一代，光芒万丈”。曲园与孙诒让所学同属乾嘉学派，精通小学，《群经平议》、《诸子平议》等著作远播四方。对于孙诒让的“精熟训诂，通逄 借，援据古籍，以补正误夺，根抵经史，以诠释古言”，曲园是钦佩有加，曰：“余老矣，未必更能从事于此。仲容学过于余，而年不及余，好古深思，以日思误书为一适，吾知经疾史恙之待于仲容者，正无穷也。”惺惺惜惺惺，对孙诒让的“到老不离文字事”，曲园一时心血来潮，千里迢迢寄一楹联亦是应该。

　　 俞樾是这年冬天就辞世而去了的。孙诒让遥祭曲园的挽联是：

　　 一代硕师，名当在嘉定高邮而上，方冀耄期集庆，齐算乔松，何因梦兆嗟蛇，读两平议遗书，朴学消沉同坠泪；

　　 卅年私淑，愧未列赵商张逸之班，况复父执凋零，半悲宿草，今有神归化鹤，检三大忧手墨，余生孤露更吞声。

　　 俞樾的去世，对于远在飞云渡的孙诒让，不啻是“文字事”的一声丧钟，既然硕师知音化鹤归去，自然落得个“朴学消沉同坠泪”，“余生孤露更吞声”。

　　 西学东渐，国学式微。无情的历史之笔，把辉煌一时的朴学一笔勾销，乾嘉之学盛行的时代彻底结束。辞世前的俞樾是孤独、落寂和无奈的，他被动地接受了这残酷的一幕。他在留给子孙的遗言中写道：“吾家自南庄公以来，世守儒业，然自今日，国家既崇尚西学，则我子孙读书以外，自宜习西人语言文字，苟有能精通声、光、化、电之学者，亦佳子弟也。”此时的他，最钦佩的是“到老不离文字事”的后辈晚生孙诒让。如果不是因为路途的遥远和信息的不畅，他得知此时的孙诒让为应时需，在“水云乡”创办的新式学堂竟达三百余所之多，启蒙培养通声、光、化、电之学者无数，又会作何评价呢？

　　 曲园是深谙禅意的淡散之人，早年体验的官场险恶，使他决绝仕进，隐居于亦属“水云乡”的西子湖畔、姑苏城中。曲园极为看中孙诒让的“不乐仕进”，孙诒让也确曾如此。八试礼闱不第的孙诒让“不乐仕进”，到了固执的地步，即便清廷三开经济特科，军机大臣张之洞、学部尚书张百熙、侍郎唐景崇、湖南巡抚陈宝箴、端方、江苏学政瞿鸿 、翰林侍读吴士鉴等屡次举荐，一概坚辞不赴。他坚拒的职衔，还有京师大学堂经学教习、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武昌存古学堂总教习、京师大学堂监督、礼部礼学馆总撰等。由此，时人称其为“孙征君”。但甲午中日之战后的的孙诒让，却突然生发了浓浓的稗官情结。他出任团防局总董，蓑衣麻鞋，率众御敌；出任商会会长，投身工商，实业救国；出任浙江教育总会副会长和温、处学务分处总理，开办新学，倡导科学；出任浙江保路拒款会代表、瑞安保路拒款会会长，要求朝廷废除向英商借款筑路草约，保护路权。如果曲园得知谨守儒家经典章句，呕心沥血二十六年研究周代官制，从而写定《周礼正义》的后辈鸿儒，远离正统官制，却在民间体现着他的稗官化的人生价值，他又会作何想呢？他能够理解和体察孙诒让内心的矛盾、尴尬、悲苦乃至激奋吗？

　　 孙诒让不仅仅是沉湎于先贤的遗文之中的智者，他还是独创并极力鼓吹“殷周国粹，法美民权”政治理念的战士，他的思想旧到了极致，也新到了极致。长歌当哭。孙诒让的长歌，是费二十六年心血疏正阐发而写就的八十六卷《周礼正义》，在这部集中体现了东方智慧的周代政教人文百科全书中，他寄托了治国兴邦的理想；孙诒让的长歌，是杜门旬日狂草而成的急就章《周礼政要》，他在这部书中贯穿着“托古改制”的主调，以《周礼》为纲的同时，大规模地非常系统地引进了西政的民主思想；孙诒让的长歌，还有远比《强学书局章程》更为激烈的《兴儒会略例并叙》，他在文中愤笔写道：“窃谓今日事势之危，世变之酷，为数千年所未有，中国神明之胄，几不得耻于人类”，他“窃冀魁杰之士，勃然奋醒，与寰宇同志集成兴儒会”，“以尊孔振儒为名，以保华攘夷为实”。

　　 孙诒让是寂寞的。即使他带着《周礼正义》书稿远赴武昌，恩师南皮张之洞也没有为之付梓刻印，在这位热衷于洋务实业的湖广总督看来，《周礼正义》虽是鸿篇巨制，却远水救不了近火；即使他应邀写定新政蓝本《周礼政要》，最后还是因为盛宣怀的胆怯和犹豫而束之高阁；他的《兴儒会略例并叙》，更像是一首虚无缥缈的梦呓般的诗，消散在血腥而沉闷的华夏古国。由此，寂寞的孙诒让自始至终，徘徊于他的“水云乡”和“飞云渡”。

　　 鲁迅是看出了孙诒让的落寞的，他说：“清末治朴学的，不止太炎先生一人，而他的名声远在孙诒让之上者，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趋时而且‘造反’。”其实，说到提倡种族革命、趋时和造反，孙诒让亦是积极拥护者，甚至是身体力行者。只不过他从旧阵营中走来，脚步显得蹒跚些罢了。他极力鼓吹的“殷周国粹，法美民权”，虽然仅有八个字，“提倡种族革命、趋时和造反”的意思，其实已经全都包含在内了的。实行比君主立宪都要进步的“法美民权”，连皇帝都不要了，还不种族革命，还不趋时，还不造反么？问题在于孙诒让过于眷恋他的“水云乡”，“所居飞云渡”的偏僻，亦使他的名声难以远播。他没有决心远足东洋，他没有力量结党结社，他毕竟只是一位擅长于“文字事”的学者。

　　 “朴学消沉同坠泪”。为什么在引进西学的同时，朴学就必须消沉了去呢？为应时需而创办的新式学堂达三百余所之多，启蒙培养通声、光、化、电之学者无数的孙诒让，至死都难以接受这个时代铸就的悖论。他固执地坚守自己的政治理念，推崇“法美民权”，但决不放弃“殷周国粹”。他在《自题周礼政要诗》中写道：“东西瀛海匝环球，行见隆平接盛周。中外文明倘同轨，岂徒闳侈说齐邹。”他在应英国教士苏惠廉之邀，在温州艺文学校开学典礼上用白话文发表演说时说：“天道循环，以前中国文明盛时，有几件事情传到西国；现在西国文明强盛了，又有许多学问传到中国。大概地球上万国文明，总要处处开通。”他说的“几件事情”，牵涉到他执意认定的法美民权源自中国一说。当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历经数千年的经学在西学的撞击中颤抖时，孙诒让极力为旧学的生存注入新鲜血液，他的自圆其说或许有些牵强，但是否亦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改良和创新呢？这种改良和创新，抑或能赋予旧学一丝生计罢。天塌下来了，他要补天！

　　 对于经学的命运，与入世的孙诒让相比，遁世隐居的俞樾的看法则冷静许多，悲观许多。他在遗书中说：“吾一生无所长，惟著书垂五百卷，颇有发前人之所未发，正前人之错误者，于遗经不为无功。敝帚千金，窃自珍惜。子孙有显赫者，务必将吾书全书重刻一版，以传于世，并将坚洁之纸印十数部，游宦所至，遇有名山胜境，凿石而纳之其中，题其外曰‘曲园全藏书’，庶数百年后有好古者，发而出之，俾吾书不泯于世。”

　　 曲园仙逝后一年，湖北提学使黄绍箕因病辞世。这位垂青新式学堂，与孙诒让共同创办瑞安学计馆，后奉诏率各省提学使赴日本考察学务，回国即兴办湖北师范学堂和湖北实业专门学堂的开明官员，留给世人的遗言是：“当今中国，权利之说，深得人心，而道德日益沦丧，当复宋诸儒讲学之风，挽回士习。转移学风，看似空言，实乃是重，须有真实精神贯注，方有转机。”

　　 然而，先贤们的呼吁是苍白无力的，历史自有她的客观规律，儒学百年断层，谁也难以补天！只是最能体现国人智慧和原创力的国学名教，被冠以滋生罪孽的源头而彻底摈弃，总教人觉得过于决绝。经学是古人智慧的结晶，是诞生在华夏大地的人文理想和精神资源之树，她的原始以及衰老朽迈，需要无数后人的改良、嫁接、剪枝、修整，惟有如此，才能有她的新生，才有她的茁壮，才有她的进步，乃至有她的永恒。譬如源于西亚的基督教，经过无数次分化改革，从而延续下来；又譬如出于古印度的佛教，传至中国后融入儒、道之说，历经千年而不衰。然而，绝大多数国人在最初接触到极其丰富、极为新锐的西方学说时，便仓促地推倒这棵诞生于东方古国的大树。只是，在大树倒下的地方，我们补栽了什么？这些补栽的物种完全适合中国的人气和地气么？自然，日趋务实的国人中，早已不乏习西人语言文字，精通声、光、化、电者，但传统的道德理论体系亦早已分崩离析，不复传世。在技艺日臻圆熟、物质日益充沛的今天，我们感到了所谓后殖民文化的重压，我们的话题屡屡提及社会道德的沦丧，我们把一切罪孽都推委给打开国门和经济全球化。但是，我们回避得了祖先残留下来的依然释放着光辉的智慧么？躲避得了既接受西方文化又执著地承接中华文明的先贤的诘问吗？我们敢于打开俞樾们凿于名山胜境中的藏经洞吗？里面如果不是宝藏，而是糟粕怎么办？甚至是潘多拉魔盒又怎么办？

　　 百年时光一闪而逝，但“所居合在水云乡”的孙诒让、俞樾面临的情势，竟然与当今的情势惊人地相似，所以，两位通世大儒未解决的课题，也值得我们当今的人去解读，去破译。作为小说家的我们无力解决这个课题，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笔触，让更多的人面对这个课题，面对凿于名山胜境藏纳有先贤经文的洞穴，去思索，去判断。

　　 （《末代大儒孙诒让》，胡小远、陈小萍著，作家出版社2002年6月版，2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