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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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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孙诒让先生是我国近代极有成就的藏书家、语言学家、典章制度专家、文献学家和著名的朴学大师，在晚清学术界享有极高的声誉。文章主要论述其在方志学领域的实践与取得的卓越成就。 方志不仅能反映地方州县历史演变的情况，且能为国史的纂修提供史料，并有澄清史料的功能。我国历代政府都十分重视修纂地方志。从东汉袁康的《越绝书》算起，我国地方志已有二千年的历史到了清代，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继承明代“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以志为鉴”的传统，清延严令各省、府、州、县每隔六十年须修志一次，乾嘉之际三次修纂一统志，形成了举国修志的高潮，是我国方志编纂史上的鼎盛时期。 在这一时期，全国共修志5701种，其中浙江一省就高达373种，而且由于浙江的地方志修纂的发起人和参与者，多是学识渊博的著名学者文人，所修志书考订严谨、引征广博、体例详实、质量上乘，因而名志迭出。在浙江这些地方志作者中，孙诒让（1848—1908，又名德容，号籀庼。浙江瑞安人）是其中一位突出的代表。 一、为温州方志的修纂打下基础 温州有东南的邹鲁之称，人文荟萃，学者辈出。晚清期间，孙衣言与其弟孙锵鸣、其子孙诒让相继提倡继承永嘉旧学，纲罗轶失，整理永嘉先哲遗书。特别是孙诒让在这方面更是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光绪九年（1883年）为搜集温州一带的地方文献，孙诒让作《征访温州遗书约》，广泛求购或求钞乡贤遗著：“吾乡文献，二百年来，散佚殆尽。无论宋元旧籍，百不存一；即前明及国初诸老所著，亦大半无传。……诸家倘存储藏，不论时代远近，卷帙多寡，均祈惠示，俾得钞存复本，甄其精良校榇，以广流传。……如系佳帙，即当依元开书值酌酬，必不计较锱铢。”并且指定好友于各地分司其事，从事搜访温州的地方文献。此次搜访共得书260余种，加上原先收集的有近500种。孙诒让对乡土遗书的倾力搜访，在学风的传播，文献的准备等各方面，都替温州方志的修纂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编纂多种方志 孙诒让继承清代重视方志纂修的传统，积极参与方志的编纂。在孙诒让的地方志著作中，最负盛名的当为《温州经籍志》。《温州经籍志》三十三卷、外编二卷、辨误一卷，是孙诒让早年对温州自唐宋迄嘉道以来1300余种著作所作的一部目录专著。从同治八年（1869年）至光绪三年（1877年）才写定，是艺文志中考证最精、最详密的一部重要文献，被后人誉为“近世汇志一郡艺文之祖”。［5］《温州经籍志》对书名、卷数、存佚、版本的著录十分注意内容的丰富性和真实性，并广泛参考前人的评议，著录的条目极为详尽。以书名为序，每书著录其书名、卷数、著者姓名、籍贯、出身、经历等项，并仿朱彝尊《经义考》例，全录书的序跋，下注存、佚、缺、未见四项，每书最后有时自加按语考证。《温州经籍志》分类遵照四部，子目参照四库总目。四部下细分各类，再分小类。而每小类书则按朝代先后次序排列，同一朝代人的著作，则以科第生卒年月的先后为序。这样的录入顺序，既便于人们查找所需要的文献，也符合“考镜源流，辨彰学术”的编著目的。孙诒让的这一地方志书，还因为其在目录体例上的创新，而被誉为代表清代最高目录学成就的专著。 由于孙诒让为当时最卓越的国学大师，在学术界有着重要的地位，且家中玉海楼又藏书丰富，因此，当地在编纂地方志时多邀请他参与。光绪六年（1880年），永嘉郡志修订新县志，聘孙诒让、王棻、戴咸弼为协撰。孙诒让一方面将家中凡与永嘉有关的藏书数千卷寄存永嘉县志局，以备修志考览。另一方面又利用了自己和父亲孙衣言（古文学家）的《温州经籍志》、《瓯海轶闻》、《永嘉集诗文内外编》等研究成果，为新方志的编纂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永嘉县志》“为图十七，为志十四，为卷三十八，文成一百十余万言。”在搜罗文献的宏富和处理资料的精审上，非当时全国一般县志所能企及。 同治八年（1869年）孙诒让还著有《温州建置沿革表》一卷。此书征“明朝以来图经所载沿革表舛忤不足据”的弊病。光绪四年（1878年）写定《永嘉郡志》一卷。光绪八年（1882年）又专门考定瑞安自夏以来直至清代的沿革情况，撰《瑞安建置沿革表》一卷。在该表中，援据正史，辅以历代舆地专家之说，踵宋代《临安志》体例，先表沿革，并以考证附缀下方，便于省览。同年，他在瑞安、永加等地搜集古砖，撰成《温州古甓记》一卷。另外，他还著有《唐静海军考》等。 三、校勘多种地方志 孙诒让校勘的方法，集清代校勘家之大成，更别有发展。在其近50年学术生涯中校勘的书，遍及群经诸子，积累了丰富的校勘经验。经他校勘之书，多成为善本留传后世。这其中就有一些是地方志。 光绪初年（1875年），孙诒让校读了南朝宋人郑缉之所撰的《永嘉郡记》。永嘉在东晋太宁元年（323年）创置为郡，《永嘉郡记》成书于离永嘉郡创建仅百年，记述了大量古代永嘉地理概况、民间传说，是研究六朝以前温州历史和地理最为可靠的史料，对编纂温州地方志很有参考价值。孙诒让称其为“吾乡地志第一古本”，就全国而言也是较早的一部地方志。历代文人学士均十分推重这部方志。此书成书不久，刘孝标注《世说新语》、贾思勰撰《齐民要术》均加以引用，至唐代，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徐坚在《初学记》等类书中也广为引用，足见此书影响之大。然而，这些书中所引的《永嘉郡记》，有称《永嘉记》，有称《永嘉志》，还有称《永嘉地记》。原书在宋代已亡佚，元末明初已有学者为之下辑佚。孙诒让用《世说新语》以及诸类书引文互校，辑出佚文五十一条，编为一卷，成为此书最完善的一种辑佚本。［1］（402）光绪八年（1882年）孙诒让校嘉兴戴咸弼《东瓯金石志》十卷。在校勘此书的过程中，孙诒让将自己《温州古甓记》的研究成果补进，经其校补，增成十二卷。此外，孙诒让还校勘了明《隆庆乐清县志》七卷、清《乾隆温州府志》三十卷、明朱谏辑的《雁山志》四卷、清陆进撰的《东瓯掌录》等多部温州方志。 四、探索地方志编纂方法 参与大量的编纂地方志的实践后，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孙诒让逐渐形成了地方志编纂思路和判断地方志优劣的标准，并形成了自己系统的方志编纂理论，为清代系统的方志学学科体系的形成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同治七年（1868年），好友王棻纂成《九峰山志》，请孙诒让为之作跋。孙诒让在此跋中不仅对各朝山志体例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对好友的《九峰山志》提出批评。他认为《九峰山志》共五卷，但有关九峰山的诗文却占了四卷，地方志中诗文过多，这就与专门的文集没有区别。同时，《九峰山志》有序有图，却无凡例，是一大失误。他在《与友人论修<南雁荡志>书》中，对修一部好的名山志提出意见，认为有二部重要的书可供参考。一是可以仿照现存最古的地志——释慧远《庐山纪略》的做法，先写成一部简要的册子，后将游记和题咏另收一集以作补充。二是可以参考宋田夫的《南岳总胜集》，仿照它的体例，将掌故及诗文散附诸峰名迹之下。光绪八年（1882年），瑞安邑绅准备重修《瑞安县志》，孙诒让作《瑞安县志总例议》（六条），专论方志编纂问题，指导瑞安县志的修纂工作，分为“纂辑”、“测绘”、“校雠”、“采访”、“检查案牍”、“缮写”等六个方面。他在总例中提出应遵守的原则：“大抵树例缀文，必以唐宋古志及近代通人所论著为矩臬，以正史及先哲传书、金石遗文为根据。多立表以理纷错之端，多附小注以广异同之辨。改证必究其本原以惩剽窃稗贩之弊，记录必详其出处以杜凭撰造之嫌……。”孙诒让对修志的每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工作步骤、方法技巧、注意事项等，对志书编纂相关的各个重要环节，都作了深入的阐述。对方志编纂理论既有在整体编纂方面的探讨论述，又有对各个环节的具体阐发，形成了系统的方志编纂理论。孙诒让的这一理论可视为地方志编写的实际操作指南，在今天的地方志编写工作中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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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浙江工业大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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