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家的重要典籍为阐述对象的经学，是中国古代传统学术文化的核心，对中国社会政治、伦理、文学、艺术乃至民族精神，都有十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令人欣慰的是，经学研究在中国内地走过长期式微的曲折道路之后，近些年来又活跃起来，学者们关于经学研究的论著日益增多，研究的内容和视角也与时俱进。新观点、新见解不时涌现，除整理发掘各种文献史料外，一些新出土的文物——马王堆帛书、郭店竹简也被运用到经学研究当中，这些都有利于经学研究的发展和深入。事实上已往和当前的经学研究确也存在不少难点和争论。诸如经学究竟产生形成于何时？经学发展的历史分期应如何断限、各个时期的经学有何特点？经学发展演变过程中有哪些派别、汉代是否有经今古文学派之争？如何界定“今文”、“古文”、“今学”、“古学”、“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等概念的内涵，互相间又有何关联？等等。对这些问题都应在宽松、和谐、生动、活泼的学术氛围中开展讨论。也只有这样，经学研究才能进一步深入。正是基于如上考虑，我选择了《经学及晚清“经今、古文学分派说”之争议》这样的题目。主要是想就自己在拜读了李学勤先生发表在2001年《中国学术》总第6辑上的《清代学术的几个问题》一文后，就一些尚未明白的问题求教于学勤先生及研究经学的方家。
李先生在《清代学术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言简意赅，对经学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独到之见。如“经”与“经学”产生与形成的时间，他提出：“不少人讨论‘经’和‘经学’，认为‘经’的形成较晚，在孔子之后；‘经学’更晚，晚到汉代才出现，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另如，对于经学史上长期流传的关于汉代经今古文学分派之说，李先生认为关于汉代有经今古文学派之说，主要是晚清廖平在其《今古学考》中提出的，而后康有为在其著作中进一步阐发，遂“在社会上得到广泛流传，长期以来，已经成为经学史上的常识，而且还渗透到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等领域中去。然而，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是不可取的”，所以“有必要重新考虑汉代经学所谓今文为一大派，古文为另一大派的观点。”李先生文中还就廖平立论的根据——许慎的《五经异义》作了驳难。李先生作为当代有很高学术地位的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和思想史专家，其论一出，旋即引起较大反响。舆论媒介认为是“对清代以来经学研究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挑战”，但以我目前的认识和理解尚难赞同。同时，我还注意到学界前辈钱宾四先生在其所著《国学概论》与《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中，就两汉经学今古文分派之说，也早曾提出与学勤先生相类似的观点。钱先生的《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一书，收录了其所写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两汉博士家法考》、《孔子与春秋》、《周宫著作时代考》等四篇鸿文。其在该书《自序》中说：“此四文皆为两汉经学之今、古文问题而发。其实此问题仅起于晚清道、咸以下，而百年来掩协学术界，几乎不主杨，则主墨，各持门户，互争是非，渺不得定论所在。而夷求之于两汉经学之实况，则并无如此所云云也”。可见，钱先生认为两汉经学本无今、古文两派之争的事实。而之所以有这种说法，完全是由于清儒出于门户之见，“其先则争朱、王，其后则争汉宋。其于汉人，先则争郑玄、王肃，次复争西汉、东汉，而今、古文之分疆，乃由此而起”。在门户之见的支配下，“缒之愈幽，凿之益深，流遁而忘反，遂谓前汉古文诸经，尽出刘歆伪造，此则断断必无之事也”。而造出“断断必无之事”者，“曰廖季平、曰康有为。康著《新学伪经考》，专立刘歆伪造古文经之说，而廖平之《今古学考》，剔决益细，谓前汉今文经学十四博士，家法相传，道一风同”。钱先生认为这些说法全然与事实不符，多不可信。钱先生和李先生都是学术界的重镇和大家，他们的看法尤值得重视和认真考虑。
汉代经学是否有今、古文之分派与斗争，它究竟是客观存在，还是由廖平主观制造，再由康有为推波助澜，以致于以讹传讹，“成为经学史上的常识”呢？此乃经学史研究中必须弄清之问题。我经过反复思虑，仍认为汉代确有经今、古文学派的存在与斗争，尽管廖平与康有为站在今文经学家的立场上，有很深的门户之见，他们的一些具体论说，或出于门户成见，或出于政治斗争需要，确有不科学、不准确之处，如廖平的《今古学考》认为许慎的《五经异义》乃“是古非今”，经今、古文两派都“师法森严”，就不够准确，显得笼统。再如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所谓“古文经皆出刘歆伪造”也很难成立，对此钱先生曾列出其28点不通之处，很有说服力。但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两汉本不存在经今、古文之分派及论争，此说全然出于廖、康的制造。
我很同意一些经学史中的论述：汉代经学是儒家经学的确立阶段，先秦时期虽已有儒家典籍，并有“经”的称谓，但儒家的学说与思想还只是在“百家争鸣”中主要的一家，并不在各种学说中居支配地位。因而，先秦还只是经学的酝酿和初生期。儒家经学只有到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典籍被立于学官，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后才得以正式确立。因而，汉代经学在中国经学史中有其更重要的地位。汉代经学既上接先秦儒学，又下启汉唐经学注疏之风。同时，清代的乾嘉考据学及晚清的今文经学，也分别继承和援引了东、西汉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思想资料与特色。
汉代之所以出现经今、古文学，首先是由于汉代紧接秦末，受秦始皇焚书的影响，先秦时的儒家典籍，或被焚、或残缺。汉代朝廷曾多次征集先秦时的旧书，征来的旧书或由存世的老儒凭记忆口授而用当时流行的隶书刻写（即今文）；或从孔氏旧宅墙壁中发现，或来自民间旧时的隐藏，此二者乃用先秦时期的篆书写成（即古文）。由于文字之不同，儒家的典籍便出现或今字、或古字不同的版本，这是产生今文经与古文经最早的前因。关于“今文”与“古文”的概念，在《史记》与《汉书》中屡见不鲜。尽管学术界对今文、古文有不同的解释，今文经与古文经也不能绝对以文字划分。但西汉初年的经书，存在不同的字体，且是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形成的导火线却是不争的事实。
西汉时虽有今文经、古文经的客观存在，但当时并无今、古文学之争。只是由于武帝时将儒家定于一尊，并立五经博士，如《汉书·儒林传》所载：“《书》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另有文、景时的申公、韩婴、辕固生等皆以《诗》立为博士，即所谓的《鲁诗》、《韩诗》、《齐诗》。这些立于学官的博士都是今文经学。经和经师被列于学官、定为博士，即和功名利禄联系在一起。于是说经者日多，经说也益密，遂之对各种经说也产生了歧义。朝廷为整齐划一各种学说，汉宣帝曾在石渠阁会集诸儒论《五经》异同，最后由汉帝称制临决，再将有关经师立为博士。于是，各个经师为争立博士，愈来愈讲究传经的“家法”，章句之学日兴。这样各经之不同就不仅仅是文字之别，而更多地表现在对经书内容和思想的不同注疏与阐释，进而按经书的源流和特点，逐渐形成具有不同特点的今文经学派、古文经学派。整个西汉时期，被立为学官的多为今文经学，但当时尚无经今、古文学派重大争论。
经今、古文学之争起于汉哀帝元年，当时校书秘阁的刘歆争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皆“古文旧书”的经书列于学官。刘歆还写了有名的《移让太常博士书》。刘在移书中指责“往者辍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析文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并陈述他所上的“此数家之言，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为古文旧书，皆有徵验”。由是刘歆成为古文经学的首创者，他称道古文经，抨击今文经，遂引起经古文学与经今文学的争论。刘歆的上书，引起已立于学官的今文经博士的激烈反对，并触犯了当时的执政大臣。汉哀帝曾令刘歆与《五经》博士讲论，而诸博士皆悻悻“不肯置对”。时任大司空的名儒师丹，竟大怒上奏刘歆“改乱规章，非毁先帝所立”。虽然汉哀帝保护刘歆，认为其是“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然而，刘歆却依然“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又据《汉书·王莽传》记载，直到新莽时期，还有主张今文经的学者抨击刘歆“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者疑惑”。又据《后汉书·范升传》记载，作为今文经学家的范升也强烈反对将古文经《左氏春秋》与《费氏易》立学官，认为“《左氏春秋》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这些事例都清楚说明，汉代不仅有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的分派，而且相互间有激烈的斗争。且整个西汉一朝，直至东汉初期，经今文学派始终居官方统治地位，东汉平帝时，曾将《古文尚书》、《毛诗》、《逸礼》、《左氏春秋》等古文经皆置博士，但光武中兴，旋将上述经书废除，又立官学十四博士，也均为今文经。
今文经学在流行兴盛过程中，愈来愈烦琐，家法章句愈演愈密，每说一字、解一经，动辙数十万言，且与天人感应、谶纬之说结合起来，流于神秘诞妄，遂走向没落。而古文经学，又有自己的优长，解经多长于名物训诂，典章制度，以重事实考证为特征，不事微言大义。从东汉平帝时古文诸经立于学官，陆续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古文经学家，如郑兴、贾逵、马融、许慎、郑玄等。在东汉后期日益兴盛。自东汉至隋唐，乃为经学正统。至宋代程朱理学兴起，古文经学渐趋衰落，整个经学偏重于心性义理之论。直到清初顾炎武等倡导“舍经学无理学”，主张明辨经学源流，重视文字、音韵、训诂。经学再呈复兴之势。发展到乾嘉时期，乾嘉考据学大兴，说经皆主实证，呈现了“人人贾马，家家许郑”的盛况。与之同时，从乾隆中期的庄存与，再倡今文经学，继有孔广森、刘逢禄、宋翔凤为之弘扬。道、咸之后，龚自珍、魏源等援引《公羊》抨击时弊，倡导经世改革，直到康有为抨击古文经学，倡导戊戌维新。而作为清代最后一位古文经学家的章太炎则投身辛亥革命。这时的经今、古文学分野，又与社会改革及政治斗争紧密结合。整个清代学术史，几乎都贯穿有经今、古文学之争。
古今许多中国经学史的论著如廖平的《今古学考》、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周予同的《经今古文学》等，都论到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流变与特征。这些论述与评价不过是对历史上早已客观存在的此两大经学流派的概括和总结。由于他们各有自己的经学主张，其概括和论述是否准确，另当别论。尤其是廖平站在今文经学家立场而撰写的《今古学考》，显有门户偏见，但却不能由此得出经今古文学派之分乃由廖平所杜造。
至于李先生所说的廖平所依据的许慎之《五经异义》，并非像廖平本人所说是“是古非今”，而是“博采今古”，进而说明廖平立论失据，并由此得出汉代并无今文与古文学派的结论，实不足以令人信服。一则其论并不能否认许慎属古文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因为他曾师事古文经学家贾逵“从贾逵受古学”、“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他本人在其《说文解字序》中亦说：“其称《易》孟氏（费氏？）、《书》孔氏、诗《毛诗》、《礼·周官》、《左氏春秋》、《论语》、《孝经》、皆古文也”；二则其《五经异义》本身就是为记载西汉与东汉前期经学流派的争论之作。因作书的主旨所决定，自然要“广引今古文学异说”，正如清代吴派考据学大师惠栋在其《后汉书补注》中说：许慎在《五经异义》中有“古《尚书》说，贾逵说，今《尚书》欧阳、夏侯说；古《毛诗》说、今《诗》齐鲁韩说；古《春秋左传》说，今《春秋》公羊谷梁说、公羊董仲舒说；古《周礼》说、今“戴礼”说；古《孝经》说、今《论语》说”等等。许慎虽为古文经学家，但其治学中常择善而从，或从今，或从古，既不受师说的限制，亦不是很严格遵守今古学派的家法，说明其门户之见不深。稍晚于许慎的郑玄，甚至混合家法，统一今古文经学，使今古文之争一度渐趋平息。为此，有人抨击他混淆今古文家法，也有人称赞他统一今古文经学有功。由于郑玄曾向今文经学家何休问学，后来却转向古文经学，因此何休指责他“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吾乎？”由此看，虽然有些古文经学家不严古今之分，却不能由此否认客观存在的今古文学派之分。以此而论，李先生所谓许慎并非“是古非今”，而是“博采今古”，虽然说明了一定的事实，但据此得出“有必要重新考虑汉代经学所谓今文为一大派，古文为一大派的观点”，今、古文两派本来就不存在的结论还似难成立。
还应指出，作为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的经学，无论是今文经学，或是古文经学，其产生、发展、演变，升降起伏、兴盛衰落，除学术思想本身的演变规律外，还常常与所在时期的政治斗争与社会变革相联系。我们对有关问题的分析研究，还应综合考虑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不能仅仅从某部著作，如廖平的《古今学考》所依论据、所持论点，是否真实、是否足能成立，便推论其所论述的经今学派与经古学派之分是否确实存在，否则难免失之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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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原总编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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