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历史悠久,别具特色,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其中巴蜀哲学反映了巴蜀文化各个历史发展时期时代精神的精华,充分体现了巴蜀文化的本质特色,是历史流传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
在源远流长的巴蜀文化发展史上,巴蜀哲学以其开阔恢弘的气度,与中华民族其他地域的哲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善于吸取和融合外来哲学思想文化的优长,创造出独具特色、光辉灿烂的地域性哲学。并以其自身的特点,深刻影响了其他地区的哲学思想,为整个中华文明的发祥创建和中国哲学的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巴蜀哲学史上,历代杰出人物辈出,各自为不同时期巴蜀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中包括巴蜀哲学的起源、文翁化蜀、严君平与《老子指归》、扬雄儒道兼有的哲学思想、五斗米道在巴蜀的形成与发展、王玄览的道教学说、宗密的佛教理论、赵蕤与他的经世哲学、陈抟的图书象数学、苏轼的哲学思想、张和魏了翁的理学、虞集的穷理正心之学、杨慎批评理学的实学观、来知德的《易》学、费密的批判理学思想、唐甄的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启蒙思想、刘沅的哲学思想、廖平与经学的终结、邹容与《革命军》、吴虞对封建君主专制理论的批判、蒙文通的经学与哲学思想等重要内容。巴蜀哲学纵贯古今,有三次发展的高峰,即汉唐巴蜀哲学、宋代巴蜀哲学和近代巴蜀哲学这三个发展的阶段。
如果不是孤立地研究巴蜀哲学史上一个个具体的哲学家,而是把具体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每一位哲学家、思想家置于中国哲学及巴蜀哲学发展的大背景下,以哲学家为点,以时代思潮为面,以整个中国哲学思想及巴蜀哲学的发展为线,通过点、面、线三者的结合,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地审视巴蜀哲学史上的每一位哲学家、思想家,从各个方面来展开研究和探讨的话,就可得出:越是具有地域特点的哲学,越是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可以说,通过对巴蜀哲学及其特色作深入系统的研究,就是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作出应有的贡献。
概括起来,巴蜀哲学大致具有以下鲜明特色:
一、融会儒、道、佛三教,具有较强的哲学思辨性
巴蜀思想家具有融合黄河流域的齐鲁文化和长江流域的楚文化的特色,使富于伦理道德的孔孟思想与浑然朴实富于哲理的老庄思想融为一体,后又吸取佛教的思想,创造出巴蜀思想文化的独特风貌。汉代巴蜀著名的思想家有严君平和扬雄。严君平是扬雄的老师,著有《老子指归》,继承老庄的哲学,讲由无生有的过程,但也受到儒家思想的一定影响,主张德刑并用,并提出顺民、重民的思想。扬雄是融合儒、道的思想家,在哲学上,他上承《易经》、《老子》,下启王充、张衡乃至魏晋玄学;在政治思想上,扬雄上继孔孟和董仲舒,提倡德治,主张以礼义教化人民,反对为政先杀后教,并影响了后来的思想家。宋代著名的以苏洵、苏轼、苏辙为代表的三苏蜀学具有典型的融合三教的学风,他们既提倡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又对老子的道论加以吸取,并明显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这体现了巴蜀哲学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的特征,吸取诸家之长,而具有较强的哲学思辨性。
二、重躬行践履、实事实功
早在西汉之初,文翁为蜀守,便兴修水利,灌溉旱田千七百顷,使民物阜康,然后施之以教,开巴蜀躬行践履之风。唐代赵蕤,乃李白之师,著《长短经》,提出经世哲学,洞察“农事伤则饥之本,女工害则寒之原”,而主张兴农事,重女红,以保障百姓基本生活需求。至宋代,张垚超越理学,吸取功利之学,重躬行践履,留心经济之学,指出:“若如今人之不践履,直是未尝真知耳。”这成为张垚南轩之教的学术特征,而与永嘉学派重实事实功的思想相吻合,然与正统理学有别,故遭到朱熹的批评。魏了翁继承张垚,既重功利,讲求实事实功,又主张义利统一,“趋事赴功”,重视功利与实效,强调“一寸有一寸之功,一日有一日之利,皆实效也,事半功倍,惟此时为然”。表明他不仅重视功利和实效,而且认为功利须平时一点一滴地讲求,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张垚、魏了翁对事功的重视,在整个理学中都是别具特色的,由此体现出巴蜀哲学的一大特色。
三、重经学,超越旧说,勇于创新
巴蜀哲学有重经学的传统,文翁是一位深通《春秋》的儒家人物,他在任蜀郡太守期间,大兴教育,提倡儒学,选拔蜀中俊杰之士如张宽等赴京城学五经。在文翁的倡导下,蜀地学子始治经学,为巴蜀学术在西汉跻身全国先进之列,打下了基础。两汉三国时期,蜀中学人在治经学上取得了不少成就。
宋代蜀学的集大成者魏了翁著有《九经要义》、《经史杂抄》等,在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经学思想以宋学为主,但又兼采汉、宋,实开明末清初“舍经学无理学”思想之先河。魏了翁的经学思想之特色不在于他以宋学为主而批评汉学,其在经学史上之所以占有重要地位,主要是由于他在宋学内部对宋学加以扬弃,而对汉学加以吸取。其对宋学的扬弃表现为他批评宋学学者只讲义理,而不讲义理的来源根据,脱离训诂考据,流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弊端,使所讲义理毫无根柢。由此他主张义理从考据出,把义理与训诂考据的方法结合起来。
近代今文经学大师廖平在经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思想甚至影响到康有为。廖平经学思想凡六变,较有意义的是第一变以礼制区分今、古文经学和第二变尊今抑古,表现出他不囿于传统的以今、古文文字的不同来区分今、古文经学之旧说。廖平经学对思想史的重要影响主要有两点:一是认为孔子“微言大义”的真谛是托古改制;二是认为古文经学乃刘歆等所伪造。这两点见解的政治意义要大于它的学术价值。廖平根据时代的要求,强调托古改制,因时救弊,是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古文经学在历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也是清王朝专制统治的重要理论基础,一旦被廖平宣布为伪造,这对打破二千年来无人敢疑、无人敢违的旧传统,把人们的思想从禁锢中解放出来,具有思想启蒙的积极作用。
现代国学大师蒙文通继承廖平,阐发师说,并提出己见,加以发展。主张超越两汉,向先秦讲经;批评汉学流弊,倡鲁、齐、晋之学,以地域分今、古;破弃今、古文经家法,而宗周秦儒学之旨。其后,蒙文通又提出汉代经学乃融会百家,而综其旨要于儒家而创立的新儒学的见解,推崇西汉今文经学。后于晚年著《孔子与今文学》,又对今文经学提出批评与评价,认为今文经学乃变质之儒学。蒙文通的经学思想内涵丰富,深刻而富于创见,深深地打上了时代发展的烙印,值得认真总结与探讨研究。
四、重人情
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儒家尚仁义,道家崇自然,形成中国思想文化对应的两端,然也相互影响沟通,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哲学与文化发展的主线之一。与宋代理学家偏重伦理相比,三苏蜀学在一定程度认同儒家伦理的基础上,较为重视自然之人情,这体现了蜀学乃至巴蜀哲学的特征。苏洵作《六经论》,贯穿着重人情的思想线索。他认为,礼所代表的道德规范,是建立在人情的基础上,圣人因人情而作礼。苏轼继承苏洵,提出“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的思想,认为六经之道近于人情,“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而在孔子之后则散而不可解,其原因是后世之迂学责义太深,歪曲了圣人作经之近于人情的原义。从而提出要把经典之义建立在人情的基础上。舍人情而言义,则为苏轼所反对。苏辙指出礼皆是“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即礼皆为人情而设,所以礼以养人为本。把礼与世俗人情紧密结合起来,而不仅限于礼义道德等抽象概念,这体现了三苏蜀学重人情的特征。
不特三苏如此,魏了翁受道家思想的一定影响,也重视自然之人情。在伦理观上,魏了翁肯定人欲有善的一面,“欲虽人之所有,然欲有善、不善存焉”。认为欲分为善与不善两种,指出饮食男女等人欲是人不可避免的欲望,它是自然而然、不可抹煞的。对此自然之人情,魏了翁主张采取客观承认的态度,不要求去灭绝它,认为仁义道德不能脱离人们的物质欲望和利益即人之情而孤立存在,道就存在于欲之中,圣人也是“使人即欲以求道”,可见道不离欲,在对人欲即人之情的适当满足并加以节制的过程中,就体现了道,说明道与人欲是不能分离的,这体现了对人情的重视。
五、批判专制,与时俱进
在巴蜀思想史上,唐甄、邹容与吴虞等均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提出了批判,这体现了巴蜀哲学的一大特色,为近代民主提供了借鉴。唐甄作《潜书》,提出批判君主专制的惊世骇俗之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皆贼也”,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的最高权威,而强调统治者应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做到“皆为民也”。邹容著《革命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阐明革命的原因在于清王朝的封建专制,剥夺了人民应有的“天赋人权”。强调革命是不可抗拒的“天演公例”,要摆脱清封建专制的统治,成为具有平等、自由等民主权力的国民,就需要革命。这种以革命手段来推翻封建专制统治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思想,把历史上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吴虞则把封建君主专制、家族制度与儒家学说联系起来进行批判,继邹容之后,在当时产生重大影响。
以上巴蜀哲学之特色体现了巴蜀文化的博大精深与融会贯通,是历史流传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值得今天的人们认真清理和总结研究。当前,党中央、国务院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正在四川加紧贯彻落实。巴蜀哲学研究也要服务于这个战略,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借鉴。四川古为巴蜀之地,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与哲学,对四川历代政治、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也是值得清理、借鉴、继承和发扬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通过深入研究巴蜀哲学,充分发挥地方文化资源的优势,立足巴蜀,面向全国,突出地方特色。这就要求我们从事巴蜀哲学研究的人们,自觉地把研究工作与现代化事业结合起来,古为今用,服务于西部大开发和地方经济文化建设,为促进四川经济、文化和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蔡方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四川师范大学政教学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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