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作为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各个时代的学者都对它倍加关注，《诗经》的阐释和研究在学术史上也始终处于显学的地位。在《诗经》学史上，先有两汉所谓的今古文之争，后来又有所谓的汉宋之争，到了清代，学术界又对尚义理、轻考据的宋学表示不满，于是乾嘉的考据家们又标榜汉学，以与宋学相对抗。清代《诗经》学又有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即关注中心由《郑笺》到《毛传》，再到今文三家《诗》学，大致的方向是越追越古。世纪之交处于清《诗经》学发展的最后阶段，正是今文经学影响强劲的时期，王先谦在陈乔枞等人三家《诗》辑佚的基础上撰成《诗三家义集疏》，皮锡瑞、廖平在龚自珍、魏源的今文《诗经》学研究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针对今文经学一派的学说，古文经学派的刘师培、章太炎等人亦从古文家的立场对《诗经》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廖平、刘师培等人的《诗经》学研究已经是本世纪初的活动，亦可视为当时《诗经》学研究的代表。在今古文二派之外，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对先秦古籍加以整理研究，也对《诗经》学具体问题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且为后人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

一、 今文经学家廖平的《齐诗》学研究

廖平，字季平，四川井研人，光绪进士，尝从学于湘潭王闓运，学主今文，精《公羊春秋》，长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又为学多变，有“六变”之称。其论六经，多别出心裁，另立新义于旧说之外。廖氏治经，师今文家说，于《诗》则主《齐诗》。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成《诗经新解》一书，即题曰《齐诗学》。自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之后，为学多囿于天人之说，以《齐诗》多祖纬侯，详于天人之学，因尽弃旧稿，而治诗纬。其《诗学质疑》、《诗纬搜遗》、《诗纬新解》三书，皆斯时之所作也。《诗学质疑》，大旨力反前人“《诗》无义例、如村孰杂录”之说，根据《春秋纬题辞》“诗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也”，衍其旁义，本诸阴阳八卦方位之说，以天星有十二诸侯，纬以律吕分配十二风，因据之以起例，且更就风一例言之，谓风即乘云御风之风，并举《邶风》二十篇为证，以首五篇为五帝，末三篇为三皇，中十二篇为四风十二诸侯。并由此推之全诗，故谓《三百篇》不无义例可言。《诗纬搜遗》，大抵意在捃摭群经纬侯之辞，取其涉于《诗三百篇》者，彙辑成篇，以发明《诗纬》之义。其所辑，以《春秋纬》、《乐纬》二书最多，《礼纬》、《孝经纬》次之。《诗纬新解》，据编首自序，实成于民国三年甲寅（1914），是廖氏晚年之作，并由弟子黄鎔为之补正。其书分《推灾异第一》，《泛历枢第二》，《含神雾第三》，凡三目，而以《补遗》列之篇末，盖取今所存《诗纬》三编，详为之解。书中于四始、五际、六情之义，以及篇什配用之理，皆据秦汉以来旧籍，推阐其意。廖平另有《四益诗说》一卷 ，大旨谓《春秋》之义，以中外为纲；诗之《国风》，以南北为界。考《春秋》、《国风》，皆以雍、冀、兖、青、豫为中国，荆、徐、梁、扬为夷狄，中外之分，华夷别焉。又以天文地理之位置，证明各地之声调音律。是书论《诗》之原始与性质，多以孔子之说为根据，称孔子答门人五至三无为诗之极。廖氏又有《论诗序》一篇 ，大旨云：先儒传《序》皆在义例而不在时世。《诗》之有《序》，起于汉儒，实末流弟子以事实托之而成。又云《诗》序有合数篇为一者，又有本诗中自有《序》者，欲求本义，必先去《序》。廖平《诗》学，多怪异之论，后人每不从之。但是，本世纪对《齐诗》学给以极大关注并推阐《诗纬》之义的，唯廖平一人而已，实属难能可贵。

二、 刘师培、章太炎的《诗经》学研究

相对于廖平《齐诗》学的多怪异之说，古文经学派的刘师培和章太炎的《诗经》学研究要平实得多。他们的研究基本上是对乾嘉汉学的继承，主要成就也在文字训诂和文献考据方面。
刘师培，其家三代传经，其人于古文经学及声韵训诂造诣极深。其对《诗经》学研究亦卓有贡献。其《毛诗》研究著作，主要有《毛诗札记》和《毛诗词例举要》二种，《毛诗札记》以训释诗义为主，多就本书 ，触类旁通，以正疏家之失。《毛诗词例举要》有详本和略本二种，略本刊于《国故》一九一九年三月一卷二期，凡二十四例；详本为民国二十四年南氏校刻刘氏遗书时于其家所得，由其弟子彭作桢为之写正，所考毛诗传释义例有：连类并称、举类为释、增字为释……等三十一种。其《广释颂》一文论《颂诗》兼备乐舞、祀神二用，并云：“诗之有颂，所以形容古人之往迹而记之者也。颂列为舞，所以本歌诗所言之事而演之者也。” 《诗分四家说》则指出“古人于诗自作者为作，讽咏前人之诗亦为作。自作者为赋，讽咏前人之诗亦为赋。四家诗序记载互殊，盖一指作诗之人，以溯其源；一指赓诗之人，以明其用。”并云合观四家之序，齐、鲁、韩多与毛相符，明四家同出一源。四家诗之分，始于荀卿弟子。又刘氏尝著《群经大义相通论》，其中关于《诗经》学的有《〈公羊〉〈齐诗〉相通考》和《〈毛诗〉〈荀子〉相通考》二种。前者采散见于《前后汉书》中的匡衡、翼奉诸儒的《齐诗》之说凡九条，与《公羊》义相互应证发明。后者采掇《荀子》之言诗者二十二条，证荀义合于《毛诗》者十之八九，以明《毛诗》出于荀子。刘氏亦有几篇关于《齐诗》学的论文，但皆以文献考据为主，立场与廖平的阐发其微言大义异趣。其《齐诗〈国风〉分主八节说》、《齐诗〈大小雅〉分主八节说》二篇，据《太平御览》、《初学记》等类书所存《含神雾》、《推度灾》等纬书考订《诗纬》以《国风》、《大小雅》分主八节。其论诸《风》分主八节，以《齐》、《陈》、《桧》、《曹》、《豳》、《秦》、《唐》、《魏》分处孟春、季春、孟夏、季夏、孟秋、季秋、孟冬、季冬之位。《〈诗纬〉星象说》篇云：《诗纬》述《国风》亦多兼及星象，其说备于《推度灾》，此书与《汉书·地理志》诸书说分野绝不相应，然与《含神雾》所次《国风》方位义实互明。《〈齐诗〉历用颛顼说》则云翼奉治《齐诗》好律历阴阳之占，并据《汉书·翼奉传》载其初元二年上封事考订翼奉所用为颛顼历。《迮鹤寿〈齐诗翼氏学〉书后》则列四证，明今文诗说以孔子删诗只取三百五篇，弗云三百十一篇。“笙诗”有意无词之说，肇自《毛诗》。
章太炎是一代国学大师，其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在《诗经》学研究中，他的《六诗说》 与《小疋大疋说（上、下）》 二文颇有影响。前者根据《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及《郑志》：“张逸问：‘何诗近于比、赋、兴？'答曰：‘比、赋、兴，吴札观《诗》，已不歌也”等材料，考订赋、比、兴与风、雅、颂性质一样，六者为六种诗体，力反三经三纬之说。并云比、赋、兴因文繁而不可被管弦，在孔子编定《诗经》时被删。后人凡持“六诗”为六种诗体论者，都受他影响。后者论雅、颂本义及得名缘由，云：“记录称疋，取义于足迹，今字作疏。大小疋者，《诗序》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颂本颂兒字，褒美则曰形颂，记事则曰足迹。是故疋、颂相待为名。”其言“为雅、为夏，皆与疋同声”，“雅、乌古同声……大小疋者，其初秦声乌乌”，后人在论“雅”本义时常常援引。而其引郑司农“雅状如漆筒而弇口”，更成为持“雅”本乐器名而后为乐调名之论的佐证。

三、 王国维对《诗经》学研究的贡献

王国维以二重证据法开古史研究的新风气，其对《诗经》学的研究是其古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精于考据训诂和运用地下出土新材料为显著特色。其《诗经》学研究关注点在《颂》诗及其与乐舞的关系，重要论文有《说商颂》、《周颂说》、《周大武乐章考》、《说勺舞象舞》、《汉以后所传周乐考》等数篇。《说商颂》篇云《鲁语》“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之“校”字当读为“效”，是“献”的意思；又指出《商颂》非正考父所作，乃是宗周中叶宋人所以祀其先王，正考父献之于周太师，而太师次之于《周颂》之后。并云《韩诗》以《商颂》为宋人作，长于毛说。篇中列四事以为证，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理由是：殷虚卜辞所纪祭礼与制度文物，于《商颂》中无一可寻。《周颂说》大旨以为：《颂》之所以异于《风》《雅》者，在声而不在容。其所以美盛德之形容者，亦在声而不在容。指出前人以名《颂》而皆视之为舞诗，未免是执一之见。并列四证，以明《颂》之声较《风》《雅》为缓。《周大武乐章考》则据《乐记》“夫《武》始而北出……”，《左传·宣公十二年》“（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及《祭统》“舞莫重于《武宿夜》”等材料，考订《大武》篇目及次第为：《武夙夜》（即《昊天有成命》）第一，《武》第二，《酌》第三，《桓》第四，《赉》第五，《般》第六。《说勺舞象舞》则指出：周一代之大舞曰《大武》，其小舞曰《勺》曰《象》。然汉人皆以《勺》《象》与《大武》为一。又以《维清》之所奏，与笙歌《清庙》后之所管，《内则》之所舞，皆当为文舞之象，与《武》之为武舞有别。《汉以后所传周乐考》则指出《大戴礼记·投壶篇》所纪《诗》之部居次第，与四家诗不同，乃先秦以后乐家之所传。又列四事，证明诗、乐二家，自春秋之际，已自分途。并云：诗家习其义，出于古师儒，其流为齐、鲁、韩、毛四家；乐家传其声，出于古太师氏，其流为制氏诸家。诗家之诗，士大夫习之，故《诗三百篇》至秦汉具存。乐家之诗，惟伶人世守之，渐失其传，以至全亡。此外，王氏关于甲骨金文及古史的考证之作，颇有与《诗经》相涉者。如《散氏盘跋》由克鼎出土之地考订古郿地（即《大雅·崧高》“申伯信迈，王饯于郿”之“郿”地）在今宝鸡县南附近。《兮甲盘跋》根据铭文“兮甲从王”及“兮伯父作般”，考订兮伯父即《小雅·六月》之尹吉甫。并云“尹”字为毛公始加，盖“尹”其官，“兮”其氏也。又《鬼方昆夷猃狁考》，用诗史互证之法，对周民族尤其是太王时期与猃狁等族之关系多有发明，对《大雅》、《颂》中周民族史诗多有涉及。其《肃霜涤场说》则认为《豳风·七月》篇“九月肃霜，十月涤场”之“肃霜”、“涤场”，互为双声，乃古之联绵字，不容别释之。并云：“肃霜”，犹言肃爽。“涤场”，犹言涤荡也。其《书毛诗故训传后》列举《毛传》之用《周官》者凡二十七条，指出《毛诗故训》多本《尔雅》，而《传》之专言典制义理者，则多用《周官》。而《周官》一书，得于河间，大毛公无由得见而引之，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因取以传诗，附诸《故训》之后。又据汉初诗家，《故》与《传》皆别行，从而论定《故训》为大毛公所作，而《传》为小毛公所增益。

以上诸家之外，本世纪初还有一批学者以注释的方式，对《诗经》学做出了贡献，可以马其昶《诗毛氏学》 、吴闓生《诗义会通》 、林义光《诗经通解》 为代表。马其昶于历来的《诗经》学，既不满于宋学的人自为说，又嫌汉学家辞繁而义琐，故其《诗毛氏学》一书，志在除此二弊。其书特点，一如《自序》所云：“一以《毛传》为宗，三家之训，可互通者，亦兼载之，多存周秦旧说，自唐宋到今，不区分门户，义取其切，辞取其简……务在审其辞气，求其立言之法，以明经大义而已。”吴闓生《诗义会通》一书，以简明平实见长，大抵不迷信《序》、《传》旧说，而本着“以意逆志、察情得理”的原则求《诗》本义，且能广泛吸收清人在训诂、考证、辑佚上的成果，故所得颇多。林义光则于晚近出土的三代器物铭文多有留意，又合之以清儒音声通假之法，尝著《文源》一书，以擅长文字训诂之学名于世。故其所著《诗经通解》，往往取证金文，每多胜说，实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同一声气，为后来闻一多、于省吾利用古文字材料以明《诗》之训诂之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