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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平选集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廖平蒙文通卷(精装)》

廖平及其经学六变
廖平以礼制治《春秋》略说
本世纪初的《诗经》学研究
中国历代大儒-经学畸人 廖平

《廖平评传》

列文森与六译先生
巴蜀哲学之特色
廖平对《伤寒论》唐古本的文献研究
经学及晚清“经今、古文学分派说”之争议

 

 

 

 

 

本世纪初的《诗经》学研究

 

 

《诗经》作为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各个时代的学者都对它倍加关注,《诗经》的阐释和研究在学术史上也始终处于显学的地位。在《诗经》学史上,先有两汉所谓的今古文之争,后来又有所谓的汉宋之争,到了清代,学术界又对尚义理、轻考据的宋学表示不满,于是乾嘉的考据家们又标榜汉学,以与宋学相对抗。清代《诗经》学又有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即关注中心由《郑笺》到《毛传》,再到今文三家《诗》学,大致的方向是越追越古。世纪之交处于清《诗经》学发展的最后阶段,正是今文经学影响强劲的时期,王先谦在陈乔枞等人三家《诗》辑佚的基础上撰成《诗三家义集疏》,皮锡瑞、廖平在龚自珍、魏源的今文《诗经》学研究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针对今文经学一派的学说,古文经学派的刘师培、章太炎等人亦从古文家的立场对《诗经》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廖平、刘师培等人的《诗经》学研究已经是本世纪初的活动,亦可视为当时《诗经》学研究的代表。在今古文二派之外,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对先秦古籍加以整理研究,也对《诗经》学具体问题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且为后人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

一、 今文经学家廖平的《齐诗》学研究

廖平,字季平,四川井研人,光绪进士,尝从学于湘潭王闓运,学主今文,精《公羊春秋》,长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又为学多变,有“六变”之称。其论六经,多别出心裁,另立新义于旧说之外。廖氏治经,师今文家说,于《诗》则主《齐诗》。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成《诗经新解》一书,即题曰《齐诗学》。自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之后,为学多囿于天人之说,以《齐诗》多祖纬侯,详于天人之学,因尽弃旧稿,而治诗纬。其《诗学质疑》、《诗纬搜遗》、《诗纬新解》三书,皆斯时之所作也。《诗学质疑》,大旨力反前人“《诗》无义例、如村孰杂录”之说,根据《春秋纬题辞》“诗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也”,衍其旁义,本诸阴阳八卦方位之说,以天星有十二诸侯,纬以律吕分配十二风,因据之以起例,且更就风一例言之,谓风即乘云御风之风,并举《邶风》二十篇为证,以首五篇为五帝,末三篇为三皇,中十二篇为四风十二诸侯。并由此推之全诗,故谓《三百篇》不无义例可言。《诗纬搜遗》,大抵意在捃摭群经纬侯之辞,取其涉于《诗三百篇》者,彙辑成篇,以发明《诗纬》之义。其所辑,以《春秋纬》、《乐纬》二书最多,《礼纬》、《孝经纬》次之。《诗纬新解》,据编首自序,实成于民国三年甲寅(1914),是廖氏晚年之作,并由弟子黄鎔为之补正。其书分《推灾异第一》,《泛历枢第二》,《含神雾第三》,凡三目,而以《补遗》列之篇末,盖取今所存《诗纬》三编,详为之解。书中于四始、五际、六情之义,以及篇什配用之理,皆据秦汉以来旧籍,推阐其意。廖平另有《四益诗说》一卷 ,大旨谓《春秋》之义,以中外为纲;诗之《国风》,以南北为界。考《春秋》、《国风》,皆以雍、冀、兖、青、豫为中国,荆、徐、梁、扬为夷狄,中外之分,华夷别焉。又以天文地理之位置,证明各地之声调音律。是书论《诗》之原始与性质,多以孔子之说为根据,称孔子答门人五至三无为诗之极。廖氏又有《论诗序》一篇 ,大旨云:先儒传《序》皆在义例而不在时世。《诗》之有《序》,起于汉儒,实末流弟子以事实托之而成。又云《诗》序有合数篇为一者,又有本诗中自有《序》者,欲求本义,必先去《序》。廖平《诗》学,多怪异之论,后人每不从之。但是,本世纪对《齐诗》学给以极大关注并推阐《诗纬》之义的,唯廖平一人而已,实属难能可贵。

二、 刘师培、章太炎的《诗经》学研究

相对于廖平《齐诗》学的多怪异之说,古文经学派的刘师培和章太炎的《诗经》学研究要平实得多。他们的研究基本上是对乾嘉汉学的继承,主要成就也在文字训诂和文献考据方面。
刘师培,其家三代传经,其人于古文经学及声韵训诂造诣极深。其对《诗经》学研究亦卓有贡献。其《毛诗》研究著作,主要有《毛诗札记》和《毛诗词例举要》二种,《毛诗札记》以训释诗义为主,多就本书 ,触类旁通,以正疏家之失。《毛诗词例举要》有详本和略本二种,略本刊于《国故》一九一九年三月一卷二期,凡二十四例;详本为民国二十四年南氏校刻刘氏遗书时于其家所得,由其弟子彭作桢为之写正,所考毛诗传释义例有:连类并称、举类为释、增字为释……等三十一种。其《广释颂》一文论《颂诗》兼备乐舞、祀神二用,并云:“诗之有颂,所以形容古人之往迹而记之者也。颂列为舞,所以本歌诗所言之事而演之者也。” 《诗分四家说》则指出“古人于诗自作者为作,讽咏前人之诗亦为作。自作者为赋,讽咏前人之诗亦为赋。四家诗序记载互殊,盖一指作诗之人,以溯其源;一指赓诗之人,以明其用。”并云合观四家之序,齐、鲁、韩多与毛相符,明四家同出一源。四家诗之分,始于荀卿弟子。又刘氏尝著《群经大义相通论》,其中关于《诗经》学的有《〈公羊〉〈齐诗〉相通考》和《〈毛诗〉〈荀子〉相通考》二种。前者采散见于《前后汉书》中的匡衡、翼奉诸儒的《齐诗》之说凡九条,与《公羊》义相互应证发明。后者采掇《荀子》之言诗者二十二条,证荀义合于《毛诗》者十之八九,以明《毛诗》出于荀子。刘氏亦有几篇关于《齐诗》学的论文,但皆以文献考据为主,立场与廖平的阐发其微言大义异趣。其《齐诗〈国风〉分主八节说》、《齐诗〈大小雅〉分主八节说》二篇,据《太平御览》、《初学记》等类书所存《含神雾》、《推度灾》等纬书考订《诗纬》以《国风》、《大小雅》分主八节。其论诸《风》分主八节,以《齐》、《陈》、《桧》、《曹》、《豳》、《秦》、《唐》、《魏》分处孟春、季春、孟夏、季夏、孟秋、季秋、孟冬、季冬之位。《〈诗纬〉星象说》篇云:《诗纬》述《国风》亦多兼及星象,其说备于《推度灾》,此书与《汉书·地理志》诸书说分野绝不相应,然与《含神雾》所次《国风》方位义实互明。《〈齐诗〉历用颛顼说》则云翼奉治《齐诗》好律历阴阳之占,并据《汉书·翼奉传》载其初元二年上封事考订翼奉所用为颛顼历。《迮鹤寿〈齐诗翼氏学〉书后》则列四证,明今文诗说以孔子删诗只取三百五篇,弗云三百十一篇。“笙诗”有意无词之说,肇自《毛诗》。
章太炎是一代国学大师,其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在《诗经》学研究中,他的《六诗说》 与《小疋大疋说(上、下)》 二文颇有影响。前者根据《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及《郑志》:“张逸问:‘何诗近于比、赋、兴?'答曰:‘比、赋、兴,吴札观《诗》,已不歌也”等材料,考订赋、比、兴与风、雅、颂性质一样,六者为六种诗体,力反三经三纬之说。并云比、赋、兴因文繁而不可被管弦,在孔子编定《诗经》时被删。后人凡持“六诗”为六种诗体论者,都受他影响。后者论雅、颂本义及得名缘由,云:“记录称疋,取义于足迹,今字作疏。大小疋者,《诗序》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颂本颂兒字,褒美则曰形颂,记事则曰足迹。是故疋、颂相待为名。”其言“为雅、为夏,皆与疋同声”,“雅、乌古同声……大小疋者,其初秦声乌乌”,后人在论“雅”本义时常常援引。而其引郑司农“雅状如漆筒而弇口”,更成为持“雅”本乐器名而后为乐调名之论的佐证。

三、 王国维对《诗经》学研究的贡献

王国维以二重证据法开古史研究的新风气,其对《诗经》学的研究是其古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精于考据训诂和运用地下出土新材料为显著特色。其《诗经》学研究关注点在《颂》诗及其与乐舞的关系,重要论文有《说商颂》、《周颂说》、《周大武乐章考》、《说勺舞象舞》、《汉以后所传周乐考》等数篇。《说商颂》篇云《鲁语》“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之“校”字当读为“效”,是“献”的意思;又指出《商颂》非正考父所作,乃是宗周中叶宋人所以祀其先王,正考父献之于周太师,而太师次之于《周颂》之后。并云《韩诗》以《商颂》为宋人作,长于毛说。篇中列四事以为证,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理由是:殷虚卜辞所纪祭礼与制度文物,于《商颂》中无一可寻。《周颂说》大旨以为:《颂》之所以异于《风》《雅》者,在声而不在容。其所以美盛德之形容者,亦在声而不在容。指出前人以名《颂》而皆视之为舞诗,未免是执一之见。并列四证,以明《颂》之声较《风》《雅》为缓。《周大武乐章考》则据《乐记》“夫《武》始而北出……”,《左传·宣公十二年》“(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及《祭统》“舞莫重于《武宿夜》”等材料,考订《大武》篇目及次第为:《武夙夜》(即《昊天有成命》)第一,《武》第二,《酌》第三,《桓》第四,《赉》第五,《般》第六。《说勺舞象舞》则指出:周一代之大舞曰《大武》,其小舞曰《勺》曰《象》。然汉人皆以《勺》《象》与《大武》为一。又以《维清》之所奏,与笙歌《清庙》后之所管,《内则》之所舞,皆当为文舞之象,与《武》之为武舞有别。《汉以后所传周乐考》则指出《大戴礼记·投壶篇》所纪《诗》之部居次第,与四家诗不同,乃先秦以后乐家之所传。又列四事,证明诗、乐二家,自春秋之际,已自分途。并云:诗家习其义,出于古师儒,其流为齐、鲁、韩、毛四家;乐家传其声,出于古太师氏,其流为制氏诸家。诗家之诗,士大夫习之,故《诗三百篇》至秦汉具存。乐家之诗,惟伶人世守之,渐失其传,以至全亡。此外,王氏关于甲骨金文及古史的考证之作,颇有与《诗经》相涉者。如《散氏盘跋》由克鼎出土之地考订古郿地(即《大雅·崧高》“申伯信迈,王饯于郿”之“郿”地)在今宝鸡县南附近。《兮甲盘跋》根据铭文“兮甲从王”及“兮伯父作般”,考订兮伯父即《小雅·六月》之尹吉甫。并云“尹”字为毛公始加,盖“尹”其官,“兮”其氏也。又《鬼方昆夷猃狁考》,用诗史互证之法,对周民族尤其是太王时期与猃狁等族之关系多有发明,对《大雅》、《颂》中周民族史诗多有涉及。其《肃霜涤场说》则认为《豳风·七月》篇“九月肃霜,十月涤场”之“肃霜”、“涤场”,互为双声,乃古之联绵字,不容别释之。并云:“肃霜”,犹言肃爽。“涤场”,犹言涤荡也。其《书毛诗故训传后》列举《毛传》之用《周官》者凡二十七条,指出《毛诗故训》多本《尔雅》,而《传》之专言典制义理者,则多用《周官》。而《周官》一书,得于河间,大毛公无由得见而引之,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因取以传诗,附诸《故训》之后。又据汉初诗家,《故》与《传》皆别行,从而论定《故训》为大毛公所作,而《传》为小毛公所增益。

以上诸家之外,本世纪初还有一批学者以注释的方式,对《诗经》学做出了贡献,可以马其昶《诗毛氏学》 、吴闓生《诗义会通》 、林义光《诗经通解》 为代表。马其昶于历来的《诗经》学,既不满于宋学的人自为说,又嫌汉学家辞繁而义琐,故其《诗毛氏学》一书,志在除此二弊。其书特点,一如《自序》所云:“一以《毛传》为宗,三家之训,可互通者,亦兼载之,多存周秦旧说,自唐宋到今,不区分门户,义取其切,辞取其简……务在审其辞气,求其立言之法,以明经大义而已。”吴闓生《诗义会通》一书,以简明平实见长,大抵不迷信《序》、《传》旧说,而本着“以意逆志、察情得理”的原则求《诗》本义,且能广泛吸收清人在训诂、考证、辑佚上的成果,故所得颇多。林义光则于晚近出土的三代器物铭文多有留意,又合之以清儒音声通假之法,尝著《文源》一书,以擅长文字训诂之学名于世。故其所著《诗经通解》,往往取证金文,每多胜说,实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同一声气,为后来闻一多、于省吾利用古文字材料以明《诗》之训诂之先声。

 

 

 

来源: 中国诗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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