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从去年开始，各个思想文化网站突然出现大量鼓吹儒学的帖子，仿佛“老军医”在一夜之间把所有的电线杆都刷上自己的广告。我对儒学谈不上喜欢还是讨厌，但对这种造势行为却不以为然。娱乐明星自我炒作，那是他们的工作，只要手段高明老百姓都会喜闻乐见。但是，一些要继往圣、开来学的“大儒”，一边“隐居”一边 频频在各种媒体上露面，他们的粉丝也以此为荣。这种“儒学公关”本来无须认真对待，没想到不少学者或者不明就里或者混水摸鱼地参与其中（当然，不能排除其中有认真讨论问题者），最后居然把2004年搞成了所谓“文化保守主义年”。

　　相比之下，中国人民大学宣布组建国学院的消息更值得认真对待。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相信主办方确实想认认真真做点事情；但“好心也会办坏事”，因此我们更需要对这个计划进行检讨。提到国学院，一般都会追溯到1922年创立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和1925年创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关于这两个学术机构的研究可参见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和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等著作）。但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中国诸多国学大家的出现，固然与国学门和国学研究院这种小环境有关，更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那时距五四运动不到十年，距废除科举不过二十年，无论老师还是学生，大都受到过完整的国学教育。

　　今天，讨论国学院之前，首先需要对国学进行界定。可“国学是什么”又是一个过于宏大的命题，我只能避重就轻地说一下“国学不是什么”。据一位亲历国学院创建过程的中国人大中文系博士生分析，有人喜食野味吃出了非典、有人贪污腐败包二奶等“不良现象”都跟现代中国缺失“生活哲学”有关，而国学的精华部分可以弥补这种缺失。这让我想起王小波对国学的看法：“有人说它无所不包，到今天还能拯救世界，虽然我很乐意相信，但还是将信将疑。”拉封丹寓言里有一则《大山临盆》：大山临盆，天为之崩、地为之裂……最后生下了一只耗子。王小波用这个寓言形容某些国人，他们把国学的作用放大得像大山临盆一样壮烈。国学是否能够拯救世界，这是一桩悬案；但国学不是非典疫苗、不是纪检委、不是励志小语，这却是一定的——我们不能把国学院当作国务院。

　　据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透露，国学院准备设立讲座教授，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只要卓有成就就请来做讲座。他们准备采取特殊的招生方法，甚至打算申请设立国学学位。这些计划都很富有挑战性，让人期待。但让人不解的是，当记者问到学生的就业，校长表示大型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合资企业都需要国学人才，他们可以制定企业战略、写作政府文书；当记者问到国学院定位，校长又说为了接续文脉、整理国故，现在就业市场上太多大路货，他们培养的是高层次人才。其实，绝大多数大学都不会以培养“大路货”为己任，大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国学院这个大山，是否也会轰轰烈烈地生个小耗子呢？如果国学院的理念如那位博士生所言，那倒很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