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保守主义者,或者现在所说的“国学派”,其言论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即,“国学”———无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都是可供重建、振兴的。这个判断,又建立在对国学衰微原因的错误认识上。人大校长纪宝成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将“国学衰微”的原因归之于“历史虚无主义和‘左'的思潮泛滥”。由此可见,纪校长认为,是外部的压力,
而不是国学内部的因素,决定了国学的命运。在这个基础上,“国学派”只需要通过办国学院这样的方法,将外部压力抹掉,国学复兴指日可待,“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亦指日可待了。
事实上,正是国学自己,而不是其他人击败了国学。
1840年以后,中国人花了100年的时间,将这个古老的文明改造成现代国家。这个改造的过程,建立在对现代性认同的基础上———哪怕仅仅是被迫的认同。在这个现代框架下,中国人刷新了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符号系统和自己的精神体验,尽管这与前现代中国的语言、符号系统、精神体验关系密切,但它们之间依然存在着鸿沟。在这些新工具的帮助下,中国的民众正在建立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化。它的辉煌灿烂程度,并不逊色于那个已经衰落的前辈。
事实上,即使是在“国学”的内部,这样的新陈代谢也始终没有中断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我们总是用这样的归纳来表达中国古代文学的简约历史。文体的演化,正是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变化的结果。用政治教科书里那句磨疼了耳朵的话说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经济基础不再为某种文化提供合适的环境时,为它设立一个保护基地,使之成为被瞻仰和被保护的对象成了最后的举措。
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曾经被我们认为是最有趣最精彩的“玩意儿”,最终都被送进了博物馆。
很显然,这并不仅仅是“国学”一家碰到的问题。文化保守派忙碌得无暇关注他们海外同行的言论与行动。
1994年,“西学”的大师,耶鲁大学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Bloom)出版《西方正典》(TheWestern Canon)一书。在书中,他为莎士比亚学、弥尔顿学或者但丁学的衰落顿足捶胸,并以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对“西学”面临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左'的思潮泛滥”进行了批评。这本书最近由译林出版社引进出版了。文化保守派不妨仔细研读,争取与海外同行构筑掎角之势,为捍卫“古典主义”的尊严战斗到底。
改造“国学”也是“国学派”的重要议题,总有人觉得使之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学科,就可以挽回已去的大势。于是,在纪宝成教授的理想中,“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和“对《管子》经济思想的开发研究”就成了他的救命稻草。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在其《真孙子》一文中揶揄的“国学应用研究”,被隆重地放到了人大国学院的神龛上。
还是让“国学”回到书斋中去吧,就像那些伟大的前人做的那样———在苏格兰北部的尼斯湖里,居住着一位名叫Nessie的家伙。这位属于7000万年前的贵族,在远离人类视线的地方孤独地生存繁衍着,如它那些消失了的同类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