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访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院士(1911—1992)

■肖笑　马湘泳

路漫漫

　　我们的谈话，是从谭先生的往事回忆开始的。谭其骧教授是浙江嘉兴人。1926年他只有16岁，就已在上海的上海大学和暨南大学读书。毕业后，他考进了北平燕京大学研究生院，成为顾颉刚先生的研究生。顾先生的严谨治学和虚怀若谷的精神，给谭其骧树立了做人的榜样，更重要的是，

从这个时候起，他就对历史地理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为做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33年起，他先后在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校任教，其间于1934年，与顾颉刚先生一起发起了组织“禹贡学会”，并创办了《禹贡》半月刊。这个学会日渐成为国内很活跃的一个学术团体，对当时学术界的影响很大，从而使我国的历史地理研究逐步开展，并促成历史地理这个学科的成长。1940年，他赴贵州任浙江大学副教授、教授。1950年至今历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地图集的历史地图集》总编，《历史大辞典》编委会主任和《历史地理》杂志主编。

　　谭先生在任教期间，教过中国通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地理等课，其中，教得最好的一门课是中国历史地理。他发表了数十篇学术价值很高的论文，如“湖南人由来考”、“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等，从1950年起由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权威性著作。此外，他还主编了《历史自然地理》专著，也得到了好评。

　　谭先生在执教的50多年中，培养了一批历史地理专门人才，有的已成为目前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知名学者。

　　在回顾一生所走过的道路后，谭先生很有风趣地说：“我的经历很简单，读书，然后教书，没有像其他老先生那样生活道路坎坷。”是的，先生的一生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把自己无私地奉献给了历史地理学，为发展历史地理学作出了杰出的成就。

怀疑—独创

　　我们的谈话又转向如何看待前人的成就与自己的创见这一问题。谭先生深有感触地说：“如果说我几十年来多少取得了一点成就的话，从自己方面来说，重要的一条是不迷信。”确实，这是先生的肺腑之言，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燕京大学历史系当研究生时，他选修了顾颉刚先生的“尚书研究”一课。顾先生讲的《尚书·尧典》篇时，认为其写作时代应在西汉武帝之后，一条重要的论据是，《尧典》里说虞舜时“肇+有=州”，而先秦著作称述上古州制，只有九分制，没有十二分制的。到汉武帝时置十三制史部，其中十二部都以某州为名，自此始有十二州，所以《尧典》的十二州应是袭自汉武帝时的制度。谭先生觉得顾先生在讲义里所列举的十三部，不是西汉的制度。为了获得确切的理论根据，他查阅了《汉书》、《后汉书》、《晋书》等有关篇章，并把自己的看法写信告诉顾先生。顾先生对谭其骧能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见解表示赞赏。

　　再如对于黄河在东汉以后何以出现长期安流的局面一问题，历来的看法是归功于王景治河，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异议。对此，谭先生却表示了怀疑，在当时治河工程质量不可能提高的条件下，王景治河为何能收到如此长期的效益?自元至明清，治河名臣辈出，为什么都收不到同样的效果?带着一连串对前人、对权威的怀疑，他撇开治河工程，从黄河本身寻找原因，经过艰苦的探索，他找到了导致黄河泛滥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中游的泥沙，于是，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根本原因也就找到了。他认为，在东汉以后的几个世纪中，该地区成为牧区或半牧区、半农区、天然植被得到恢复，水土流失得到控制，是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所在。1962年，他发表了“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论证了上述的观点。解放以来，黄河中游盲目开垦造成的严重后果，从实际上也证明了这一论文的正确性。谭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所揭示的事实，正被人们作为历史的经验在吸取。 　　对于不迷信前人，不迷信权威，不迷信旧说这一点，谭先生是坚定不移的。他说：“我写的文章不多，发表的更少，除了由于才力驽钝外，也还由于不想拾人牙慧，或旧酒新装，即使不能前无古人，至少也要于旧说有所补益。”

“我只求真理”

　　谭先生治学的严谨表现在早年对专业的选择上。为了究竟作怎样的选择，他曾寝食不安地反复思考好几天。他认为自己形象思维能力较差，而逻辑思维的能力却比较强，所以学历史特别侧重于搞考证就相当合适。于是，他从社会学系转到中文系，又转到外文系，最后才定下历史系。这并不是所谓的见异思迁，而是基于这样一个严肃的思考：我要从事的专业，必须与自己的兴趣、爱好、天赋、性格等相符，这样才能锲而不舍，终身以之。这一信念促使谭先生虽75岁高龄，还在历史地理学这片土地上辛勤地耕耘。

　　搞历史地理，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这不仅需要熟读大量古代的有关典籍，还需要作大量的野外考察。几十年来，他把《汉书·地理志》几乎翻烂了，杨氏《水经注图》虽是新买的一本，也被翻得中缝破裂。他曾去天山南北、跋涉中原各省，考察长江水系和黄河古道。对于1500多个汉县，谭先生大部分都能记得它们属于哪个郡县和地理位置。他甚至从业余消遣——读笔记小说中，捕捉到许多有关信息。

　　谭先生从不拿学问做名利的敲门砖，更不去迎合时尚。他认为求真、求实是做学问的基本，一个人如果只知迎合“当前需要什么”，那就无法求到真学问，其专业也无以为继了。他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因一时的厚今薄古而不敢讲古代史，也不因为评法批儒而违反历史真实地而大捧法家。谭先生激动地说：“我为求真，不在乎是否得罪权贵。”接着他又语重心长地说：“我劝任何想要真正取得一点成就的人，还是专心致力于你的专业，不要去写应时文章为好。”这就是谭先生对后学的殷切希望。

衣带渐宽终不悔

　　谭其骧先生最辉煌的成就，首推8巨册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专家们用“前所未有”4个字来形容这部卷帙浩繁，内容详密的图集。这的确是一部划时代的、气魄宏伟的、有很高学术价值和实用意义的巨著。胡乔木同志认为图集的编纂是“解放以后，史学界最有成绩的工作之一”，“是非常了不起的工作”。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来复旦大学访问时，图集被作为校礼赠送。1984年6月，上海市政府发布嘉奖令，授予图集“高校文科科研成果特等奖”，认为这是我国历史地图学术研究方面的一本重要著作，是历史学、地理学和其他有关学科的工具书。

　　《中国历史地图集》共8册，它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吸取了迄今已发展的考古研究成果，收录了石器时代的重要文化遗址，自商周至清代全部可考的县级和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边区不设政区地带的部族分布和其他各种地区名、居民点，还包括主要的山峰、河流、长城、海岸线、岛屿等。除中原王朝外，还包括了少数民族在边疆地区建立的大小政权。

　　要编纂一部《中国历史地图集》，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从1950年起至到出版发行，经历了30年的漫长岁月，其间几经周折和动荡，谭先生在这些年中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克服了重重困难，进行着辛勤的劳动，他虽因中风而半身不遂好几年，然而他怀着对事业的追求，以顽强的意志带着有病的身子，坚持工作，严肃认真地对图集进行修订、补充和定稿，终于使这本图集得以问世。面对这厚厚的图集，先生感到那样的欣慰和喜悦。但他并没有把功劳归于自己，他说：“一切为图集作出贡献的同志都应该享受这份光荣。”

　　在我们谈话进行的始终，先生时而站起来，拄着拐杖，走到书架旁查找着什么……。这里是知识的海洋，几十年来，他不知疲倦地从这里吸取新鲜的血液，不停地学习、工作着。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谭先生并没有满足于已获得巨大成功的地图集，他还雄心勃勃地想在有生之年，写成一本《中国历史地理概论》；计划组织力量，重写《水经注疏》；重绘《水经注图》；他还准备整理几部古代著名的地理著作；他打算……说到这里，谭先生笑了，他说：“这样的计划对一个年过70岁的老人来说，也许过于庞大，但我有决心，也完全有信心予以实现。”望着充满自信心和决心的谭先生，我们深知，这不是一个童话。

　　简历与生平

　　1911年2月25日，生于辽宁省沈阳市（籍贯浙江嘉兴）。

　　1926年—1932年，进上海大学社会系；1927年，转入上海暨南开大学中文系；次年转入外文系，旋转历史系，1930年毕业；同年进入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师从顾颉刚先生，1932年毕业，获硕士学位。

　　1932年—1935年，1932年春任北平图书馆员、辅仁大学兼任讲师，后又兼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讲师。1935年在广州学海书院任导师，次年仍回北平，先后在燕京、清华大学任教。

　　1940年初至贵州浙江大学史地系任副教授、教授。

　　1950年至今，担任复旦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院士)。

　　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开始于1955年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初稿完成于1974年，后陆续内部发行。1980年起修订，1982年起公开出版，至1988年出齐。这是我国历史地理学最重大的一项成果，也是他最杰出的贡献。

　　这部空前巨著共8册、20个图组、304幅地图，收录了清代以前全部可考的县级和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主要居民点、部族名以及河流、湖泊、山脉、山峰、运河、长城、关隘、海洋、岛屿等约7万余地名。除历代中原王朝外，还包括在历史中国范围内各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和活动区域。《图集》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要依据，吸取了已发表的考古学、地理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以其内容之完备、考订之精审、绘制之准确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公认为同类地图集中最优秀的一种。 　　在《图集》的编绘过程中，经过反复研究，谭其骧确定了历史上中国的范围，使它充分反映了各民族共同创造历史，为今天的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贡献的事实，既显示了汉族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也肯定了少数民族对边疆的扩展和巩固的重要功绩；揭示了统一逐步扩大、巩固，开发逐步深入、稳定的基本趋向。在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中外关系和疆域边界等问题上，他始终坚持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努力做到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图集》所确定的关于历史中国、中原王朝、边疆政权、非汉族政权、地方政权、自治地区之间关系的原则，对于中国史、民族史、中外关系史、中国历史政区地理等学科的研究都具有指导意义。 　　从1982年至逝世，他又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的编绘，这将是一部包括历史人文和自然两方面十多个专题图组上千幅地图的巨型地图集，将在近年出版。

　　谭其骧1982年前的主要论文编入《长水集》(上、下册)，198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后的主要论文编为《长水集续编》，199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主要著作目录

　　《中国历史地图集》(主编)，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1988年。

　　《长山集》(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

　　《长山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

　　《长山粹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主编)，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主编)，辞书出版社，1978年。

　　《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第一主编)，科学出版社，1982年。

　　《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主编)，辞书出版社，1996年。

　　代表作品：

中国的古地图及其流传

　　谭其骧

　　地理之学，非图不明。地图对表达地理情况所起的作用，往往比地理著作更大。我国具有悠久的制作地图的传统，在西周初期的文献记载和铜器铭文里，已有为营建洛邑而绘制的选定城址图(《尚书 ·洛诰》)，为统治者指示“次序祭之”而绘的山川图(《诗·周颂》)，记录重大军事行动的《武王成王伐商》，表示王畿以东诸侯疆界的《东国图》(宜侯、簋铭)等等，足证在此以前必曾已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制图技术发展过程。尽管目前还没有在原始社会遗存里发现过地图实物，也没有在甲骨文卜辞里找到有关记载，但我们不能排除我国在原始社会晚期、奴隶社会早期已有地图的可能性。 　　《周礼》中《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等篇所载地图品种极为繁多，有包括当时所知“天下”、“九州”的大面积图，有一遂(1万家)乃至一闾一里(25家)居住区的小地区图；内容则有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等地貌，有邦、国、都、鄙、乡、里等政区，有农、林、牧、矿、动植物等物产，有交通路线，或民族分布，有可以据以判决闾里争讼的土地图，有贵族和庶民的墓葬图等等。《管子·地图篇》所载地图精确度极高，战争时可据以审知道里远近、地形险要，决定行军路线，举措先后。《周礼》、《管子》所说到的地图有一部分可能出于作者想像，未必实有；有一部分当系二书写成时代即战国时代的实况，也是一部分很可能反映了西周、春秋时的情况。

　　自秦汉至明清，地图的制作随着时代的进程日益普及、发展。单就唐宋时代而言，当时定制，全国各府州每三年或五年都要绘制一次本州地图，和本州的版籍一起上报尚书省。唐、五代、两宋以六百年、三百州，平均每四年一造送计，即有州图共四万五千。宋咸平后又令诸路十年一上本路图，则两宋又当绘有各路地图数百。尚书省由兵部职方司掌管各地送到的地图，并将各地的图拼合画成一大幅“天下图”，唐五代称为“十道图”，宋改称“九域图”。除统治所及地域内的政区图外，又画有域外的“四夷图”。域内外合起来画为“华夷图”。除疆域政区图外，又有边防、屯牧、邮驿、河渠水利等特种图。除政府各机构和各级地方政府所绘制者外，又有学者私人所制作的各种地图，包括有突出成就的裴秀《禹贡地域图》、贾耽《海内华夷图》、朱思本《舆地图》等等。总之，在这2000多年中曾经制作出来的地图应以万数计，其中有名目见于各正史艺文志、经籍志、纪、传和唐宋以来类书以及诸家书目、其他记载的，则不下数百种乃至上千种。

　　中国自古以来重视图不下于书，故图与书合称“图书”或“图籍”，用以包括所有的传世文献资料。从历史时期的记载看来，图与书确是长期以来都受到同样的重视。可是，古籍在历经千百年来天灾人祸之余，流传至今的约计达10余万种，论卷数则应达数百万。而古代地图若以一幅图抵一种书，则流传下来的不及古籍1%；若以一幅图抵一卷书，则只有古籍的千分万分之一。古地图流传至今为什么这么少，推原其故，当由于：

　　一、图的摹绘比书的传写要难得多，所以图的摹绘本一般都要比书的传写本少得多。流传到后世的机会相应地减少。有些见于记载的图也许本来只有一幅原制品，从没有复制过。这种以孤本形式、保藏起来的图，其存在时期当然不可能很久。

　　二、古代的制图技术还不大可能在等大的缣帛或纸张上，用多种不同比例尺来画出面积大小不同、内容多少不一的地图来，图幅的宽度长度一般都得跟着所画地域范围的大小和内容的多寡而或大或小或长或方。各种地图图幅大小和形状的差别很大，所以只能都以单幅形式收藏，难以装订成册。这就比成册成函的书籍保存起来难得多，一遇事故，更容易损失。有些地图如晋裴秀所见司空所藏“旧天下大图”，用缣80匹；唐贾耽所制《海内华夷图》，广三丈，纵三丈三尺。这么大的图幅，当然极难长期保存下来。

　　三、历代书籍或藏在官府，或散在民间；散在民间的比重大致随着时代的推移而逐步增加。因而古书的大部分虽在多次劫难中被毁灭了，却还能有小部分保存下来。古代地图则几乎全部是收藏在官府里的，民间藏有地图虽不能说绝无，必然是很少的。因而劫难之来，凡是画在竹、木、纸、帛等材料上的地图，即无一能幸免于难；幸存下来的，只能是刻在石碑上的，或埋在坟墓里的。

　　四、还有一点就是古代的零碎文字资料可以被汇编为一部“经”而流传下来，可以被采入一朝的“正史”而流传下来，可以被缉缀成一部书而流传下来，而这几种“可以”对难以摹绘、大小不一的单幅地图而言，却都是不存在的。所以不仅经书里没有图，就是地理专著如《汉书·地理志》、《水经注》里，也都是只有文没有图，尽管班固、郦道元都看到过不少前代和当代的地图。这就注定了古地图能否流传下来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原制品和当时少量的复制品能不能经历千百年来多次天灾人祸仍然保留下来。而事实上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除非已刻在石上或埋在地下。

　　正由于地图的流传要比书籍难得多，因而传世的地图不仅数量很少，年代也较近。近代学人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地图，原来只有800多年前宋代人所绘制的几幅。直到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埋葬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的画在帛上的地图，才使我们看到的古地图实物，一下提早到2100多年前。但比之于3000多年的见于《诗》、《书》和甲骨钟鼎的商周文字记载，仍然要晚上近千年。并且，自汉文帝至北宋后期之间1000多年，至今也还找不到一幅符合严格意义的地图。

(此文载于《文物》198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