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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讲座，老学者有着难得的“明星效应”。许多人说：“我们是冲着他来的。”
两周前的周末，雪后，是一个大风天，一个不想出门、只想围着火锅吃涮羊肉的日子，而讲座《长城的保护与发现》恰巧要在这天下午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举办。
■老学者有着一大批铁杆“追星族”
 这是一个严肃、沉重的话题，一个充满责任与使命的话题，既不轻松又不实惠。尽管主讲人罗哲文是位德高望重的著名古建筑专家、中国文物学会会长、长城学会副会长，有足够的权威，但我仍不无担忧，在人们崇尚实际的今天，在这气候恶劣的时间里，会有多少人愿前来听这样的学术讲座呢？
当我提前10分钟来到国家图书馆分院，走进文津楼内古色古香的学术活动厅时，却发现狭长的厅内，座位已所剩无几。让人有些惊讶的是，来者竟大多是年轻人，白发老者与十几岁的少年偶或其中。尽管来者众，大厅内却静静的，没有人抽烟、嗑瓜子，也没有人旁若无人地大声聊天，使人感到静谧中隐藏着一种热烈庄重的期待。
我悄声问身边一位老者：“您是研究长城的？”“不，我是搞水利的。”“您对长城特感兴趣？”“噢，我是冲着他来的。”他一指入场券上主讲人的名字，接着说：“这人很了不起，他是著名古建筑学专家梁思成的学生，知道哦？”“知道。”“当年美军轰炸日本，是梁思成对日本的古城、古镇、古建筑作了记号，由罗哲文绘成地图，建议美军不要轰炸这些地方，保全了日本的古都京都、奈良，知道哦？”“知道。”“解放后，长城的修建工作都是他主持的，知道哦？”……
我们正说着，大厅内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原来是罗哲文先生步入了会场。
■“我是冲着他来的。”
他身着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微笑着用谦和的目光与大家打着招呼。他的步履轻轻，像是生怕打扰了谁。尽管他已年近八旬，白霜仍未将黑发染尽，只是背略微有些弯曲。他的声音也是那么温和，似乎从不用高调嗓音说话。
就在讲座开始的时候，厅内已爆满，过道两旁还加了不少椅座。罗先生从长城上下几千年的千秋功过讲起，又讲了长城的兴衰，曾掀起的历史波澜，使人仿佛看见了那金戈铁马、叱咤风云惊心动魄的一幕幕，听众也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一页又一页。当他讲到长城的新发现，建国以来长城的修建及围绕长城开展的系列保护活动时，我不禁想到他在著书时常爱说的一句话：“我是长城保护和研究工作战线上的一名老卒”，“将近半个世纪一直奔走在长城线上的老卒”。此时，我突然明白了那位老者为什么说，“我是冲着他来的”了。
如果说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历史的丰碑，那么守候好这瑰宝、丰碑的人则是功臣，而他只讲长城，一个字不提自己，最多以“老卒”自称，平和的背后有着多么巨大的人格魅力啊！
等到讲座结束时，一大堆听众层层围着罗先生，有向他请教问题的，有请他签名的，与他合影的……罗先生半天没有从人群中挪出几步，他平和地、微笑地一一满足大家的要求。
■与长城的不解之缘
 罗哲文生于1924年，四川宜宾人，本与长城相隔甚远，但抗日战争爆发时，一首《义勇军进行曲》激发了他对长城的向往。1940年高中毕业时，他投考当时中国唯一的古建筑研究学术团体——中国营造社，师从梁思成先生，得到梁先生手把手的训练与教诲，受到其严谨治学的熏陶。
抗战胜利后，为古建筑的研究，他专程到八达岭、古北口考察长城，从此与长城结下不解之缘。
1952年，年轻的共和国经济建设大规模展开，当时的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郭沫若提出维修长城，向国内外开放的建议。罗哲文受命先行去搞勘察规划，他首选居庸关、八达岭为长城的考察点。当时这两处长城满目荒凉，从明代以后，已搁置三四百年没有维修了。没有交通工具，他只能风餐露宿，靠步行与骑毛驴辗转于高山峻岭之间。
经实地勘察，他终于拿出一份修复八达岭长城的草图与规划，他带着草图去见老师梁思成，请恩师审定与指导。梁思成特意对罗哲文强调了3点：长城要整旧如旧，保存古意；长城上游客的休息位置要讲艺术性，要有野趣；千万不能在长城边上种高大的乔木，以免影响观看长城的效果。另外，树木过于高大，离长城的距离太近，也不利于长城的保护。
恩师的3条修建长城的意见，罗哲文铭记在心，并一一做到了。每一处新修建的长城都保持了“古垒斜阳”的韵味，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文化遗产”。这便是“老卒”的功绩。
中国有不少走长城的仁人志士，然而长城上足迹最多的罗先生当算一个。为了考察长城的长度与历史，他几十年来不知多少次登高山、下沟壑、过大河、穿沙漠，翻阅浩如烟海的资料。他为每一个长城的新发现之处欢欣鼓舞。近年来发现的青海的大通长城、山东的齐长城、河南湖北境内的楚长城、湖南湘西一带的南方长城湘西边墙、云南的滇东长城埂，有的正待进一步考察，有的已得到修建。他以他的坚忍和学识，使长城的修复工作愈加完善，而正是他多少年对长城的宣传，使更多的中外有志之士认识了长城，走向长城，成为一个又一个好汉。
■多数文物照片都由自己拍摄
一位文物界的朋友说，罗先生确实对长城的修建与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长城只是古建筑中的一项，以为他的功绩只在长城一项，可太埋没他了。作为全国文物局的首席古建筑专家，哪里申请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名城、世界文化遗产，都要请他做鉴定。他的声望远扬海内外，前些年一本由中国内地、香港与日本合出的《中华文明传真》出日本版时，日本人点名要罗先生做监制。
一位文物界朋友说，罗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大学问家，对古建筑的结构、营造法式、历史变迁、建筑材料等无一不精通，像故宫、布达拉宫这种难度大、国家最高级文物的修建，都是在他的主持下进行的。那些梁架、斗拱、门楣的式样、建筑材料，他都了如指掌、烂熟于心，并备有详尽的文字资料与图片，那些图片多数是他亲自拍摄的，可他绝不自私，谁需要用，他都给予及时帮助。在大家眼里，他就是一位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长者，他虽是大专家，却从不把自己当大专家。
■把一个古村落提高到国家级保护单位
江西的流坑村是个历代出读书人的地方，许多人靠读书走上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曾名噪几个世纪。解放后，随着教育体制的变化，这个颇具传统文化价值的古村落也越来越破败衰落。为了抢救文化遗产，流坑村的事很快被反映到北京。罗哲文先生得知后，毫不迟疑，立刻率专家与工作人员来此考察。一行人坐在老乡的椅子上吃着山芋，脚下却踩着鸡粪与猪粪。有些人不习惯，在椅子上由坐改为蹲，也仍咽不下口中的山芋。罗先生却对脚下的脏乱视而不见，吃得还蛮香。有人问他，您怎么吃得下去？他笑笑说，惯了，我经常这样。从流坑村一回到北京，他就忙着著书、写文章，向上级汇报，终于把流坑村由省级提到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使一些旧房屋及时得到了抢救。
我碰到的文物界朋友一提到罗先生，都连连感慨说，他是个好人，一个极好极好的老人。
相信把功臣的桂冠戴在这位文物界顶级专家的头上绝不为过，而他却对名啊利啊视而不见，淡而化之。在他眼里，只有古建筑的研究与修建，被他视为生命的全部。
这样平和的心态，崇高的境界惟罗先生独有。一个多么可敬的长城老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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