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不是让那些有人说是他们推动了历史的有权有势的人发言，而是让那些不可避免地与历史相遇的人出来说话……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老人，直接地或者与事件保持一段距离地倾吐心声。——君特·格拉斯：《我的世纪》
我研究土地沙化的问题，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跟国家的一些大事件有关。
20世纪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苏关系紧张，出现了领土争端、武装冲突。珍宝岛事件以后，前苏联的一个外交官，叫契诃文斯基，写了一本书，说中国的领土应该是以长城为界。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额尔古纳河以西，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而是俄国的领土。他这个说法，涉及到历史的真实问题，牵涉到国家主权问题，是个很大的事情。
当时，外交部提出一个要求，要考古工作者用考古材料证明，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额尔古纳河以西，历史上就是中国的领土。我那时在黑龙江省考古研究所工作，就去了中苏边界，沿着黑龙江和额尔古纳河考察，做了很多考古研究工作。其中有段时间到了呼伦贝尔。
去呼伦贝尔以前，我脑子里出现的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还有“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的旋律。可是当我进入呼伦贝尔草原后，眼睛看到的情况和来前想象的情景完全不一样。草场的草又稀疏又矮小，高约五六公分的样子，连地下的沙土都遮盖不住。当时我们坐着吉普车，车前经常可以看到草原上的老鼠跑来跑去。你想，连老鼠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怎么可能会出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呢？这个巨大反差使我非常吃惊。看到牧民生活的贫困状况，心里又是一惊。一家人只有一床被子，只有一身能穿得出去的衣服。这简直是赤贫状态！可这就是事实。我心里充满了怜悯和同情，我要努力弄清楚他们贫困的原因。
我找到了几家外来户，是从山东、河南过去的流民。他们告诉我，自己是生在当地的，当初是爷爷领着一家人来的。那时候，草长得特别高，水也特别好，树也多。“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描述虽然多少有点夸张，却也是真实生活的景象。当然，这种景象，他们没见过，是听父亲说的，父亲是听爷爷说的。爷爷的时候是那样，到父亲的时候，就差了。水也不好了，树也少了，草也长不高了。到他们这一代，草场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不出三代，也就是百十来年的时间，一个水草丰美之地，就成了贫瘠蛮荒之地，这是当地人亲眼见证的事实。
要讲原因，首先是人多的问题。想当初，因为在内地生活不下去，闯到关外，来到呼伦贝尔，过上了好日子。等回到家乡一讲，自然会感召更多的人。大量的移民新到一个地方，要住，要盖房子，就要大量取土；要吃，要烧饭，就要大量砍树；要大量养牛、养马，牲口要大量吃草，就把草吃光了……一百年的光景，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就出现了这么大的变化。
这个原因很明显，老百姓也讲得出来。我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没有满足于这个解释。我想把这个环境被破坏掉的历史往更早的时候追溯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原因。我当时还有任务，要寻找古人留下的遗物遗迹，用考古发现来证实黑龙江流域是中国人民开发建设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就找到了古代人类活动造成生态环境被破坏的现象和证据。
考古材料证明，呼伦贝尔草原一带曾经是有农田的，早在汉代或以前就有先民耕种，是鲜卑人。他们原来生活在大森林里，以狩猎为生。后来走出森林，开始游牧，同时也开荒种地。从他们的墓葬中发掘出的粮食，证明他们有耕种活动。他们使用的棺材，是用松木、桦木制造的，需要砍树。后来，到辽代，也就是公元十世纪的时候，契丹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到了呼伦贝尔，赶跑了当地的土著居民，把他们的百姓迁到这里开荒种地。另外，一般以为，蒙古人都是放牧游猎，不搞农耕。但我在考古发掘中看到过，在蒙古人居住的城中有埋藏在地下的粮窖，还看得出粮食粒。能提供这种证明的遗址遗迹，现在都埋在流沙下面。－－人们过度的开垦活动造成了水土流失，逐渐出现沙化情况，最后成了现在的样子。
通过实地考察，我弄清了大致的环境变化过程和基本情况，但是并没有想到今后就走到了专门研究土地沙化的路子上。
我到中国社会科学员研究生院读书的时候，读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很感兴趣。1980年他来北京参加会议，我见到了他，并成了忘年交。
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选的是与呼伦贝尔有关的题目。毕业之前，有一笔二百块钱的课题经费，我就用这笔经费，重返呼伦贝尔，再次考察。
研究条件是很艰苦的，到处飞的虾蠓，能把牛羊都咬得出血，别说人了。小咬也很厉害，直往鼻子孔、耳朵眼里钻。戴上头罩，也还防不胜防。但我心里总觉得对当地的贫困牧民有责任，对搞清楚环境变化、土地沙化的原因有责任，所以就一门心思把考察坚持了下来。
后来谭先生邀请我参加1981年的国际性的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并嘱咐我写呼伦贝尔，我就把呼伦贝尔草原生态环境变化的过程和原因写了出来。谭先生很赞赏，认为文中讲了以前没人讲过的道理。让他更高兴的是，搞历史地理研究的人，多数是搞沿革地理，我的研究属于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范围，搞的人非常少，国家当前的发展却是非常需要。史念海先生也参加了这个讨论会，他是顾颉刚的弟子，也鼓励了我。
当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虽然是国际性的会议，但与会者只有大会报告时坐在一起，吃住是分开的，讨论也是分开的。后来外国学者要求看些论文，组织者就请谭其骧先生圈定一些文章，我的论文也被选中了。参加这次国际讨论会对我后来的专业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谭先生的热心鼓励，促使我确定了从事沙漠变迁研究的方向。他是我国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开创者。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他发现国外不仅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很发达，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也很厉害。相比之下，他痛感国内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人很缺乏，研究水平也很落后。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考虑，他希望尽快改变我国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薄弱状态，希望有更多的人进入这个领域。我成了他寄予希望的一个人。
我很愿意不辜负他的希望，也相信自己能坚持下去，做出成绩，但这个领域的研究需要实地调查，需要田野工作，这就需要经费，而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一时还没有得到我所在单位领导的理解，我在单位拿不到科研经费。这是我面临的一个困难。正在这时，我的一个同学知道了我的情况。他是学外语出身的，当时主要研究香港问题，与国外研究机构有接触，也有国际合作经验，就帮助我申请有关基金会的课题经费。谭其骧和史念海两位先生都给我写了推荐意见，使我的申请得以顺利通过。这笔经费，标志着我的沙漠变迁研究项目的正式启动。
这个项目搞起来之后，社会影响很大。有人就念叨这个事，说这么重要的课题，研究的是中国的情况，花的是外国的课题经费，咱中国人一点儿钱不花，不大合适。这以后，我开始得到一些国内的课题经费，是主动给的。国家文物局给了一笔课题费，中国社科院科研局也给了一笔课题费。有了这么两笔经费，我的工作条件就好多了。到地方去做调查的时候，可以找助手了；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就可以找向导和翻译了。我自己还是很节省，到现在还是一个傻瓜相机。
在呼伦贝尔的考察，是我的沙漠考古研究的开始阶段。后来，我走向西北和整个中国北方沙漠地区。我想验证一下，在呼伦贝尔的发现，是不是具有更大范围的普遍意义。这使我踏上了非常漫长的沙漠考古之路，累计起来的总里程应该有五六万公里的样子。
在新的地方的考察，让我有了新的发现。这些发现，证明了我对呼伦贝尔的考察所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
我先到了宁夏地区的腾格里沙漠。那里有很高大的流动沙丘，一个著名的地方叫沙坡头。沙坡头是当年修建包兰铁路时一个巨大的障碍。铁路能不能穿过沙区，不受风沙的危害，是当时要严密论证的一大问题。现在这个问题早已解决，而我关心的是，腾格里沙漠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腾格里沙漠属于典型的人造沙漠，它的沙源主要来自阿拉善左旗，是阿拉善高原偏东部的一个地方。在阿拉善左旗南部的一座山上，发现了一块汉代的摩崖石刻，记载南匈奴和汉朝军队一起去打北匈奴的事情。有关的记载证明，那里在汉代的时候还是水草肥美的地方。南匈奴当时就居住在阿拉善左旗的南部，汉朝的军队在当地也有屯驻。这说明，当时应该是有大量的可耕地而没有流沙的。现在那里的流沙已经很多了。其中的一大原因，就是从汉朝开始，特别是以后，人类在那里的开荒活动日益频繁起来，造成了今天这种情况。
腾格里沙漠是我国境内流动最快的沙漠。“腾格里”在蒙语中是“天”的意思。民间有腾格里沙漠是从天上来的传说。实际上，这个沙漠是“就地取沙”而形成的。人类频繁的活动破坏了草地，使原来埋藏在地下的沙子暴露了出来，再加上当地的西北风特别强烈，在风的作用下，出现了严重的风蚀现象，把地下的沙子掏了出来，逐渐形成了腾格里沙漠。
最初的腾格里沙漠，是在贺兰山以西，没有过山。贺兰山本来长着很多森林树木，可以把阿拉善左旗的流沙阻挡住。但是后来人们把山上的树都砍光了，山也就失去了阻挡流沙的作用。特别是在山口，在西北风的作用下，就逐渐把流沙吹到了贺兰山以东。腾格里沙漠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那里的流动沙丘，有一部分特别高大，其中的部分流沙，直接进入了黄河。一般的说法，黄河水泥沙很多，主要是水土流失所造成的。这个解释是对的，但是还有一个来源，就是腾格里沙漠的流沙被大风直接吹到了黄河里边，使其中泥沙量大增。我在现场观察得非常清楚。一刮大风，流沙就哗哗地往河里淌。
从文献上看，当地的流沙最早是出现在西夏后期、元朝初年。到明朝、清朝、民国年间，流沙越来越多，最主要的标志就是沙丘高大，越来越高。在宁夏中卫县境内，明朝修建的长城，现在已经大部分被流沙湮没了。几百年的历史里，流沙能把长城埋住，说明沙漠化的进程很剧烈。同时也能证明，腾格里沙漠的出现，主要是人类的活动所造成的。我把这个观点写进了自己的论文。
再一个考察发现，是在黑河的下游。
黑河在古代称“弱水”，它的下游现在叫额吉纳河，下游地区就是内蒙古阿拉善盟的额吉纳旗。那里的沙漠化现象也很严重，沙漠扩展的速度非常快。我到那里进行实地考察后，知道当地在古代时有一个很大的湖泊，叫居延海。在居延海的周围，发现过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址。居延海附近一带，在古时是一个绿洲，是个冲击扇和三角洲。树木、森林、蒿草等等，都很茂盛。秦汉时代，是匈奴人的居住地。“居延”这个名字，就出于匈奴语。
到了西汉的时候，汉武帝把匈奴打败了，又去了好多军队，驻守在居延海的附近。居延海离汉代都城长安有近千公里，粮食运输十分困难，驻守部队就在当地屯垦、耕种，自己解决口粮问题。后人因此称那里为“居延垦区”。
根据居延汉简的记载，可以推断出当时垦区的人口规模，已经达到一万多人。现在额吉纳旗的人口，大约也就一万多一些。当时这么多人，要维持正常生活，首先就要开荒、种地，对生态环境就产生了相当程度的破坏。
现场考察结果证明，汉代人开荒耕种的垦区，和后来唐代、西夏、元代人耕种的垦区，不在一起。唐代的垦区在汉代垦区之南，西夏、元代的垦区在唐代垦区之东。造成垦区迁移的原因，应该就是沙漠化的缘故。居延绿洲，就这么被沙漠化一点一点给蚕食掉了。
后来，我又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这个沙漠的历史演变。我先去了尼雅河下游一个古国的遗址。根据史书记载，那个国家叫精绝国，是西汉时代一个著名的绿洲国家。但是，现在剩下的只是一片废墟，学术界一般把它称作“尼雅废墟”。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一部分。举目所见，到处都是高低起伏的流动沙丘。草是干草，树是枯树，一片死寂，连苍蝇蚊子都没有，绝对是个死亡的世界。
原来这个绿洲国家地处尼雅河的尾部，地质学称“尾闾地带”，地势比较低，形成了沼泽。由于水资源比较充足，草和树都长得比较好。那是适合人们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可是后来，人口越来越多了，耕作活动过度，就破坏了地表的土层，使地下的沙子暴露出来，四处扩散。原来尼雅河的水，是在黄土层上流动。黄土层有承水性，不渗水，可是后来碰到已经沙漠化的地方，水就渗了下去。那里的沙层有二三百米厚，可想而知会吸掉多少水。尼雅河的流程就这样越来越短，最后干掉，毁掉了一个绿洲国家。过去科学家有个说法，认为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不断扩大，是自然作用的结果。前苏联也有个学者，说塔克拉玛干沙漠已经向南移动了二百多公里，湮没了许多古代绿洲国家。从事实看，塔克拉玛干沙漠确实向南扩展了二百多公里，但那主要不是沙漠向南流动的结果，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边缘的地表土层在人类活动作用下被破坏后，造成地下沙子暴露出来的结果。科学家称这种现象为“就地取沙”。
对这几个不同沙漠地区的考察，都证明了我在呼伦贝尔的发现：土地沙漠化与人类活动有关、主要是人类活动造成的。这个观点，写在我出版的《中国北方沙漠化的原因与对策》一书里。这本书被列为国家八五规划中的重点科技专著，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反响。
以前研究土地沙漠化的学者，多半是自然科学家。由于知识结构的原因，他们往往更强调土地沙漠化现象中的自然因素，认为主要是由干旱的气候造成的。我的研究成果，可以说纠正了或者补充了这种看法，承认确实有自然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因素。
提出这一观点的重要性，在于促使人类在改善沙漠化状态的活动中有所作为。如果讲土地沙漠化是纯自然现象，那么迄今为止，人类无法改变大气环流，也无法改变大气降雨，既然如此，面对土地沙漠化，就只能束手无策，坐以待毙。如果说土地沙漠化的主要原因，是不科学的人类行为造成的，我们就应该有办法控制土地沙漠化的继续蔓延，改善我们的行为方式。
我也提出了改善人们行为方式的具体建议。比如，在我国北方，特别是西北的干旱地区，首先就得针对超载放牧造成草场退化的具体问题，改变当地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主导产业方向，减少农业耕种和牲畜数量，增加林业投入，扩大林业规模，这就有利于生态环境的好转。林业和草业的经济价值很高，大力发展这两个产业，会有效地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我提出这一观点设想的书，出版于1996年。三年多后，到了2000年的春天，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我所希望的政策，就是在西部地区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有这样的结果，我在实地考察中吃的苦、受的累都是值得的。
我去做实地考察的地方，都不是好看好玩的地方。我有好几次历险的经历。一次是到河北围场县考察，那里水土流失很严重，大雨之后，经常出现泥石流的情况，山崩地裂一般，老百姓管它叫“山啸”。我去那次，正赶上大雨，考察心切，当地人阻拦不住，我们就上了路。正走着，听到巨大的轰隆一声，前边大约百十米远的一座山头突然就鼓了起来，像是爆炸一样。当地人说：“景先生，这就是山啸！幸好咱们的车子开得慢，命大。要是正赶到地方，全车人还不都给砸死在里边了！”
在额吉纳考察的时候，流沙的温度在摄氏50度以上。脚踩着流沙，热得没处躲没处藏。干渴更让人难受。虽然带了很多水，但要经常给汽车喝，好让冷却器正常工作。顾得了冷却器，又顾不了车轮子，橡胶轮子进了很热的流沙，有时候就陷在某一处流沙里打滑，光转不走。流沙地区，蒿草很难找，最后只好把衣服脱下来垫着，加上人推，车才勉强开出来。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流沙很深，只能靠骆驼行走。走上一天，从骆驼背上下来，倒在地上就起不来了。骆驼虽然身躯高大，胆子却很小。有个日本东海电视台的记者，就因为摄象机镜头在骆驼眼前晃了一下，被受惊的骆驼掀了下来，休克了三四十分钟后才苏醒。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了一个月，没有水洗碗、洗脸。喝过米粥的碗，粘乎乎的，当地人教我们用沙土擦。有些同行闹肚子，也许就和这种洗碗的方法有关。最后走出沙漠的时候，我们头发长，胡子也长，像是长期生活在山林里的人，也像是非洲的黑人。
沙漠中存在的生命危险，不是你大脑中的一个概念，而是以实物的形式展示在你的面前。在沙漠里行进，时常可以看到人的白骨。那是以前的考察者牺牲在那里的证据。我们都熟悉名字的彭加木，新疆科学院的副院长，他专门搞沙漠地理研究，野外考察经验很丰富，最后却在沙漠里以身殉职。探险家于纯顺，经历过多少次探险，都闯过来了，却没有闯过沙漠这一关。古书里有记载，说那些必须穿越沙漠地区的商旅，进了沙漠没有路走，就找地上的白骨，因为白骨证明它所在的地方过去有人走过。这说明，后人是踩着前人的白骨在沙漠里探路、考察。
我亲眼见过不少这样的白骨，也拍了一些照片。拍照时，我心里在想，这会是谁呢？可能是商旅之人，为了谋取商业利益，不怕艰险，死在了这里；可能是取经的僧侣或传教的牧师，为了实现他们的信念，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也有可能是进行实地考察的科学家，为了获得科学发现和证据，永远地留在了沙漠当中……我对这些白骨充满了敬意，那里有前人的信念。他们留在那里，用自己的白骨作为路标，为后人指路，让我们继续前行。也许他们没有想到这些，也看不到后来人是谁，但是仅仅留下路标，就是一种让人景仰的贡献。
我的土地沙漠化研究课题，从1973年的考察工作算起，到最后一次考察塔克拉玛干沙漠的2000年，快有30年了。30年来，我所完成的每一个科研项目，所出版的每一部科普著作和学术著作，都饱含着前人的引导、鼓励和鞭策。有的是有声的，像谭其骧先生、史念海先生等等，有的是无声的，像沙漠里的累累白骨。我总在内心默默地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我想，自己只是一个群体当中的一员，是一个巨大课题当中的一个小课题的承担者，是一个伟大事业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我所有的工作放在一起，也只是个开始，还要继续努力。
我这些年科普著作写得较多。我觉得，土地沙漠化和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特别是那些国家工作人员，负责制定政策的人员，他们需要增加这方面的知识。作为专家学者，本职工作要求我们对这类问题要弄清弄透。我们弄明白了其中的关系，就应该把有关的知识尽可能地普及出去，让它变成全社会的常识。我想这也应该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
最近，我又出了一本书，明天（指2002年1月31日）上午，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发式。话说到这里，我非常怀念每一个曾经帮助过我的人。谭其骧先生帮我走上了沙漠考古的路，我很感激他，也用自己的努力和成果证明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我现在已经出版了6本书。但是他在1992年去世了，我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996年，他连一本都没有看到。这是我内心的一大遗憾。
［访谈手记］
2002年2月25日，把初步整理的这篇口述文字交景爱先生过目。很巧，当天《光明日报·经济周刊》第1版有消息说：我国荒漠化、沙化呈局部好转、整体恶化之势。这是国家林业局发布的第二次全国荒漠化、沙化土地监测结果。这次监测，组织了13000名技术人员，采用遥感技术和地面实测相结合的方法，历时两年，最终结果显示：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267.4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9％。与1994年的第一次监测结果相比，荒漠化呈扩展趋势，年均增加1.04万平方公里。3月20日，一场罕见的强烈沙爆肆虐我国北方，横扫京城，像是将“荒漠化扩展趋势”的危害予以形象演示。在这场遮天蔽日的沙爆中，景爱先生长期追踪研究土地沙化课题的深刻意义得到进一步凸现。 附：资料
●临近北京的河北木兰围场，在短短百年时间里由皇家森林公园变成了满地黄沙。
●在中国土地沙漠化历史上，最严重的时期是“大跃进”和“农业学大寨”两个时期。
●古代生产力低下，人类为生存或军事防御而进行的破坏自然的活动，造成的沙漠化范围较小，进度缓慢。现代的先进农机设备，被用于有计划、大规模、群众性的草原开垦，带来的是急速的、毁灭性的沙漠化。
●1958年至1960年，呼伦贝尔草原开垦出20万公顷耕地，占当时全国垦荒面积的8.6％。拖拉机强大的掘土能力对地表土层造成严重伤害。到1963年，废弃了其中的15.1万公顷，占当初垦荒面积的76％。森林涂炭，草原消失，土地荒芜。
●1927年9月的河水消退季节，当时西北科学考察团徐旭生的日记里，是烟波浩淼、乘船以渡的景象。50年代后，额济纳河上游修建了许多水库，致使该河一些支流断流。长期干涸导致沿岸树木死亡，生态环境恶化。1949年至1989年，额济纳绿洲上的胡杨林大面积消亡，使灌木、草丛失去保护，大量死亡。这个绿洲上曾经生长着200多种植物，如今仅余30余种，且多半是劣质、含毒的杂草，牲畜无法食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