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刘东平近期采访了古建筑保护专家罗哲文先生，希望他谈谈一生致力于古建筑保护工作的经历。但罗哲文讲得更多的却是他的恩师———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的事迹。这些保护全人类共有的财富的故事，读来感人至深。
秘而不宣的忙碌
抗日战争时期，梁思成是中国当时惟一的古建筑研究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的主要成员。营造学社迁到四川宜宾附近的李庄，于1940年登报招考练习生。其时，罗哲文恰好高中毕业，参加报考并被录取。入学半年，梁思成发现罗哲文在绘图方面颇堪造就，便亲自向他传授绘图技艺。
在师从梁思成期间，从绘图板、丁字尺、鸭嘴笔和绘图仪器的使用，到削铅笔、擦橡皮等细小环节，梁思成都手把手地耐心教授，使罗哲文受到很规范的训练。
1944年，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战争出现了很大转机。苏联红军给了德军以毁灭性的打击；英美联军在法国的诺曼底登陆；在太平洋区域，美国开始了对日本本土的大规模轰炸。
此时的罗哲文，经过梁先生悉心指教，已能胜任描图工作了。酷热夏季里的一天，梁先生叫罗哲文和他一起去重庆帮助他完成一些工作，罗哲文很高兴。
他们住在重庆上清寺中央研究院。罗哲文住的是工作室兼卧室的一个单间。梁思成则住在另一座小楼里。每天，梁先生拿过来一些图纸，让罗哲文根据他事先用铅笔标出的符号，再用绘图仪器绘成正规的地图。
罗哲文虽然没有详问图纸的内容，但大体可以看出，地图上许多属于日本占领区的范围。而梁先生用铅笔标出的，都是古城、古镇和古建筑文物的位置。还有一些地图甚至不是中国的。当时罗哲文虽然没有仔细加以辨识，但有两处他是深有印象的，那就是日本的古城京都和奈良。罗哲文在上清寺的单间里，埋头忙碌了一个多月。梁先生为什么会在日本的地图上，做出这么细致的标识呢？绘制这样的地图，又有什么用途呢？罗哲文心里并不清楚。
在美军对日本本土展开攻击时，由于遇到日军的顽强抵抗，日本几乎所有的城市均被美军空投的炸弹炸得满目创痍。当年日本人认定京都、奈良是必炸无疑的。因此，日本人做了最坏的打算，为了对极具价值的历史遗迹加以留存，甚至把著名的京都御所的整个木长廊都拆了。然而，让日本人感到不解的是，在美机铺天盖地的轰炸中，惟独奈良、京都这两座古城，奇迹般地始终未遭到真正意义的空袭。遍布于两座城内的宫殿、古寺、古塔等古建筑，在战火之中毫发未损。 “古都的恩人”
多少年过去了，因为知情的梁先生几乎缄口不言，谁也没有把美军对日本的空袭，同中国那个闷热夏季上清寺里的忙碌联系在一起。
那位随老师第一次走进大都市、却没机会饱览山城秀丽姿色的青年罗哲文，甚至在记忆中渐渐淡忘了他在小单间里挥汗绘图的情景。
1986年，罗哲文应邀到日本访问。在奈良举办的“在城市建设中如何保护好文物古迹”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和奈良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管谷先生相遇。管谷得知罗哲文早年从学于梁思成，1944年前后正跟梁先生在一起，便热情向他讲述了一些情况。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军进攻日本进行轰炸时，古建筑文物最多的京都、奈良幸免于难，此事和梁思成先生有关。梁先生1947年到北大讲课，在讲到文物古迹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时，曾举过抗战时期为保护日本的古都，他曾向美军建议不要轰炸京都、奈良的事例。
梁思成出生在日本，又在那里生活了很长时间，对古都京都、奈良十分熟悉，对那里的文物古迹都怀有深厚的感情，加之他一贯主张：古建筑和文物是人类共有的财富，人类有共同保护的责任。因此他提出此建议很自然，于他的性情和理念正相吻合。
管谷先生的一番话，使得发生在那一时间的重庆描图情景，重新在罗哲文的记忆中浮起。当时绘的图，既关文物古迹，又涉京都、奈良，几方面的情形一联系，谜底便清晰了。1944年夏季，他们师徒在重庆上清寺院内的忙碌，与日本京都和奈良的免炸有直接的关系。
真相终于在42年之后，大白于天下，梁思成先生超越国界的保护人类共同文化财富的功绩被载入史册。日本朝野得知京都、奈良大量国宝文物得以保护下来的真正原因后，均称赞梁思成先生为“古都的恩人”。与此同时，成为这一具有世界意义的工作的参与者的罗哲文，也赢得了京都和奈良人民的尊敬。
在军用地图上标古建筑
1948年底，在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后，毛泽东随即拟订了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并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
鉴于弃守只是时间问题，国民党当局试图迫使在北平的高校南迁。
就在迁与不迁争议之间的一天，有两位穿灰布衣服的人，在一位朋友的引领下，来到梁思成先生家中。来人取出一幅北平的军事地图，说：“我们的部队正在做进驻北平的准备，出于完好保护北平城中珍贵的文物古迹、书籍档案的考虑，党中央和毛主席主张和平解放北平，但是如果傅作义拒绝接受和平改编，我们只能强行攻城。我们早知先生是国内著名的建筑学家，现请先生把有重要文物古迹和古建筑的地方在地图上标出来，以使之避开炮火。”
当时，梁思成正为北平城中大量的名胜古迹、古建筑群落的命运担忧，他害怕北平遭受劫难，使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瑰宝毁于一旦。
因此，以前从未直接和中国共产党人打过交道的梁思成听了来人的这番话，感到十分惊愕：共产党对保护文物古迹竟如此重视！而当他又听来人说他们的上级表示，宁可付出流血牺牲代价，也要尽最大可能保全古建筑一砖一瓦时，他更被深深地感动了。
他随即和妻子林徽因，用红笔在那幅军用地图上，把他们认为必须特别加以保护的地点，一一圈点了出来。北平最终获得和平解放，国人额首称庆。而梁思成夫妇昼夜圈点禁止炮轰地图一事，则成为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永久佳话。有了这次经历，梁思成毅然做出了留在清华大学等待解放军到来的选择，拒绝了国民党派飞机接他到台湾的邀请。
如何在解放战争中保护祖国的文化遗产，仅仅有高层领导人的重视是不够的，还要有一些措施保障。中共中央特地派人来请教梁思成，倾听他的看法和意见。这一做法正符合梁思成千方百计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心愿，于是他慨然应允，为中央人民政府和解放军编印一本《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以供在解放各个城市和地方时用。
梁思成担纲这件大事，率领清华建筑系的部分教师及中国建筑研究所人员一起动手，从《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的内容、封面到书的版式设计都亲自定夺。1949年6月，这本《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印出，发给各路解放大军。在该书的说明中，明确写道：“本简目的主要目的，在供人民解放军作战及接管时保护文物之用。”
这本饱含了梁思成等人心血的《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发到解放军手中之后，不仅在解放各个城市、地方时避免了不少盲目的破坏，而且对解放初期开展古建筑调查、保护、研究工作也提供了指导，它可以称为新中国文物保护史上重要的历史文献。
当时在中国建筑研究所工作的罗哲文，直接参加了《简目》的编写，并担任了初稿的全部油印刻制和印刷装订工作。
维修长城与“保卫”团城
1952年秋，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提出了维修长城、并向国内外开放的建议。这一建议引起了中央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文物局郑振铎局长特意安排罗哲文，先行去搞勘察规划。
经过实地勘察，罗哲文拿出了一份对八达岭长城维修规划的草图。
他感到这是件大事，必须精益求精，便带着草图去向梁思成先生请教，并请他审定。梁思成对罗哲文着重谈了三点意见：第一，古建筑维修要有古意，要“整旧如旧”。他特别强调了修长城要保存古意，不要全部换成新砖、新石。千万不要用水泥。有些残断的地方，没有危险，不危及游人的安全就不必全修，“故垒斜阳”更有味道。第二，他谈到长城上游客休息座位的布置，也要讲究艺术性。不能在古长城下搞“排排坐，吃果果”的布置，要有野趣，讲究自然。后来罗哲文按老师的意见设计了自然状态下的石桌石凳，不规则地随意安排，效果很好。第三，谈到长城边上种树的问题，梁思成提议千万不能种高大乔木，以免影响观看长城。另外，树过于高大，离长城的距离过近，对长城的保护也是不利的。
罗哲文说：“这几条意见，对我们以后几十年中的维修文物的工作都具有指导意义。”
北海团城是北京古城最为重要，最为精华的位置。许多专家都曾赞美从阜成门到朝阳门是古老北京古建筑文物中最集中、最美的一条线。而团城则居其中心点。然而，这一建筑文物瑰宝重地，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曾险些被毁。当时北京的市政建设与古建筑保护发生了很多矛盾冲突，一些工程负责人为了贯通阜成门到朝阳门的东西马路，且要马路笔直无拦，便不惜以团城为代价，想把它完全拆毁，或拆除一半。
风闻这一讯息，梁思成和范文澜、翦伯赞等著名专家学者焦急万分，纷纷出面呼吁保护团城，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要求制止这一将造成千古遗憾的方案的实施。
1954年初的一天，郑振铎把罗哲文叫去，让他赶快把团城的资料写个东西，包括测绘图纸、文献资料、照片，并须囊括古建筑、古树、文物等，越全越好，尽快在《文物参考资料》上发表。罗哲文很清楚此举的意图，一是为继续呼吁团城的保护，二是万一团城保不住，也好留下完备的资料。罗哲文立即四处查询相关资料，圆满完成了任务。
在此期间，罗哲文几次到都市计划委员会，找当时任副主任的梁思成商议，亲见梁先生为团城的命运心急如焚的情景。梁先生为此可谓绞尽了脑汁，特意把苏联专家动员出来，呼应保护团城。梁思成最后不得不下决心，去面见周总理，恳陈保护团城的意见。
在听取梁思成汇报后，周总理两度亲临现场考察，最后由他拍板，将珍贵的团城古迹保护了下来。为了解决这条由朝阳门至阜成门的东西向大街的交通问题，周恩来决定，将国务院所在的中南海西北角的围墙向南移十数米，马路从南边绕过团城。团城的最终得以留存，梁思成先生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