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龙，虽暂伏斗室，仍寄望于冲天。
国家图书馆209室，《四库全书》专藏书房。128个年代久远的高大书架隐隐泛出青光，220年来，它们与6144函《四库全书》如影随形，其上清乾隆帝御笔“题旧五代史八韵诗” 更让它们在威严、厚重之中，显出几分皇家风范。这里，是国家图书馆最少有人出入的地方，这里的文津阁本《四库全书》是不轻易示人的“镇馆之宝”。2007年，国家图书馆新馆舍落成，这条百年苍龙将迁至新居，届时所有读者都将欣赏到它的雄姿，而今天，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刊行，却让人先睹为快。
潜龙勿用：劫后国宝见证沧桑
《四库全书》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图书集成，从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至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耗时10年编纂完成，收录了各地呈缴图书、内廷藏书和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珍本、善本，共3500多种、79000多卷、36000多册，近230万页，约8亿言，几乎囊括了从先秦到清乾隆时代所有的重要典籍，涵盖了古代中国所有的学术领域。
《四库全书》编纂完毕，底本存于京师翰林院，又先后抄成七部，其中四部藏于深宫供皇家御览，即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并称“内廷四阁”；三部置于文化繁盛的江南，即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和杭州文澜阁，号称“江浙三阁”。
乾隆之后，帝国盛世不再。风雨飘摇中，《四库全书》见证了华夏大地的百年沧桑。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攻陷镇江，文宗阁被烧。其后，太平天国兴起，文宗阁本与扬州文汇阁本毁于战火，杭州文澜阁本亦散失大半。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文源阁本与圆明园一同化为灰烬，翰林院底本亦遭劫难，后又被八国联军抢掠一空。而文渊、文津、文溯三阁藏本几经辗转，熬过晚清危局、避过日军铁蹄，保存至今。目前，除国家图书馆馆藏文津阁本外，文渊阁本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溯阁本藏于甘肃省图书馆，而“半部”文澜阁本，经几代学者搜求、补录、转抄增补，现藏于浙江省图书馆。
文津阁本共36304册，是七部抄本中保存最完整，也是惟一原架、原函、原书一体存放保管的一部。在国图专藏书房，记者看到，文津阁《四库全书》按学科分四十四类编排，经、史、子、集四部，分别以绿、红、蓝、灰四色相区别，暗合春、夏、秋、冬四季，其《总目》则覆之以皇家专用的明黄色。虽历两百余年，其颜色如新，函内夹板、丝带、铜环宛若当年，轻翻书页，开化纸白如初雪，馆阁体小楷严正端庄，“文津阁宝”的朱印、“纪昀复勘”的黄笺令人恍如隔世。
见龙在田：重识国宝文化价值
“这是一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中国文化大典，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品牌，是中华民族过去、现在、将来永远的骄傲。”著名清史专家陈祖武如是说。
《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曾对搜集到的部分文献有所删改甚至禁毁，此举历来为后世所诟病。为此，力主为《四库全书》“正名”的任继愈先生表示：“说到禁书，历代封建统治者莫不为之；删改典籍，恐怕也不是乾隆一人专利。应该看到，《四库全书》的编纂集中了当时众多的著名学者，他们的判断力和学识对《四库全书》的贡献非常巨大，我们应该充分挖掘出蕴藏其中的学术文化价值。《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文化伟业，迄今为止，她也是最能代表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载体。”许嘉璐先生则表示：“《四库全书》对文献的改、削、删，体现了历史的局限，我们不应避讳，也要心中了然。我们从现存的文献中可以看出的是史实、是精神。”
“《四库全书》的编纂可以说是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清代考据学的成就。即以版本而论，也不例外。”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孙钦善以切身体验为据，深有感触：“文渊、文津两阁本互有短长。我们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纂《全宋诗》时，得益于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之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但文津阁本因为珍藏而不便利用，使编纂工作和成果留下不少缺憾。”
飞龙在天：国宝探秘别有洞天
《四库全书》卷帙浩繁，加之深藏高阁，一般人难见其踪。“印行《四库全书》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梦想。”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说。然而，旧中国时代，官府无意、官员无德、经费无着、战火无尽，出于种种原因，这个梦先后六次与商务印书馆擦肩而过。为此，商务印书馆的前辈张元济先生曾感慨道：“《四库》事层层难关，真如唐三藏之取经，……。帮忙者只有行者一人，未免大苦。但不知何日方能行至雷音寺也。”
尽管如此，诚如张元济先生所言：“如此一大事因缘，自然不能不有许多魔障，但使吾辈力行不懈，终当有登彼岸之时。”上世纪80年代，台湾商务印书馆率先将文渊阁本影印刊行，令学界为之一振。问题也随之而来，七部《四库全书》真的如出一辙吗？
1991年底，在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杨讷先生的主持下，研究人员将文渊阁本与文津阁本的集部和史部进行了比对。结果令人吃惊：两阁本集部共收书1273种，存有差异的有788种，占62％，其中，研究人员将文渊阁本中未见而文津阁本收录的文章辑为《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集部）》一书，即有15册之多；史部收书566种，存有差异的有290种，占51％。最直观的是篇、卷的数量有所差异，如宋人别集，文津阁本多于文渊阁本即有128种书1160篇文；文字之差更是不可胜数，如明王袆撰《大事记续编》卷五十七，文津阁本有34页，文渊阁本仅19页；众所周知，明《永乐大典》如今散失颇巨，而《四库全书》编纂之时，《永乐大典》尚存，四库馆臣从中辑出大量古书，其中绝大多数是佚书，因此，《四库全书》中保存的300多种《永乐大典》辑佚本可谓弥足珍贵，而两个阁本在《永乐大典》辑佚本的抄录中竟也存在不少差异，仅以宋别集为例，两阁本收辑佚本128种，其中内容完全相同者有63种，正文部分相同而附加资料不同者有14种，正文部分存在差异者有51种；此外，两阁本在总目提要，收书之序、跋、附录方面也存在不少差异。
对此，著名学者傅璇琮表示：“文津阁本是‘内廷四阁'本中最后抄成的一部，距第一部文渊阁本成书有3年之久，其间当有所补正。此外，文津阁本在历史上曾起过文献补辑作用，其他三阁本都曾据文津阁本抄补。如1917年，时存清内务府的文渊阁本，经检查有9种书缺佚，共缺23卷，便据文津阁本补抄。1934年，藏于沈阳的文溯阁本也发现有缺卷，特地派人到北京按文津阁本补抄了《挥麈录》等三书。”
尽管如此，两阁本差异究竟有多大、其中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仍有许多问题尚待答案。随着文津阁本影印出版，将有更多专家参与其中的研究、鉴别。相信，有更多的历史谜团将因此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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