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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介绍 :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

 

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从学术上看影印出版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必要——孙钦善

孙钦善

  

 

  文渊阁《四库全书》早已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对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和影响。现在北京商务印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合作影印出版文津阁《四库全书》的计划已获有关部门批准,面对这一巨大文化工程得以实施和影印本文津阁《四库全书》即将面世的现实,内心感到无比喜悦和振奋。可以预期,这一举措对于弘扬传统文化和推动学术研究将会起到重大作用。

  从学术上看影印出版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必要,不能不从《四库全书》的版本价值说起。无庸讳言,学术界对《四库全书》的版本价值是存在着疑义的,即认为《四库全书》多有违改,而且是成于众手,校勘不精,文字多有讹误,不足以作为版本依据。过去笔者也有这样的想法,但自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的出版以后,通过在学术研究、特别是《全宋诗》编纂过程中的不断使用,想法有所改变,认识到上述问题虽然存在,但不能一概而论,还必须具体分析,分别对待。首先,违改确属事实,但违必是有范围的,即多涉嫌与满族统治者有关或相牵连的对边境民族的蔑称问题,凡所改者不难发现。其次,四库馆集中了一大批当时著名的考据学者,《四库全书》的编纂可以说是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清代考据学的成就。即以版本而论,也不例外。《四库全书》对整理底本的选择是尽量寻求善本的,在校勘整理上一般说也是认真的,这一点我们从各书所注底本和提要的有关版本说明中不难看出。对此我本人在整理《高适集》的前前后后也有过个案验证。如《四库全书》中的《高常侍集》,《总目》在书名下注明所据底本为“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提要》说:“此本从宋本影钞,内廓字阙笔,避宁宗嫌名,当为庆元以后之本。”又《浙江采进遗书总录》辛集著录《高常侍集》十卷,亦注云:“知不足斋影宋写本。” 可知四库本《高常侍集》的底本是一影宋钞本,相当珍贵。宋刊《高常诗集》,清初流传已稀,多被辗转影钞,于此钱曾《读书敏求记》卷四曾叙及:“《达夫集》予借林宗宋椠本影摹,族祖求赤又从予转假去录而藏于怀古堂。今宋椠本流落无闻。予本久已归之沧苇 ( 季振宜 ) ,此乃怀古堂录本也。”而怀古堂本亦被转录,清陈树杓《带经堂书目》卷四上著录:《高常侍集》八卷,文二卷,注云:“传录钱求赤怀古堂影宋本。”知不足斋影宋写本当亦此类传钞之一种。《高常侍集》影宋钞本所幸尚有一种存世者,现藏国家图书馆,半页十行,行十八字。前有黄丕烈、翁同禾、汪士钟等藏印。字体影末摹写极精,前数页连版心原刻记载每页字数、刻工姓名的字样,亦照录不遗。避讳至宋宁宗。此本的校勘、参考价值极高,被列为拙著《高适集校注》的重要校本。按理四库本《高常侍集》也应列入拙著的参校本,但因文渊阁本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当时无法见到;文津阁本珍藏在北京图书馆,也不可能披阅,故只能割爱略去。待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以后,才得以目验其中的《高常侍集》,发现其虽与国图藏影宋钞本属同一系统,但亦有差异,如国图本前八卷为诗,每卷卷首均题“杂著”,第九卷为赋、赞、记、序、祭文,卷首亦题“杂著”,第十卷为表,卷首题“表”;而影印文渊阁本前八卷每卷卷首题“诗”,第九卷卷首题“杂著”,第十卷卷首体“表”。文字亦有不同,如国图本卷五《崔司录宅宴大理李卿》中句“ XX 饮醉欲言归”,影印文渊阁本作“饮醉欲言归剡溪”,前二字不缺,句末补了二字,与明刻本同,当据明本校勘所致。文津阁本此处如何,只有等影印出版后目验了。这里还应该再提一下,宋刻本《高常侍集》日本尚有存,现藏东京大东急纪念文库,木记云:“临安府睦亲坊南陈宅经籍铺印”,但惜为残本,目录存前七卷,正文仅存前六卷。其版式行款与国图藏影宋钞本同,但版心无字数、刻工等字样。至于各卷类目,所存前七卷目录均题“杂著”,而正文所存前六卷,每卷卷首却题“诗”,后者与国图本异,而与影印文渊阁本同。这些情况,料想文津阁本当与文渊阁本同,究竟如何,尚待目验。第三,《四库全书》的版本价值,更表现在众多的据《永乐大典》辑本书上。《四库全书》编纂之时,《永乐大典》尚完整无缺,四库馆臣从中辑了大量古书,其中绝大多数是夫书。据统计,《四库全书》中《永乐大典》本 ( 以下简称大典本 ) 的数量为:经部 71 种,其中未佚者 6 种,据《永乐大典》校补者 8 种;史部 42 种,其中未夫者 3 种,据校补者 7 种;子部 102 种,其中未佚者 30 种,据校补者 10 种;集部 175 种,其中未佚者 10 种,据校补者 4 种。《四库全书》存目中的大典本数量为:经部 9 种,其中未夫者 2 种:史部 38 种,其中未夫者 2 种;子部 71 种,其中未佚者 6 种;集部 10 种,其中未佚者 1 种。《四库全书》中的大典本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因为后来《永乐大典》罹难重残,辑录、核查的本源既已严重损失,这些辑本就更显得弥足珍贵,往往成为后世传钞、传刻的祖本。

  由上述可知,《四库全书》的版本价值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既然文渊阁本已经影印出版,还有什么必要再影印文津阁本呢 ? 要解决这个疑问,不能不从文渊、文津两阁本的异同、优劣了解起。过去我们只知道《四库全书》各阁本的提要有所不同,阁本提要与《总目》提要又有所不同。至于对各阁本之间内容、文字的不同,只有风闻,而无法实际比勘。文渊阁本影印出版以后,给国家图书馆的专家提供了利用该影印本与本馆珍藏的文津阁本比勘的条件,而且已经产生初步的研究成果,这就是 1997 年出版的杨讷、李晓明合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他们通过对比发现,在集部 1273 种书中,文渊、文津两阁本存在篇、卷差异的竟有 788 种之多,占到百分之六十二。《补遗》收录诗文四千余篇,全部辑自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书,为文渊阁本所未见。这个数目不能不令人诧异,而且仅限于集部书,其他三部书的情况如何,尚不得而知,有待进一步探讨,可见留下的研究余地仍很大。现在当务之急是把文津阁本尽快影印出版,只有这样才能给广大学术界提供比较、研究和利用两阁本的条件。这不仅对目前在海内外已经形成显学的四库学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推动,而且对更广泛的学术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回想我们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纂《全宋诗》时,得益于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之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可是文津阁本因为珍藏而不便利用,使编纂工作和成果留下不少缺憾。不仅如此,《全宋诗》编纂近于尾声,《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才出版,其中的成果未来得及吸收,这也使我们的辑佚工作的某些疏漏未得到弥补,例如宋祁《景文集》,为大典本,文津阁本比文渊阁本多出诗文二百余篇,其中诗 28 首。《全宋诗》以文渊阁本为底本,在文津阁本多出的 28 首中,仅据他书仅补了 11 首,所余 17 首全部遗漏。又如宋庠《元宪集》,亦为大典本,文津阁本比文渊阁本多出诗 25 首,《全宋诗》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元宪集》 ( 据四库本刻 ) 为底本,参校影印文渊阁本,结果因未赶上参考《补遗》,漏掉了文津阁本比文渊阁本多出 25 首中的 15 首 ( 其余 10 首幸底本有而未漏 ) 。例子尚多,不一一列举。总之,就笔者切身体验,已影印出版的文渊阁本决不能代替文津阁本,后者确有单独影印出版的必要。另外,从专家们的初步研究结论来看,文渊、文津两阁本互有短长,构成密切的互补关系,因此影印出版文津阁本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使两书珠联璧合,既便于研究,又便于使用,嘉惠学林,功德无量。

 


   

 

 

来源: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