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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号，商务印书馆经过四年多的努力， 影印 《文津阁四库全书》终于完美亮相， 500册豪华精装完整地体现了深藏了二百多年，现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这也是国内首次由政府正式批准印行大陆所藏四库全书。她的出版，不仅为学术界奉献了又一旷绝古今的文化学术资料，也终将定格为二十世纪中国出版史上标志性的文化工程。
• 从千秋巨制到残缺国宝
《四库全书》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图书集成，其编纂始于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 1772年），至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收录了当时在全国各地征收的流通图书、清内廷收藏的图书以及《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珍本善本，囊括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历代所有的重要典籍，涵盖了古代中国几乎所有的学术领域。全套书分经 、 史、 子、 集四部，按学科分四十四类编排 ，依春、夏、秋、冬四季，采用分色装潢，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白色（或浅蓝色），集部灰黑色。《四库全书总目》因为是全书纲领，采用代表中央皇权的黄色。《四库全书》共收书3500多种，79000多卷，约8亿字。
乾隆 38年（1773），清朝廷设立“四库全书馆”，开始《四库全书》的编纂，由乾隆皇帝的第六个儿子永负责，任命皇室郡主于敏中为总裁，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为副总裁，召著名学者纪昀为总纂官， 孙士毅、戴震、周永年、邵晋涵等一代宗师和大学者无不以毕生精力投入其中，呕心沥血，死而后已。前后十五年间，正式列名参与《四库全书》编撰的文人学者360多人，抄写人员不下3800人。
乾隆 49年（1784），《四库全书》编纂完成，共抄成7部，分别藏于北京紫禁城皇宫文渊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合称“内廷四阁”（或称“北四阁”）。尔后又在镇江金山寺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建文汇阁，杭州西湖行宫孤山圣因寺建文澜阁，即“江浙三阁”（或称“南三阁”），各藏抄本一部。底本存于京师翰林院。
《四库全书》在其编纂完成后的230余年中，历经战乱，屡遭噩运。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攻陷镇江，火烧文宗阁，所藏《四库全书》损失惨重。随后，在太平天国战乱中，镇江文宗阁与扬州文汇阁均毁于兵火，文宗、文汇两阁《四库全书》荡然无存。杭州文澜阁虽然没有遭到火焚的 厄运，但所藏《四库全书》散失严重，后经文人学士收集、补抄，才基本配齐，现藏浙江省图书馆。
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全部化为灰烬，翰林院的《四库全书》底本也多被毁坏、流失。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翰林院残存的四库底本被劫掠出境，藏于英、法各国图书馆中。文渊、文津、文溯三阁的藏本则几经辗转，所幸一直保留至今并基本完整。1949年，文渊阁《四库全书》被运往台湾。留存大陆的文津、文溯两阁《四库全书》，现分别由国家图书馆和甘肃省图书馆收藏。
文津阁《四库全书》成书于清乾隆四十九年（ 1784）。1915年入藏国家图书馆后，与《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并称四大镇馆之宝。文津阁本全书共36304册，分装6144个书函，陈列摆放在128个书架上。它是7部《四库全书》中保存最为完整并且至今仍是原架、原函、原书一体存放保管的唯一一部，也是被普遍认为是学术价值最高的一部《四库全书》。
• 世纪苦旅 盛世圆梦
中国是印刷术发明的故乡，现代印刷技术从十九世纪末也引进了中国，为什么四库全书二百多年只能以文物抄本的形式而存在，而不能化为千百？这里面有其深刻的原因。
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总主编 任继愈 先生在工程开展之初，曾发表著名的“四库全书正名”一文，指出，过去一百多年对四库全书批评，否定的意见多，研究利用的少，这与五四以来反传统文化的思潮和非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有关。这深深地道出了四库全书难以刊行面世的原因所在。
当然，史料表明，二十世纪初期，从北洋政府徐世昌、段祺瑞，到地方军阀张学良，国民政府等无一不曾动议印行，甚至着手印行四库全书还有法国、日本、美国乃至外国人哈同，均曾有印行、抄录、购买之举，计划大多流产。在抗战时期，为抢救中，在众多学者呼吁下，印行了一部分 文渊阁 未刊珍本。后来，蒋介石去台，便趁机将南迁文物中的一部四库捆载渡海而去。阁书分离，又成沧桑。
历史的车轮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经济进入快车道，文化的建设自然也要跟进。在台湾商务印书馆费二十余年之力于八十年代最终印行文渊阁四库全书，大陆广为引进并大肆翻印。北京商务于四库全书出版，似乎成了梦想、遗迹，只有彼岸商务之举成为绝响。
国家图书馆因条件便利，自八十年代起，组织专家学者，费十年之力，对勘文津、文渊两阁异同，惊人地发现两书同名而异质。并出于文物保护之故，在第二期建设工程中，将永久封存四库全书。为了使保存在北京国家图书馆的文津阁《四库全书》在行将迁入新的石室金匮永久珍存前得以化身千百，为学界造福，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延续命脉。 2002年夏，在有关社会人士的筹划倡议下，提清国家图书馆允许印行文津阁四库全书并由商务印书馆承担出版。对此，国家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欣然接受了这一提议。
对此，社会上有 两种意见，其一，反对印行，认为两阁大同小异，没事印行的必要。其二，认为两阁差异甚大异，各具价值，不可互相取代。 任继愈馆长坚决支持印行 文津阁《四库全书》。他 说，《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文化伟业，迄今为止，她也是最能代表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载体。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无可比拟的。《四库全书》为学术文化界所诟病、诋毁之处是其禁书、改书。说到禁书，这实际上是历代封建王朝皆有的事情，历代统治者莫不为之，在《四库全书》编纂之前、完成之后，亦皆有之。实际上，这是两回事，不能说与《四库全书》的编纂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当然，两者是有因果关联的。至于删改典籍，这恐怕也不是乾隆一个人的专利。乾隆从政治需要出发，对许多文献进行删改，其实也是符合历史逻辑的，这是历代统治者所惯用的做法。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我们应该充分挖掘出蕴藏在其中的学术文化价值，简单、粗浅地否定这样一桩举世皆知的文化伟业不是狂妄，便是文化虚无主义因此，从历史的角度认识《四库全书》的编修，从学术的需要深入了解《四库全书》自身的价值，对今天的学术界来说是十分必要的。所以， "正名"之说并不过分。
清史专家陈祖武也说：“《四库全书》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精品，其编纂历二十余年，聚集四千多名饱学之士和文人学者潜心修成，是一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中国文化大典，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品牌。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的出版，将促进世界各国学术界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有利于中华民族文明的传播。《四库全书》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文化工程，是中华民族过去、现在、将来永远的骄傲。”
• 国家督导 权威主持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说，现代商务虽然印行了世界上发行量最多的书——新华字典，但有责任、也有能力把商务前辈努力了几十年的这部世界上最大的文化巨制印行出来。商务方迅速地向国家新闻出版署申报项目，并立即组织专门的工作班子着手工作，首先延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原署长宋木文同志担任四库全书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同时，知名学者、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有丰富编辑出版经验和渊博学识 傅璇琮 先生也同意挂帅为总主编。由于兹事体大，商务方在成立出版工作委员会后，还组织了各方面专家进行论证，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北京师范大学及出版界的专家学者纷纷表示支持，认为这不仅是一项文物的抢救工作，也是学术文献的传承与奉献。
著名学者傅璇琮为此专文谈 文津阁《四库全书》独特的文献价值。他 说： “文津阁本是北方四阁本最后一部抄成的，且距第一部文渊阁本成书有三年之久，这其中当会有所正补，《四库全书》在成书后，曾作过两次全面复查，而这两次复查，文津阁本都是由总纂官纪晓岚（昀）亲自带领有关人员进行的。这七部书，保存最稳妥的还是文津阁本。其他三阁本曾分别据文津阁本加以抄补。如 1917 年，文渊阁本，经检查，有 9 种书缺佚，共缺 23 卷，就据文津阁本补抄。 1934 年，藏于沈阳的文溯阁本，也发现有缺卷，就特地派人到北京，据文津阁本补抄了《挥麈录》等三书。至于杭州文澜阁被毁后，则据文津阁本补了更多。可见文津阁本在历史上已起了相当大的文献补辑作用。 1920 年，前辈知名学者陈垣就曾亲自对文津阁本进行清查，还细阅所收书的提要，发现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不少差异，因此与几位学者共同撰写《景印四库全书提要缘起》一文，建议将文津阁本的提要汇集影印出来。这可以说是提议影印文津阁本的首例，至今已有八十多年。遗憾的是，长时期来对文津阁本，只能仰而慕之，不能阅而研之。 20 世纪 90 年代初， 杨讷 先生主持了文渊阁影印本与文津阁原书核对录异的工作，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集部）》。据该书统计，文渊阁本集部共收书 1273 种，其中与文津阁本有差异的有 788 种，而宋代诗文集，文渊阁本失收、可据文津阁补入的有 1160 条，涉及 118 种书。后可见文津阁本对我们现代从事古籍整理与专题研究，将提供前所未有的丰富资料。文津阁本可补正文渊阁本，文渊阁本也可补正文津阁本的。文津阁本全部印出，必将再次推动四库学的研究。”
随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国出版集团再次组织学术界、出版界进行深入的专题论证，在得到各界充分认同和支持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国出版集团决定支持将此出版项目打造为标志性的文化出版工程，以彰显现代中国出版产业、历史进程与发展。历史终于又展现了它的机缘。 2003年， 5月14日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下发了《关于同意商务印书馆安排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影印版出版项目的批复》（图管字〖 2003〗第201号）标志了这项泽及当代，惠及后世的重大项目正式启动。为商务印书馆与《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再续前缘。
二〇〇三年七月，商务印书馆向社会正式发布出版工作全面启动的消息，立刻在社会上引起各界十分热烈反响，中外新闻媒体纷纷报道这一文化盛事。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说， 我馆向以开启民智，传播文化为己任，早在 20世纪初，就与中华文化这瑰宝产生了因缘。 1917 年，商务的先辈 张元济 先生就开始动议影印京师图书馆馆藏《四库全书》，自此至新中国成立前，我馆曾四次擘画，但由于诸多原因均与国宝失之交臂。 20 世纪 80 年代，台湾商务印书馆续接前缘，在海外印行文渊阁《四库全书》，轰动一时。今我馆有赖于国家图书馆大力支持，精心影印出版文津阁《四库全书》，不仅为百年商务再圆梦想，也为国之瑰宝化身百千、嘉惠中外尽了绵薄之力。
我馆自诞生之日起，一直致力于整理国故，弘扬中国传统学术。在 20世纪上半期，我馆相继组织出版了 《四部丛刊》 《丛书集成初编》 《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大型古籍，占据着 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古籍出版的半壁江山。进入新世纪，我馆将以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出版为契机，有重点地推出一批古籍图书，打造商务版的古籍精品，在古籍出版领域做出更多的贡献。
我馆影印出版文津阁《四库全书》，始终得到新闻出版总署的关心和支持，被列入国家重点出版工程，成立了以宋木文、 杨牧之 先生为主任 ,任继愈 傅璇琮 先生为总主编的文津阁《四库全书》出版工作委员会。中国出版集团也将商务印书馆出版文津阁《四库全书》视为集团出版工作的重中之重，予以高度重视。财政部还下拨了专项资金，扶持这一出版盛举。国家图书馆对此提供了多方面的便利。不少学界泰斗和出版界的专家，对于我们的工作也给予了热情的支持，为印行文津阁《四库全书》建言献策。 张元济 先生在筹备出版《四库全书》时曾发感慨：“《四库》事层层难关，真如唐三藏之取经，此时又遇高太公，真不得了。帮忙者只有行者一人，未免大苦。但不知何日方能行至雷音寺也。” 张元济 先生慨叹筹备出版《四库全书》之艰辛，帮忙者寥寥。时至今日，我们印行文津阁《四库全书》，重走前辈走过的取经路，却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这是时代之幸，也是商务之幸。
（四）技术创新 探索出版业的新方向
摆在四库全书出版面前的困难是明显的：一是要万无一失地保护好这一文化国宝，二是文渊阁影印版已充斥市场，前景堪忧，三是投资规模巨大，周期与风险不定。更为现实的事，商务近几十年来主体从事辞书、字典出版，并无大型项目运作的经验，对此，出版工作委员会决定选择与专业化的制作公司进行合作，既要做到克服以上困难，又有真正挖掘四库全书的价值。
果然，在出版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专业化的制作体不负众望地迅速地制定出了全新的数字出版印刷技术方案并承诺投资所需的大部分投资。制定企业迅速地组织建立起操作系统，在四库全书出版工作中，制定企业专业化的制作和高效率的运转，可以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三年多来，庞大的、专业化的制作队伍一直在为此而忙碌。
数字出版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首先，数字方式拍摄不仅对原书毫发无损，而且大大加快了前期制作速度；其次，专门引进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字印刷设备，并针对中文古籍大规模出版的前景，前瞻性地开发了专门的数字印刷出版系统，更为主体的是设计出了多版本、多主题、多形式的四库全书产品生产模式。此举不仅节约了按传统方式生产所需的上千万资金，而且极大地减少了出版浪费，使四库全书的文化价值、学术价值在当代得到全面的体现。在全新的技术和专业化的理论带动下，四库全书的出版由此走上了一条价值再创造的光明道路。
据商务负责四库全书出版的常绍民主任介绍，我们今天看到的全套 500册精（十二合一本）仅是四库全书出版的开端而已，全套1500本（四合一本）及各种不同规格与形式物多样的四库全书出版物已在制作中，如《文津阁四库全书》清史资料汇刊、天一阁本汇刊、地方志汇刊等等已见分晓编辑完成，不日面世。更多根据不同市场需求和学术研究需要的专题产品尚在规划中，甚至原大仿制也开始进行。我们已在四库全书出版过程中开发并使用的按需出版，不仅使四库全书在短短两三年多时间内得以面世，而且探索和发现了依托全新技术，开创了现代出版事业的新方向，一切出版已变为可能。四库全书的数字化按需出版实证出，她将为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出版产业的健康壮大获得了全新的发展前景。
杨德炎总经理还说， 我馆此次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全部采用精密数码照相制版，这在国内大型出版项目中尚属首次，是一个成功的创举，为以后对《四库全书》数字化产品的开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将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根据用户的不同需要，开发出不同系列、不同规模的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副产品，以更广泛地推广中华优秀文化。
（五）打造 “中国书房” ---“后《四库全书》时代”遐想
四库全书不仅仅是一项文献资料外，从历史的存在与表征来看，它对文化的继承与整理，对学术的梳理与评论，对典藏的收藏与传播都有着文化中的价值与作用。人们曾经多次地忽略她，甚至诋毁她，唯独没有好好的认识，研究甚至出版她。
作为中国历史最大的一笔文化财富和人类历史上最浩大的文化工程，今天我们影印出版，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但缩印本方式影印，只能满足学术文化的需要，以线装原大仿制的方式，恐非一般人所能接受。除此之外，我们还否有其他途经去挖掘整理，能否从版本学，学术研究专题，收藏家清角度去开发利用其价值，让这一沉睡了二百多年文化国宝能最大化地作用于我们的时代与文化，答案是肯定的。今天， 商务印书馆的数字化按需出版，已为四库全书的时代 化、价值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我们不受制于投资规模和出版形式的制，既可以任意取资，还实现文化的再创造。
常绍民主任为我们举例说， 四库全书中的每一个专题都可谓集传统文化该学科之大成，因此，从实用与艺术的角度，从典藏与展示的方面，充分挖掘和表现四库全书的价值与风貌。选择最具泛化的大众经典，以原形进行仿造，既充实一般爱好者的收前，也有利于广泛展示四库全书的形制与内涵。让四库全书文化深入到最广泛的层面。
百年老店用现代技术铸就了新世纪最为宏伟的文化工程。四库抄本，走出深宫，化百成千，奉献给历史与未来，中国与世界从而激发出民族文化的骄傲、自豪。今天，四库全书文化工程以有了在健康发展的基础，必将迈向更大的成功，这不仅是我们对商务印书馆祝愿，也是人们对民族文化复兴的期盼。
今日中国，是全面进入学习型社会的中国，我们从哪里出发去探求未知的世界和希望的未来？我们用什么文化根基来承接新世纪的知识甘露和来自全球的信息之光？是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为中国进入学习型社会的奠基礼。为民族文化的复兴和发展而努力。由此，藉由文津阁《四库全书》的首次刊传，而让每一所大学、每一座城市、每一社区和团体都可有开放的馆藏、自由的借阅、荣誉购藏新刊的《四库全书》。这是一个“后《四库全书》时代”。
21世纪全面进入小康的中国社会，一定是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和传统素养的“书香社会”。让《四库全书》社会化，成为我们现代生活的文化氛围和生态环境的一部分： 让更多的人有可能翻阅、有机会浏览、有条件典藏古香古色的《四库全书》，在沉甸甸的文化典册中，触摸中华文化的历史沧桑，感受先哲们的精神世界。在蝇头小楷的字里行间，闻到中国知识的陈年墨香，体味玄妙的中国智慧。 在气势恢宏的巨著阵列前，洗尽人们心中的俗念，抒发久积的文化情怀。
伟大的东方文化正在复兴，全世界关注研究中华文化的人越来越多，让文津阁《四库全书》遍藏全球，由此： 每一个国际汉学机构，华人华侨们、全球爱好都有可能共享这部集中国文化大成的“中国书房”，得以精研中国文化的内涵，提升其研究的空间。让中国文化的人们由此登堂入室，吸纳最伟大的东方智慧，创造出人类新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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