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即四月六日，是王起先生去世五周年的日子，中文系与古文献所的部分教师、研究生在一起座谈，缅怀王起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和他的道德品格。大家一致表示，要继承王起先生的优良传统，接好王先生的班，在为人为学两个方面都要让先生放心。

一、王起先生的生平和主要学术贡献

　　王起，字季思，1906年出生于浙江温州，是我国著名文学史家、戏曲史家。温州是宋元南戏的发源地，民间演出很多，每逢春秋两季，各村轮流上演社戏，王先生几乎每场必到。有的剧目，如《琵琶记》、〈荆钗记〉、《西厢记》等，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王先生晚年回忆说：“我后来在研究古代戏曲的道路上走了几十年，是与童年的爱好看戏有关的。”（《王季思自传》，《王季思学术论著自选集》)

　　王先生极聪明，小学没毕业就考取了浙江十中，到三年级时赶上五四运动，王先生积极参与，和同学一道上街宣传，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受到校方监视，被勒令退学，被迫转到瑞安中学，借住在孙诒让先生家里。孙诒让是清末著名学者，家中藏书极丰。王先生在这里受到熏陶，培养了治学严谨的作风。

　　1925年王先生19岁时，考入南京东南大学中文系，开始在曲学大师吴梅先生的指导下学习古代戏曲。同时参加吴梅组织的“潜社”，从事诗词和散曲的创作，与唐圭璋、常任侠等交往密切。还在闻一多先生指导下，从事话剧与新诗的创作。

　　大学毕业后，王先生先后在浙江、安徽、江苏的几所中学任教。同时用业余时间，摘记元杂剧中的方言俗语，从笔记小说中探索元杂剧本事的来源，有的制成卡片，有的移录书眉。抗日战争爆发，淞沪沦陷，王先生仓促之中，只带了《元曲选》和《西厢记》回家乡。

　　40年代初，王先生在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任教，潜心于元杂剧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1944年，浙江龙吟书屋出版了王先生的《西厢五剧注》。这部书一出版就受到广泛关注，直到现在仍在不断再版，是最通行、最权威的本子。日本学者作了《王季思校注〈西厢记〉索引》，把它作为工具书备查。《西厢五剧注》是王先生从事学术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奠定了他一生的学术地位。

　　姜先生所举的关于“祆神”的例子，“从一条注引发出一篇论文”。“科”的来源，“旦”的来源，《西厢五剧注》都已提到。我们常常说后人超过前人是必然的，因为后人往往站在前人的肩上。但其实能够超过前人的后人又是极少极少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后人对前人的成果并没有理解，因而不能站在前人肩上。另外，禅宗与戏剧的关系，是王先生在1948年的一篇论文中最先提出来的，最近才受到研究禅宗与文学关系的学者重视。

　　1948年夏，王先生从杭州调来中山大学，直到他去世的1996年，在中山大学工作了48年。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他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是：

　　1、新理论的学习和运用，写出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尤其是探索母题演变方面，至今仍有启迪意义。

　　2、1962年，和游国恩先生等一起主编《中国文学史》。

　　3、文革后受教育部委托，举办全国高校中青年教师古代戏曲研讨班，主编〈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喜剧集〉，朝着探讨民族戏剧的审美特色的方向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王先生指出，中国古典悲剧的特点是：第一，与西方悲剧的主人公往往是帝王将相相比，我国古代悲剧的主人公往往是普通劳动妇女；第二，我国悲剧的道德倾向比西方悲剧明显，美感教育作用比较强烈；第三，西方悲剧多以主人公的不幸收场，而我国古典悲剧的结局则往往是“圆满”的；第四，中国古典戏曲以曲词作为主要抒情手段，因而悲剧中常有西方悲剧所缺乏的“悲壮动人的曲词”。

　　王先生将中国古典悲剧分为“悲壮型”与“悲苦型”两大类，指出：“悲壮型”以岳飞、周顺昌等历史人物为主人公，接近西方的英雄悲剧；而“悲苦型”在古代占大多数，与西方悲剧截然有别。他又将中国古代喜剧分为讽刺性喜剧与歌颂性喜剧两大类，并且指出：歌颂性喜剧在我国占大多数，这不能用高乃依所说的“喜剧则满足于对主要人物的惊慌和烦恼的摹拟”来概括。

　　在《悲喜相乘——中国古典悲、喜剧的艺术特征和审美意蕴》一文中，王先生从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两个方面，挖掘了中西悲、喜剧不同特征的产生根源，并且进一步指出：喜剧中有悲剧意蕴，悲剧中有喜剧情趣，不仅丰富了戏曲的表现手法而且也符合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要求，悲喜相乘、阴阳碰撞，可以产生更强烈的艺术效果。

　　4、主编《全元戏曲》。介绍《全元戏曲》的概况。王先生主编和其他所谓“主编”的不同。在首发式上学术权威的发言，中华书局顾青的约稿。 他在诗词创作上的成就、主张。

　　更为重要的是，王先生本着爱学术、爱人生、爱学生的基本准则，以他的认真、严谨、谦虚、豁达的为人为学态度，播下了古代文学尤其是古代戏曲研究的种子，培养出一个学术梯队，至今成为全国大学中硕果仅存的古代戏曲研究队伍。

　　王起先生是全国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我们中大也因此成为全国首批古代文学的博士点和最早的全国重点学科之一。他还是国务院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副主编、中国古代戏曲学会会长、中国韵文学会顾问等。在社会兼职方面，他曾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民盟广东省副主委、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96年4月6日，王起先生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在广州逝世，享年90岁。他走得很安祥，很从容。

二

　　王先生是《西厢记》研究的权威。他的《西厢五剧注》出版后，有人写诗嘲讽说：“不读六经谈五剧，《西厢》浪子是前身。”但王季思先生义无反顾地在研究《西厢记》的道路上走了半个世纪。

　　“聪明人要下笨功夫”，“做学问靠命长不靠拼命”，这是王起先生的两句名言。后一句话其实是说：古代文学研究是在跑马拉松。而他五十多年研究《西厢记》、校注《西厢记》的过程，为这一名言作了最好的诠释。他为整理《西厢记》作过两次卡片，一次是抗战时期，抗战时期作的全部丢失，后一次的保留了大部分。

　　王先生校注的《西厢记》不断再版，我手头有三个版本，一是1944年浙江的《西厢五剧注》，二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的《西厢记》，三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的《集评校注西厢记》。每次再版，王先生都作改动。他1959年12月写的《西厢记前言》说：自己的校注本出版后，各地读者来信提出许多有益的意见，“因趁这次改版的机会，对它作较大的改动。”

　　举例。三本三折【折桂令】有“收拾了忧愁，准备着撑达”句，其中“撑达”难解。44年版举出元曲中其它用例，谓“撑达”是“解事”意。78年版在前注的基础上，引〈新华月报〉二卷三期谷峪的文章：“从前这孩子多撑达，如今三言换不出一语来。”自注：“撑达，活泼。”注：“盖今日北方尚有此语。”

　　王先生自己举的一个例子：“〈拷红〉折里红娘唱的‘世有、便休、罢手’，过去我以为‘世有’是‘世上有’的意思，不用注释。后来看了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世有’是‘既有’的意思。因此我是漏注了。”《我怎样研究〈西厢记〉》，刊《校注集评〈西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6页。

　　一本一折，张生上场唱【仙吕点绛唇】：“游艺中原，脚跟无线，如蓬转。”78年以前的版本引陈方长《步里客谈》：“古人多用转蓬，竟不知为何物。外祖林公使辽，见蓬花枝叶相属，团圞在地，遇风即转。问之，云转蓬也。”按说，这个注释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了。但84年的版在此基础上，引康迈千同志语云：“河北有蓬草，也叫扎蓬菜，每当秋末冬初，霜打草干，因风吹折，随风满地乱滚，飘忽不定。”接着说：“蓬转即指此。借喻张生的书剑飘零，浪迹天涯。”

　　再如一本二折的“莽撞”一词，王先生原来引清初毛西河的解释：“莽撞，怒也。”84年版引康迈千语：“莽撞一词，现仍在河北部分地区流行，与鲁莽、粗鲁或冒失的含义近，但没有怒的含义。”

　　四本三折著名的“碧云天，黄花地”那只曲子，一般都认为它来自范仲淹的【苏幕遮】词，曲中的“晓来谁染霜林醉”二句出自《董西厢》“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以前王先生也是这样注的。但84年的《集评》本加上了这样几句：

　　又据友人蒋礼鸿见告：“曾季狸《艇斋诗话》称：东坡和章质夫杨花词云：‘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即唐人诗云：‘君看陌上梅花红，尽是离人眼中血。’”则董王二家词，实融合唐诗宋词入曲，于中可略见唐诗、宋词与元曲的传承关系。

　　从上述几例可以看出王先生为学的特点：他不断用新知识充实自己，勇于修正错误，这些新知识，有的是读书时留心，有的来自学术界的朋友，有的来自素未谋面的中学教师。这说明，《西厢记》的注释完成后，他仍在关注和时时注意完善。精益求精。这是很难做到的。另外，三人行，必有我师。不管正确的意见来自什么人，只要是正确的，就虚心接受。这也是王先生一贯的作风。

　　有人把王先生的求新精神看成是“赶时髦”和“随风倒”，这完全是误解。可以说，他真是活到老、学到老，永远不知满足。

　　王先生认为，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研究应该分为两个大的领域，一是对于基本事实的确认，一是对于作品的分析鉴赏。前者应持客观的态度，一丝不苟地考据清除，而后者却可以而且应当是主观的审美活动，毋需定于一尊。80年代以来，他一边对自己以往的学术观点进行反思和修正，同时又更加自觉地用新的时代精神和审美趣味去感受古代作家，评价古代作品。

　　在《关汉卿〈玉镜台〉的再评价》一文中，王先生说：50年代以来，他对《玉镜台》杂剧的两次评价，“影响甚大”，“使关汉卿这部优秀喜剧受到冷落和不公正的对待。”王先生指出：《玉镜台》所描写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老夫少妻”，而是一对“以真诚的情感”为基础的恩爱夫妻的结合过程，其中有作者关汉卿“个人生活的影子”；剧中成功地塑造了主人公温矫滑稽多智、风流蕴藉的性格特征，并且在结构的安排上，到第四折仍令人感到“波澜起伏”，这在元杂剧中是不多见的。

　　1987年，王先生去北京参加中国戏曲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特意向参加这次会议的朋友们推荐《谢天香》，认为“关汉卿通过这个戏，热情歌颂谢天香的艺术才能。”（《从柳永的〈定风波〉到关汉卿的〈谢天香〉》）。后来，他又在《与宁宗一教授论关汉卿杂剧〈谢天香〉书中》，再次肯定《谢天香》杂剧的“人道主义精神”，“严格的现实主义”，“是包含深刻悲剧意蕴的歌颂性喜剧。”在这封信中，王先生纠正了自己以往认为剧中女主人公“奴性十足”的“偏见”，并引用梁启超的“我不惜以今日之我与往日之我宣战”的名言，表现了老一辈学者的宽广胸襟和坦荡精神。

　　对宋代婉约词派的评价也是如此。他从姜白石的《暗香》《疏影》词入手，指出婉约派词“显示女性的阴柔之美，与显示男性阳刚之美的豪放派词旗鼓相当，在文学史上相映成趣。”（《白石〈暗香〉〈疏影〉词新说》，《文学遗产》1993年1期）王先生还一再提到自己以前“贬低婉约派词”的“偏见”。

　　王先生的自我批评精神，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好的影响。王冠亚先生指出：对自己半个多世纪的研究成果、权威性的论述来一个“自我批判”，“在古典文学领域”中王先生是“第一位”。（1992年11月23日给王季思的信）宁宗一教授在收到王季思先生关于元杂剧《谢天香》的信，看到王先生的自我批判时，说：“我从老人家身上真切了解到一位前辈学者的心胸、眼光、为人、学识，觉得他的心总是和我们这些后学的心息息相通的。”（《戏曲艺术》，1988年2期）

　　宁宗一教授一语中的，的确，与其说是为学之道，倒不如说是为人之道。在纪念王先生从教七十周年时，在中大工作的王先生的及门弟子送给老师的匾额上写着这样八个字：“经师可得，人师难求。”

　　提起王先生对学生的爱护、提携，更是有口皆碑。他关心爱护学生，胜过关心自己的孩子。所有从王先生受业的人，都有感受。他的藏书，学生可以任意借阅。他积累的学术卡片，可以毫不保留地让学生参考。愈到晚年，这一点就愈突出。兰州大学的宁希元校勘元刊杂剧，吴国钦教授的《关汉卿全集》校注，以及《全元戏曲》都从他的卡片中受惠。

　　他从50年代起就和学生辈合作。50年代的《桃花扇》校注、明代传奇的整理、车王府曲本的整理，80年代《聊斋志异》选注、《中国戏曲选》、《元杂剧选注》、《元明清散曲选》、《十大悲喜剧集》的整理、《全元戏曲》、一系列论文，如与萧德明合写的《从〈昭君怨〉到〈汉宫秋〉》，与萧善因、焦文彬等合写的《十大悲剧集前言》，与黄秉泽合写的《十大喜剧集前言》，与康保成合写的《〈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补正》等文章。可以说，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王先生是同后辈合作时间最长、项目最多、收效最大的一位学者。在这些合作中，学生得到无穷受益，学会了做学问、搞研究。中山大学研究古代戏曲的学术梯队，就是在这种合作中培养起来的。王先生说：“我为青年一代付出了心力，也从青年一代的美好心灵中吸取精神营养，感受到青春的气息。看到青年一代成长，我感到由衷的愉快。”（《王季思自传》，《王季思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60年代初，国家困难时期，一位刚刚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的爱人生小孩，王先生把鸡票送给这位教师。1984年，我和师兄薛瑞兆从北方到中大从王季思老师学习。记得著名剧作家马少波先生一次谐夫人一起来看他，“王季思的研究生，这本身就是一种荣誉。”在学习上、生活上无微不至。我们的每次作业，都认真批改，就是已经发表了的文章，也照样在上面批改评点、最近发现他在我的论文《近代戏剧形式与外来文化》上的评点。

　　我还想起来，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1934年在淞江中学读书，王先生是她的国文课老师严慰冰回忆：“他批改作业很认真，好句子打双圈，错别字加上框框。”这种习惯，看来也是坚持了几十年。

　　对博士生，从令先生改变观点，而完全是讨论式授课。注意因材施教。文献基础浅的主要补基础，理论差的重点补理论。另外是通过项目培养。端午送粽子、中秋送月饼，更多的时候是到他家里吃饭，边吃边聊，无拘无束，亲同家人。他是全国政协委员，开会时发的茅台酒，给学生喝。还经常爬上四楼去看我们。另一博士生羡慕地说：王先生真把你们当孩子啊！

　　一位在文革时犯有错误的青年教师，很聪明，王先生指定他作自己的助手，顶着压力。另一位博士毕业生，赶上64风波，王先生泪洒稿纸，为他申辩，呼吁有关方面对他减免处分。

　　王先生爱学生如子，学生也把老师看得比父亲还亲。王先生与学生关系之融洽，在学术界也是十分少见的。1987年，我陪他去温州开会，当时他已82岁高龄，他身穿崭新的灰色西服，戴着红色的中山大学校徽，我和师飙兄一左一右搀扶着他上山，引得许多游人驻足旁观，议论：看这老人家多有福，两个儿子多孝顺。有的说，不是儿子，是孙子。

　　王先生的晚年，是在学生的簇拥中渡过的。得学生照顾的事，还要数他夫人去世那段日子。

　　学术界同行感慨地说：王先生的学生对老师真好！

　　王先生的宽厚和谦虚，不仅对学生，对其他人更是如此。稿费问题，和出版社的关系。上六楼看陈则光先生，给卢叔度老师压阵。

　　臧克家的信。他晚年写过一篇《祸福交乘，冤亲平等》的散文，回忆自己的一生，福与祸总是相连的，一生受过三次大的挫折，一次是中学被勒令退学，但因此借住在孙诒让先生家里，为以后治学打下了牢靠的基础；第二次是抗战期间，因与浙江省保安司令发生冲突而被迫离开家乡，但却因此走上了抗战前线，写了不少抗战通讯和诗文。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被打得差点送了命，但后来学术上有了更大的发展。他的结论是：祸福无门，唯人自自招。他还说，自己一生中也和许多人发生过这样那样大大小小的矛盾。对立面总会说自己这不是那也不是，这不行那也不行。但正如《荀子·修身》篇所说：“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吾者，吾贼也。”

　　说那么，王先生是否毫无原则呢？不是。这可以举出两个例子。一例是50年代“反右”开始后，在“厚今薄古”口号下，《文学研究》杂志大幅度削减古代文学研究的稿子，王先生以为不妥，和夏承焘先生一起，在编委会上提出不同意见。再有，80年代后期，一位和王先生很熟的中年学者评正高职称，王先生拒写评议书。

　　王先生一贯主张教学相长、水涨船高。1985年他要去出席一个学术会议，把写好的论文读给我们听，让我们提意见。有位硕士生毫不客气地指出论文中的一些问题，王先生当场表示接受。这个场面，到现在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王先生晚年说到：学术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他用这两句话对待别人，也用这两句话看待自己。晚年的王先生，更加豁达、自信、淡泊、从容。过去听人说，人越老越怕死。王先生却是笑对死亡的。他在87岁时写了一篇《我的老年心境》的散文，说一般人只有一条命，人一死生命就全部终结了；从事学术事业的人有两条命，自然生命终结了，他的成就和著作还可以流传；我有三条命，除了前两条之外，还有学生，我从事教育事业多年，教出来的学生有不少成为知名的学者、教授、作家、诗人，我的精神，部分可能在他们身上流传下去。他说：“相信在我生命终止的最后一天，我将含笑赴长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