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之观念”对20世纪古典戏曲研究的巨大影响是有目共睹的。王国维有中国戏曲史学的“开山祖师”之誉，他的《宋元戏曲史》是戏曲史学的奠基之作，“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这一权威性著作，正是用“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的方法写成的。王国维的治曲方法与路径并非只是他个人的别出心裁，而是代表了一种时代风气和历史性要求。“别求新声于异邦”，足以概括中国20世纪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指向。与学术文化阵地的其他领域相仿佛，20世纪的古典戏曲研究也基本上是以“外来之观念”为“立脚地”的。这些“外来之观念”，既包含来自西方文化圈的理论成果，也包含来自马列主义阵营的观点和方法。在20世纪的古典戏曲研究中，我国古人所创造并习用语——如“风神”、“主脑”、“关目”、“当行”、“本色”、“机趣”、“章法”、“音律”等，虽没有完全被抛弃，但显然已不是戏曲批评的主导话语，为人所熟知的“主题”、“思想”、“情节”、“情境”、“冲突”、“高潮”、“人物”、“个性”、“典型”、“戏剧性”、“悲剧”、“喜剧”、“正剧”、“道具”等，大多是舶来的“新学语”。古代曲论家所习用的杂录、曲话、评点、曲谱等，也早已被讲究理论体系构建的论文和专著所代替。

　　我以为，“外来之观念”对20世纪古典戏曲研究的影响是积极的，但也存在消极的一面。就其积极的一面言之，大者有二：其一，思维方式的转换。和诗文批评一样，20世纪以前的戏曲批评受民族思维方式的牵引，占主导地位的也是重总体把握的“整体思维”，研究者长于从总体上去把握研究对象，习惯于以“一言以蔽之”的方式阐发自己的感受，不善于深入对象内部，以“肢解”的方式去进行细致的剖析。因此，不少研究成果虽有片言居要之长，却难免散金碎玉之憾。20世纪的古典戏曲研究不只是引进了新的理论范畴，同时也引进了西方文化圈中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同中见异的“分析思维”，这一注重分析的思维方式使戏曲批评中原来浑然不分的戏曲史学、戏曲文献学、戏曲美学、戏曲表导演学、戏曲剧场学和戏曲观众学等分文学科各立门户，并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使20世纪古典戏曲研究成果的思辨色彩和现代品格得以突现出来。其二，研究者的理论视域扩大，古典戏曲研究的空间大大拓展。20世纪以前的戏曲研究者大多对域外的情况所知甚少，戏曲研究的“参照系”主要是本国的文学艺术现象。许多研究者视戏曲为“词余”——诗体之一种，侧重从声律和语言风格等层面去品评作家作品之高下，使用的批评范畴大多援自诗论、词论和文论，只有李渔等少数曲论家注意从“剧”这一视角去研究戏曲。因此，古代曲论中的许多论断对抒情言志的散曲也是适用的。20世纪的古典戏曲研究将戏曲纳入世界戏剧体系乃至世界文化体系之中去加以审视，把刻画人物的戏剧与抒情言志的诗歌明确区分开来，侧重从戏剧人物的刻画。戏剧情境的构筑、戏剧语言的运用、戏剧审美形态的辨析、各民族戏剧的不同特征和道路等与戏剧“本体”密切相关的层面去展开研究，从而大大拓展了戏曲研究的空间，也深化了对戏曲的认识。

　　就其消极的一面言之，大者亦有二：其一，长期“言说”他人的“话语”，不仅导致戏曲批评“失语”，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弱化了理论创新意识。20世纪古典戏曲研究成就卓著，但缺陷也是毋庸讳言的，至今未能创造出一套属于自己的话语便是显证。20世纪的古典戏曲的研究虽有与世界接轨的进步意义，但由于缺乏强烈的创新意识和保持民族个性的自觉意识，其研究成果对世界戏剧学的辐射力有限。其二，有些研究者用“贴标签”的方式去“研究”古典戏曲，热衷于证明“新学语”的“放之四海而皆准”，忽视对戏曲艺术把握，有时甚至造成对戏曲作品的歪曲，前人曾经格外重视但在“外来之观念”视野之外的某些研究层面——如戏曲声律研究，倍受冷落。这种削足适履的“研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戏曲“本性”的遮蔽。

　　21世纪的古典戏曲研究仍然要大胆汲取“外来之观念”，同时也需要充分利用国学资源。

《中国中华报》2001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