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戏曲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近一百年来，经过王国维、吴梅、齐如山、郑振铎、冯沅君、周贻白、任中敏、孙楷第、钱南扬、赵景深、卢前、王季思、董每勘、郑房、张庚等一大批学术前辈的卓有成效的研究，为我们留下了十分丰硕的学术成果。只是我们以往的研究，对此缺少系统的梳理与全面的总结。如今正逢世纪之交，回顾与展望已成为学术界共同关心的话题。我们从事古代戏曲研究的同志，亦应把加强20世纪戏曲学术史的研究，提到研究日程上来。这不只是为了总结先驱者业绩，更是为了启后来者薪传。

　　在新的世纪里，古代戏曲的研究要真正走出低水平重复的怪圈，使我们的研究工作能有所突破，我以为大力加强近现代戏曲学术史的研究，或许是一条切实有效的途径。学术史的研究是以前人的研究为对象，可以说是研究之研究。其基本方式，既是一种学术的淘汰，又是一种学术的积累，它总是以不间断的“减法”来弃置那些陈旧的一般化的材料，保留那些有价值的值得传承的学术资源。而后人的研究工作，便是凭借着前人的这些学术资源来进行的，从而在前人已经构建的学术道路上再往前延伸一步。我们的研究工作一旦离开了前人的学术积累，突破就失去了方向，创新也就没有了基础。尽管时下的学术评论中，创新与突破已成为出现频率很高的两个词。但说实在的，有相当一部分成果是突而不破的，似新实旧，往往它们的构加是新的，使用的词也是新的，但基本观点与主要材料都是在前人的论著已出现过的。这种现象的出现，你说它是“暗与理合”也罢，是学术回归也罢，是事物的“螺旋式发展”也罢，反正总是重复劳动，于学术的发展都是无助的。如果今后有更多的同志都来关注学术史的研究，都能认真摸一摸前辈学者留给我们的学术家底，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更好地把握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真正站在学术的前沿，使我们的研究工作的起点有所提高使自己所从事的研究能成为整个学术接力赛跑中的一棒，而不再是一切重起炉灶。这样，学术工作中的低水平重复的现象，我想自然就会有所减少。

　　加强20世纪戏曲学术史的研究，对于确立良好的学术规范，纠正当前学术工作各种“失范”现象，也能起到正本清源、引导学术健康发展的积极作用。学术规范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为学术共同体认同的原则，有一整套属于技术性层面的研究程序与基本范式，也包含道德性要求。其中虽无多少艰深的学问可言。但要切实做到并非易事。与其为此讲许多道理，我以为还不如从加强学术史研究，提倡向学术前辈学习做起。因为前辈们的许多具有经典意义的论著，都积淀着他们的治学精神和方法，也渗透着时代的学术传统与规范，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可宝贵的财富。诚如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所说：“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成尤在能区宇，辅前修之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未来以轨则也。”我们今天提倡近现代戏曲学术史的研究，正是为了借“大师巨子”的业绩，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未来以轨则也。

　　开展近现代戏曲学术史的研究对于有志于从事古代戏曲研究的新一代学人来说，更是提高自身研究素质的有效途径，也是进入戏曲学术殿堂的必不可少的入门阶梯。打开20世纪戏曲学术史，我们不难看到那些学术前辈们的身上总有一种共同的、很值得探讨很值得珍视的东西，时时启示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比如他们那种既专注于学术研究，又能保持一种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的人间情怀的人生态度；他们那种甘于清贫，甘于寂寞，不趋时、不媚俗的治学精神；他们那种学贯中西，淹博古今的知识结构；他们那种无证不立论。孤证不定论的治学原则；以及地们那种不囿成说、锐意创新的学术追求。所有这一切，无一不是通向治学最高境界的必备条件。对于每一个立志攀登曲学研究学术高峰的年轻学人来说，20世纪戏曲学术史确是一部最具有示范意义、也最具有感召力的生动教材。

《中国文化报》2001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