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年间（1913）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成书，民国四年（1915）商务印书馆初版更名为《宋元戏曲史》，从此，现代意义上的戏曲史研究正式进入了学术领域。

　　大约过了10年，学人对具有“开拓”意义的《宋元戏曲史》有了响应，而这一响应热潮的出现又过了约10年。二三十年代的主要戏曲史著述有吴梅的《中国戏曲概论》（1926）、卢前的《明情戏曲史》（1933）、贺昌群的《元曲概论》（1935）、周赔白的《中国剧场史》（1936）、徐慕云的《中国戏剧史》（1938）以及齐如山对京剧的诸多研究，另外日本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王古鲁译本也在1936年刊出。至此，中国戏曲史的研究编纂已很具规模。

　　但是，在王国维之后到大量戏曲史著作面世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有三部书是不应忽视的，那就是民国六年（1917）宣元阁印行的《伶史》、民国九年（1920）由顺天时报社印行的《中国剧》和民国十五年（1926）由上海启智印务公司印行的《京剧二百年之历史》。这三本书于中国戏曲史研究，不仅亦具开拓和填补空白的性质，而且在当时都曾产生过较大影响，例如《中国剧》一书在7年之中就有连印6版的记录。

　　《伶史》作者为北平穆辰公。穆辰公名笃里，号六田，博学多闻，性情慷爽曾留学日本，精研法律，学成返回之后，又曾投身于报界。穆辰公性好戏剧，又熟谙著述，“仿迁史之体裁，记梨园之人物”，传至今日的《伶史》卷一有“本纪”十二，“世家”二十，从程长庚开始，终于许荫棠，对名优的身世言行“搜罗详尽，叙述精严”（刘韬伯序）。穆辰公在“凡例”中自言：“本书以传纪作叙述近代名伶之事蹟、言行。尤择其有关政治风俗者而特著之”，“自社会着服而于近代梨园之变迁、选色征歌之风气为特特表出，以存一代之真相”。可以知道，穆辰公对修《伶史》的考虑，是以优伶的历史作为线索，而关注的重点却是涉及了当时的政治气候、民间风俗。戏曲自身的发展特征和前后向廷供奉制度对戏曲的影响等诸多的方面。这种不限于戏曲文本，而关注与表演等有关的诸多因素的开阔视野，使《伶史》具有了一种文化史料的价值。

　　《中国剧》的作者是日本人迁听花，迁听花名武雄，字剑堂，曾供职于江苏师范，教授日本语有年，亦曾在《创天时报》作专栏记者，经历丰富旅居京师20年精通汉语，雅好京剧《中国剧》的内容包括了“剧史”、“戏剧”、“优”、“剧场”、“营业”、“开锣”六大部分。其对中国剧的具体研究虽不算很深入，但其中对剧场管理、营业方式、每日捐税、科班组织、戏份分配的记录，多为当时中国剧评家所忽略。这是一个东洋人对中国京剧的感受和梳理，独有一己的体系。

　　《京剧二百年之历史》，作者为日本人波多野乾一，译者为鹿原学人。这本书以洋洋20余万言的篇幅，从京剧的创成时代开始，梳理了二百年间，京剧各种行当的几多名伶先后继起、传承门派、艺术特征、擅长剧目的变化，并将这些变化与传人的身世、遭际、时迁事变编织在一起，构成了一部完整的演剧史。时人说这部书既显示出这位日本学者“致力之勤 ，用心之深”，又可以借助此书“研究我国社会状况，洞悉我历史民族性”（徐朗西序）。这评价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还算允当。

　　中国戏曲的学术研究，历来有重古代轻近代，重文本轻演出的偏颇，大师王国维在开启了对戏曲从文本追溯本源的研究方法的同时，也提供了演剧史被忽略的理由。从今天的眼光看，今存中国戏剧史的缺陷之一，便是演剧方面史料的匾乏，这使得想象元明清三代戏曲实践的立体化变得极艰难。从这个角度说，研究近代社会转型时期戏曲文化形态这一重要课题时，这三本书将是极其重要的史料著作。

《中国文化报》2001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