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岱年

　　前几天，钟敬文先生的公子钟少华来电话，说定于本月十六日举行钟先生百岁寿辰纪念暨学术研讨会，问我能否参加，我说我愿意参加，没想到钟先生这么快就去世了。钟先生身体不错，就是体弱，没什么病。可能他自己也没想到去得这么快。他躺在医院里还说，身体好了，我就出去给学生们上课。

　　 我是看报才知道这个消息的，心里很悲痛。这些年，每年春天都有个祝寿会，会上，钟先生、季羡林先生和我都能见面。我还想跟他见面，可他去世了。

　　 钟先生是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创建人，为这两门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建立了中国民俗学派，贡献很大。

　　 民俗学研究对文化研究有重要意义，它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文化研究分学术思想史研究和民俗研究。民俗学研究的是大多数人的思想意识，它对文化研究关系很重大，与哲学思想也有密切的关系。钟先生活了一百岁，是光辉的百年，他在中国学术史上做出了光辉的贡献。他的贡献不限于民俗学，而是对整个中国文化、学术的研究都有重要贡献。

　　 钟先生身上最可佩服的，是他九十五岁以后还在不断研究，写文章，带研究生。他重视教学工作，对中国民俗学研究充满信心，培养了很多研究生。

　　 我和钟先生是在一九七九年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研讨会上开始认识、交往的。钟先生品德高尚，性情开朗。他特别关心朋友的生活。他比我大六岁，可每次见面，都是他先问我：“近来身体好吧？”前两年，北京师范大学的邓九平拉我主编了一套丛书，里面有钟先生的《历史的公正》，内容包括钟先生的人生经历和学术成就，我很佩服他。我跟他交往这么多年，感觉钟先生是一个心胸开阔、感情充沛的人，按旧标准，他就是孔夫子所说的“仁人”。能做到“仁人”不容易，钟先生做到了。

《人民日报》 (2002年01月17日第十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