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他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顾颉刚评价说：中国通史的写作，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及吕思勉先生出，“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出身于江苏常州一个书香门第，少时受教于父母师友，15岁入县学。早年执教于常州溪山小学堂、常州府中学堂，学生中有后来成为文史大家的钱穆、赵元任等人。1926年后长期执教于光华大学，解放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他读书广博，着重综合研究，讲究融会贯通，一生著有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五部专门史，加上在史学界享有盛誉的大量史学札记，共计1000多万字。近日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吕思勉文集》，包括《白话本国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和《吕思勉读史札记》等六种，均是吕先生最具代表性的史学著作。

　　 钱穆先生的弟子、著名史学家严耕望曾说：“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虽然这一论断正被越来越多的当代学者所接受，但吕思勉之名仍远不及其余三家显赫。究其原委，严耕望认为，除了吕思勉自己甘于“埋头枯守、不求闻达”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近代史学风尚偏于窄而深的专门研究，而吕思勉为学蕲向博通周赡之一途，故不免为一般学人所忽视和低估；二、近代史学特别注重新史料的运用，包括发掘不常被引用的旧史料，而吕思勉的重要著作都是取材于正史，并不去刻意征引罕见的冷僻史料。严氏所说的这两个方面，虽还不足以解释吕思勉何以被冷落，但也道出了吕氏治史路径与西学传入后中国“新史学”的方向性差异。

　　 《白话本国史》初版于1923年9月（上海商务印书馆），是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虽是一部学术性的专著，但预设的读者对象却是青年学生，史识丰富，笔调流畅，数年内不断重印再版，是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然而，由于年代的推移，现在的青年学生已很少知道这部书了。《白话本国史》的历史分期最有特色：周以前为上古史，秦朝统一到唐朝全盛为中古史，从唐朝安史之乱至南宋为近古史，元朝至清朝中叶为近世史，西力东渐以后为最近世史。作者认为：春秋战国“是三代以前和秦汉以后社会的一个大界限”，而西力东渐是传统社会与现代历史的另一个大界限，其间的历史，只是承平—致乱—再复承平的不断重演，而无本质上的变化。但就政治形势和民族关系而论，汉唐和宋元明清又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唐中期安史之乱可以作为中古史和近古史的一大界限。这种从史实出发、突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大关节目的历史分期，更为平实中肯、接近史实。

　　 《白话本国史》规模宏大、视野开阔。与现今各类通史专著总是先政治、经济，后文化、外交的叙述顺序不同，吕先生的叙事往往都是有横向态势的展开，由大到小，由远至近，将所叙述的事件置于一个宽阔的时空范围，高屋建瓴，四方周赡，以获“通方之见”。该书除了叙述历代的政治制度、经济组织、宗教文化、社会情形之外，尤其关注与中国历史关系密切的东南洋、中西亚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诸如“近代的蒙回藏”、“近代的西南诸族”、“近代的后印度半岛”、“中西交涉的初期”、“藩属的丧失”、“俄蒙英藏的交涉”等内容，都有专门的章节加以叙述。这些与现代中国休戚相关的问题，多为后来通史著作所缺失。书中包含的大量的知识原点，许多涉及历史、地理、语法、训诂、辨伪等方面的知识，都是工具书里不易查到的。而开列的参考阅读书目，为进一步的学习、研讨指示了方向。

　　 此次列入《吕思勉文集》的，还有吕先生的四部断代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大约自中年以后，吕先生便制定了一个长期的研究写作计划，想以个人的精力，完成一个断代史系列，撰写六部断代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和明清史）。三十年代，上海开明书店约请钱穆先生写国史长编。钱先生认为，这样一部国史长编非一般学者所能胜任，而自己的老师吕思勉先生则是撰写国史最合适的人选。在征得老师的允诺后，他便向开明书店推荐，由吕先生来承担这一任务。

　　 吕先生的四部断代史，都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叙述政治历史的变革，包括王朝的兴衰，各种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各个时代的政治设施及其成败得失，以及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及邻国的关系等。下半部则对该时代的社会文化作了全面而系统的叙述，实际上是一部广义的社会文化史，涉及社会组织、社会等级、农工商业、衣食住行、人民生计、政治制度、学术宗教等方面。其材料都是从正史中钩稽出来，其叙述都不是泛泛而谈或随意拼钞，其中包含了许多作者的研究成果和独特见解。就史书的编撰体例而言，吕先生一向认为通史体例远比旧式史钞为优。然而，这几部规模宏大的断代史，何不采用通史体例？这为一些学者所不理解。其实，吕先生对此是有过一番斟酌和思考的。他认为：由于前人对各断代的史料没有作过细密的整理和考核，我们今天要在短时期作出正确的概括和分析有相当的困难，更难做到有融会贯通的叙述。所以，运用通史体例写大部头断代史的条件还不够成熟，目前最需要的是认真扎实地做好一些基础性工作，为后人的深入研究夯实基础。严耕望先生对吕先生的断代史极为推崇，说它们：既周赡，又踏实，征引繁富，扎实不苟，章节编排，篇幅有度，且出处分明，易可查核。他说：几十年来，诸生到大专中学教历史，常问我应参考何书，我必首举诚之先生书。因为它“极便初学者作为研究各断代史的入门读物”。

　　 吕思勉先生的读史札记，向来为学术界所推重，曾有部分札记编辑成书。由于历史的原因，已刊出的札记（除《燕石札记》外）都有程度不同的删节。此次重印《吕思勉读史札记》增订本，汇总了吕先生的全部已刊和未刊札记共762条，一百余万字。删节的部分，均按原稿加以恢复补全。读者不仅可以见到吕先生读史札记的“全璧”，还可以获得学习历史的方法和进一步研讨的课题。

　　 吕先生治史严谨，为人重节。他两次通读二十四史，自云：“我于四史、《史记》、《汉书》、《三国志》读得最多，都曾读过四遍；《后汉书》、《新唐书》、《辽史》、《金史》、《元史》三遍；其余都只二遍而已。”1941年上海沦陷，他回常州隐居家中专事撰述《两晋南北朝史》;其时行人路过日本兵岗哨须脱帽行礼，先生不堪其辱，“遂不帽，誓言吾必光复后戴帽。”

　　 目前的史学研究中，对陈垣、钱穆、陈寅恪等人比较重视，对吕思勉则相对冷落，这与他在学术上的贡献是不相称的。重视对吕思勉学术思想的研究，对于科学地把握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和推进当代史学的进一步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