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1884-1957），是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其史学研究通贯各时代，周瞻各领域，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现代四大史家”
现今，吕思勉在史学界已是“家喻户晓”了，但在三四十年前，既便在他任教过的母校，也几乎被人遗忘。倒是海外历史学家严耕望的“现代四大史家”一说，将吕思勉的学术地位“骤然提升”，这才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严耕望将吕氏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论，完全来自他本人对历史学的真切体认，以及他对治学的路数、取径的深刻理解。严氏认为，20世纪前期的治学路径，可以归为二类：一类偏重于专深，一类倾向于博赡。参照这一说法，“四大家”中陈寅恪、陈垣，或许可以归入专深一路，吕思勉、钱穆则属于博赡一路。而后者的治学路径，特别适宜于通史的撰述，故吕、钱均有通史名著传世。
通史的编著，一向是中国史研究的“畏途”。理想的通史著作，总以“通贯”和“周赡”为最高目标，然中国历史悠久，史料浩如烟海，要在区区数十万字的篇幅里，做到“通贯”而又“周赡”，难度极高。况且“通贯”、“周赡”，难以两全，一如绘画中的大写意和工笔画，得气势神韵，难免疏阔遗漏，反之也然，这实在也是通史著述难以完满的一个原因。
严耕望称吕思勉的治史是“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这也是《白话本国史》的主要特色。《白话本国史》上起远古时代，下至作者写作之年（1922），是一本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史。在20世纪的史学界，凭个人力量独立完成，囊括了古代、近代和现代三大时段的中国全通史，迄今，惟此一部。书中的历史分期很能体现吕思勉的历史通感。作者将中国历史分为五个阶段：周以前为上古史，秦朝统一到唐朝全盛为中古史，从唐朝安史之乱至南宋为近古史，元朝至清朝中叶为近世史，西力东渐以后为最近世史。这一历史分期，来自于作者对中国历史演变脉络的通贯考察。作者认为：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迁时代，“是三代以前和秦汉以后社会的一个大界限”。而秦汉以后，中国历史便呈现出一个公例：承平数十百年，就要酿成大乱，大乱过后，可以平定数十百年，往后又是如此重演。到明末清初，思想界才起了一个根本上的变动——即对向来的社会组织产生了根本的怀疑。然而，闭关时代，无外情可资比较，因怀疑向来的社会组织而萌生的改革，仍“只得求之于古”。这种情况直到西力东渐、清代海禁打开才发生变化，所以西力东渐是传统社会与现代历史的一大界限。作者认为，就政治形势和民族关系而论，汉唐的历史和宋元明清的历史有很大不同，所以唐中期安史之乱可以作为中古史和近古史的一大界限。这种从史实出发、突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大关节的历史分期，是当时中国史研究中的创新性见解，对以后的通史研究和通史教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中国史研究上卓有建树的史学家杨宽、唐长孺、黄永年等，在年青时都因受《白话本国史》的启发而走上治学道路。
20世纪前期的史学界主流，是提倡做“窄而深”的专题研究，这一观念的极端表现，就是反对通史编撰和通史教学（陈寅恪也曾一度反对雷海宗在清华开设通史课程）。先做专题、断代的研究，然后才有通史的编撰，这也是今日大多数历史学者所赞同的看法。但是，这一看法也极易忽视问题的复杂性：一部事实陈述的真实性含量极高的通史著作，未必一定比另一部含量稍低的通史著作，在整体上具有更高的真实性。这便是现代历史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难题：假使历史整体之“真”不能从个别、局部之“真”的连接、集合中得以实现，那么，构建历史整体之“真”的条件是什么呢？显然，除了需要有大量的个别史实的“真”之外，还有史实的选择、史实的组合、历史整体的构建、叙事情节的设计等，都是不可或缺的条件，而对历史主要脉络及大关节目的正确把握，仍是通史著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这也是吕思勉通史著作的学术生命较为长远的一个原因。
提倡新史料、乃至稀缺史料的发现和运用，也是那一时期史学研究的一个特征，故有使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得预”学术新潮流之说。但其极端，则有所谓“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之诡论现象的产生（罗志田语）。平心而论，除了史前、上古的历史之外，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传统典籍，仍是治中国史的原料大宗。这是因史料留存的客观状况所限，非出于任何人的主观好恶。所以，从阅读传统典籍入手的治学路数，仍不失为史学研究的“康庄大道”。吕思勉的治学是从系统阅读传统典籍入手的，写札记，作考证，数十年如一日，他先后把二十四史反复阅读了好几遍，再参考其他史书以及经、子、集部文献，将辑录的史料加以排比考订、综合分析，一生所写札记总数达100多万字。他特别推崇顾炎武的《日知录》、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著作，不为考证而考证，专关心“古今风会之递变”。这种以札记为基础，再作归纳分析和融会贯通的通史著述，自与那种“剪刀加浆糊”的通史著述大不相同，内中包含着许多作者独特的创见。比如，说“汤用兵的形势，实在和周初相同”，不仅商周用兵形势相同，后来秦的用兵亦如此（这是就地形地势来论秦统一的便利，与时下论大一统的地理环境，形式相似，旨趣大异）。又说宋与北周用兵的差异，一是先南后北，一是先北后南。宋的用兵之所以先南后北，是取其先易后难，本也无可非议，但历史的机会也由此一纵即逝，结果对北面始终处于劣势。论者都说吕思勉的治学路数与当年学界主流有所不同，更具有本土化的特征。其实，从札记的写作，再进而做融会贯通的研究，与西方治学的专题研究，实在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读他的通史著作，其体制规模，实与梁启超所倡的“新史学”的理想模式最为吻合。所以史学家顾颉刚称吕思勉通史著作“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
吕思勉是史学界公认的旧籍读得最多的一位学者，谭其骧称他“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二十四史通读数遍，为学界同人传为美谈。他的国学基础深厚，但治史的意趣却不保守。《白话本国史》渗透着作者用新方法、新思想来整理旧国故的精神。正如王家范所说：“先生于著作中常透出一些精彩议论，知道他实得益于对社会学、人类学等新知识的吸收，社会经济、社会组织、社会生活都进入了他的中国通史，实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先驱。”
《白话本国史》全名《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它虽是一部学术专著，但作者预设的读者对象却是青年学生。吕思勉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历史学家，他说自己“少年时，因没有名师指导，精力、时间浪费甚多，因未得门径，绕掉的圈儿也属不少”。为此，他写了一部“自修适用”的历史入门书。所谓“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为了便于自学，书中除了详细注明材料来源和参考书目外，还记注了许多必要的文史知识。如，引用《山海经》的材料，作者特地注明“言海内者，明海内复有昆仑山”的“海”，同“夷蛮戎狄，谓之四海”的“海”是一个意思，不能理解为海洋的“海”。说到史料中的“山”，作者特地注明，古人所谓的山，包括的范围很广，大体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山脉，而不是像今天那样，仅指一山一岭。这许多涉及历史、地理、语法、训诂、辩伪等方面的知识，往往都是工具书里查不到的，但对于正确理解材料是很重要的。这种著述方式，值得现在编写历史教材的学者借鉴。
●《白话本国史》吕思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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