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吕思勉先生是因为他那本《经子解题》，那是本学习古籍再好不过的入门读物了。我国古籍自魏、晋以来大体形成经、史、子、集四大部；史部、集部的发端，其实皆可溯源到经及子部，学好经、子，史、集自可迎刃而解。吕先生的这部书，讲的就是如何去读经部、子部之书。除诸经、诸子逐部细论，在这部书中吕先生还有两篇综论文章，即《论读经之法》及《论读子之法》。细读之后，令后生小子获益匪浅。
　　 吕先生特别谈及经、子与我国文学的关系，他说：“后世文学，根源皆在古书。同一熟诵，诵后世书，固不如诵古书之有益。而欲精研文学，则数十百篇熟诵之文字，固亦决不能无也。”“读诸子者，固不为研习文辞。然诸子之文，各有其面貌性情，彼此不能相假；亦实为中国文学，立极于前。留心文学者，于此加以钻研，固胜徒读集部之书者甚远。……近人研文学者，多徒知读集，实为舍本而求末，故用力多而成功少……”。吕先生进而提出了一个学习文学的参照样本：庄严典重之文字应求之于《书》，《檀弓》则为记事文之极，风韵独绝，《文王世子》文最流畅，《礼运》、《礼器》文最古雅，《学记》、《乐记》文最深纯，《祭义》文最清丽；儒家之文最为中和纯粹，莫如于《小戴礼》中求之，道家《管》、《老》一派文最古质，《庄子》文最诙诡，法家文最严肃，名家之文长于剖析，纵横家文最警快，而明于利害，《吕览》文较质实，《淮南》尤纵横驰骋，意无不尽，“……诸子之文，可谓‘个性’最显著者，欲治文学者，诚不可不加之意也。”
　　 说来惭愧，小子按图索骥，找来吕先生举例的文章，细细读罢，却并不能体会吕先生所言的种种美妙之处，看来我辈非但文字不过关，就鉴赏能力而言，亦有不小的差距。而这种差距，看来是很难弥补了。
　　 手头还有一部吕先生所著《中国制度史》，令小子爱不释手，这书将中国古代制度的方方面面分为十七个题目，分别作概括而系统的论述。读罢这部书，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及政治制度的源流和变迁，就不至于一无所知了。小子有一些关于古代货币方面的疑问，于是先读了此书的第三章“钱币”，该章除正文外，尚有附录“二十五史札记”“论金银之用”“续论金银之用”等，令小子大开眼界而欣喜若狂，虽然该文并没有解决小子的疑问，但还是获益良多，至少小子知道了我国古代自元朝以后才实行银本位，日常经济活动所支付的还是铜制货币；至于“金”，从来就不曾用于日常流通，而只是富贾豪门的宝藏手段，因此并不是一种货币。
　　 了解了历代货币制度，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唐代的府兵去戍所大都要带上不少“绢匹”，那是因为唐代是以绢为货币的，府兵虽有国家薪饷，唯恐不敷用度，故而自己再带些“绢匹”，以备不时之需。府兵除了自备兵器马匹等军需外，还要自筹一定数额的零花钱，这说明唐代的府兵家境普遍是不错的，不象宋代那样，国家为了安置过多的穷人，只好以征兵的方式招集养活起来，防止他们流为盗贼，以致冗兵太多，给国家财政造成难以为继的负担。在唐代（主要是盛唐），穷人是没有资格当兵的。
　　 宋朝养兵极多，养到最后都成了老弱残兵，上不了阵，只好当做仆役来使唤，种种不堪加诸其身，因此逃兵亦多。朝廷于是给这些上不了阵的“厢军”统统面上刺花，称为“配军”，《水浒》中的宋江、武松等人犯了法，发配军中服役，面上也是刺了花的，所以被骂为“贼配军”。宋朝兵虽多，有战斗力的，只是京畿的禁军而已，所以金兵打来，京城一旦陷落，精锐尽失，地方上也就无力抵抗了。这又牵扯到一朝一代的财政制度，唐朝是藏富于民，所以安史之乱，长安失守，各地方还能各自为政，组织有效抵抗，睢阳被围之初尚有谷六万斛，可支一岁，张巡、许远才能坚守。宋朝也许是鉴于唐朝藩镇之祸，矫枉过正，不许地方囤积财富，全年收入的绝大部分解往汴京。汴京一破，历代积蓄尽归金人，北宋朝廷倒成了为人作嫁。地方政府无钱无物，两手握空拳，岂能与金人周旋？故而金人铁蹄，席卷黄河以北，如入无人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