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吕思勉先生的一生，是勤奋著述的一生，更是诲人不倦的一生。对于历史教学，先生一直有其独到的见解，即治社会学是治史学的第一要义。而先生的历史教学实践也自成一格，课内他讲求"高深之学理，以浅显之言出之"，课外乐于和学生定期晤谈，考试命题则倡导以理为主。三尺讲台五十载，先生的历史教学思想和教学风范，当为后世楷模。
关键词：吕思勉；历史教学思想；社会学；教学实践
吕思勉先生，字诚之，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生于1884年2月27日，卒于1957年10月9日，享年74岁。他和陈垣先生、陈寅恪先生、钱穆先生一起被推重为现代史学四大家。"吕先生的一生，不仅是刻苦钻研、勤奋著书的一生；也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一生。"
先生毕生尽瘁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工作，曾先后任教于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修馆、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上海沪江大学。1926年9月，吕思勉先生进入光华大学，从此便与光华终身厮守。尽管抗战期间光华时常欠薪，也有北大、清华、燕京先后相邀，先生均一一辞谢，不顾年逾半百，从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民族史到史学研究法、史学名著研究甚至文字学等课程轮流开课。1951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光华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吕思勉先生也随往，继续传薪授徒。正是在长期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实践基础上，先生形成了他独特的历史教学思想和教授风格，亦为后世的历史教学指示了门径和阶梯。
一
对于历史教学，吕思勉先生一直有其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史学是说明社会之所以然的，即说明现在的社会，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对于现在社会的成因，既然明白，据以猜测未来，自然可有几分用处了?" 所以，在他看来，历史的教授和学习，并不在于灌输和接受多少历史事实，而在于能否根据这些史事，来说明社会进化的真相。此谓"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其实，关于历史教育，我国就一直存有"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及"彰往而察来" 的古老传统。吕思勉先生也认为治历史不同于治文学，并非仅为"多识往事，以餍其好奇之心"，这于知识毫无益处，"又何烦靡此精力日力，多记陈死人之行事乎？""治历史者，将深观往事而知今日情势之所由成，知今日情势之所由成，则可以臆测将来，略定步趋之准则，此凡治史学者皆无异辞者也。" 他的这种历史教学思想，实际上体现出一种经世致用的精神，而研究历史的目的，也就在于"了解过去，懂得现在，展望未来，历史和现实，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不可隔裂。" 并且他所追慕的"经世致用"，非拘于一时一事之"用"，而是"关注国家、民族发展大局，从'根本'上求史学之'大用'。" 只有这样的历史教育才有可能和时代产生一种平衡互动的关系。所以吕思勉先生所提倡的历史教学，就不仅是让学生习得一些历史知识，更要由古及今，"述往事、思来者"，因为"史学之所求，实为理而非事" ，况且"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读书是要知道宇宙间的现象，也就是书上所说的事情；而书上所说的事情，也要把他转化成眼前所见的事情" 才行。
既然历史是用来研究整个社会的变迁的，而"社会见象，繁赜已甚，人莫能揽其全，往往执所见识，欲以解释一切"，惟有社会学能用以说明全社会。 亦即，面对前人记载的一大堆材料，我们必先知观察之法，然后对于其事，乃觉有意义，而从事于观察的，便是各种社会科学，所以各种社会科学，实在是史学的根基，尤其是社会学。先生因而主张教授历史，不妨以社会学为经，以历史为纬，引社会学以解释历史，同时即以历史证明社会学。 在此情况下，中学以下讲授历史，实有问题："历史的可贵，并不在于其记得许多事实，而在其能据此事实，以说明社会进化的真相。而这并非中学学生所能；若其结论系由教师授与，则与非授历史何异？所以中等学校以下的历史，可改授社会学，而以历史为其注脚，到大学以上，再行讲授历史?" 至于大学里的历史教学，虽不敢一定说是以历史事实为社会学的注脚，然历史教授，必须以社会学所说的社会进化作骨干，给学生一个清楚的社会进化观念。历史与社会两学，实相附丽。历史所以陈其数，社会所以明其义也。 史学与社会学理应相辅而行，否则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 总之，吕思勉先生认为以社会科学为根柢，是治史学的第一要义，万不可等闲视之。究其治史特色而言，这一历史教学思想也颇具影响。先生除了阅读旧籍之外，还广纳各种新学说，尤其是社会科学方面的书，也正是在广泛研究社会科学的基础上，他的治学才得以做到圆融通贯。
二
吕思勉先生毕生专心致力于史学研究和史学教学工作，故他在历史教学上已然自成风格。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的教授方法不同寻常。先生讲课时，既不照本宣读，也无需学生一刻不停地抄笔记，因为他授课的内容一般都已写成讲义，而在课前事先印发给了学生。但是真正上堂讲课时，他又从不按照讲义讲解，而是全部按自己最新的见解阐发，用先生自己的话说，便是力图真正做?"讲明"和"讲贯"。所以先生一上课，便会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粉笔，用他那明畅醇厚的文言文在黑板上写上一段话，并且要言不烦，约百字左右，作为提纲，字迹端正而有骨力，然后据此徐徐而谈，言简意赅，时有独到而精辟的见解。讲完一段，再书一段接着讲，粉笔也是用完一支又掏出一支，从容不迫地边踱方步边讲，直到下课铃响，从不多说一句课外话。
吕思勉先生的这种课堂教学风格颇具特色，即使是旧课，也可以做到不重复，且每一次都能赋予其全新而独到的见解。自然，若没有博大精深的学问及深厚扎实的教学功力，要形成此种授课风格决非易事。他的学生叶百丰（颍根）先生回忆道："先生引证《尚书》、《左传》、《礼记》等书的时候，几乎都是脱口而出，他不仅对经文这样熟悉，他讲史籍研究法的时候，一学期讲《史记》，一学期讲《汉书》，对班马二史不仅熟悉，还不时提出个人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都是在《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王先谦补注上所见不到的。开讲文化史课程时，讲到历代文化的演变和发展，上下古今，每引用某种史书的志书时，也是同样的熟悉，先生读书的功力，真是不可及。
正是因为有着深厚的史学功底，先生才能在课堂教学时做到时有鸿论创见，自成一格。然而先生又从不因此哗众取宠，更不作惊人的怪论。先生在光华大学为一年级学生讲授中国通史课时，对《衣食》和《住行》两章所作的阐述就非常引人入胜。他先是在黑板上写下纲要，大意如下：古人食料有：（一）草木之实；（二）鸟兽之肉；（三）鱼鳖。
草木之实，即素食，又称蔬食，由百谷，而九谷，而五谷，最后以稻麦两谷为主食；肉食，为贵者、老者之食，以六畜为最普通，其中，鸡、犬、豕为常食；鱼鳖，乃庶人、众人之食。
烹调方法的进步，饮食渐至奢侈，酒、茶、糖、烟渐次进入我国古人的生活。
在讲完饮食后，先生便作一简明的概括：寝至近世，我国人民的食料，故且称之为"淀粉文化"，而欧洲，不妨名之曰"乳脂文化"。同样，在讲完衣着后，亦概括成"木棉文化"和"羊毛文化"。
能由师傅作具体示范，只能经老师指点，自己边学边领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师傅领进门，修行靠自身"。为此先生还生动地举前人诗句："鸳鸯绣出凭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继又下转语说："金针线迹分明在，但把鸳鸯仔细看。" 他在沈阳高师的做法便是："预科国文五小时，第一至第三星期以两小时讲范文，令学生自看，问乃答之，不能问，然后告之。第四星期以两小时命题作文。其余三小时，悉听学生自行研究，欲读何书，即读何书，如有意思自欲发表，即于此时间内写论文劄记等。三小时之自由读书，教员不加干涉，听其愿读何书，即读何书?" 1940年先生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沪校）讲授史学讲座课，每周上课二学时。他也多在前一次课便布置好由学生提出的下次讲课的内容，下次上课时便先由学生提出若干在自习过程中遇到的重点疑难问题，每次提的问题大概都有四五个，吕先生再择其一二进行讲授。这种讲课方法无疑更能有效针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教师在此期间扮演的则是一种穿针引线的角色。同时先生在讲授时还积极追求"高深之学理，以浅显之言出之"，这种深入浅出的教学方法更有助于学生的理解与领悟。但这种即时答问式的授课方法，若非胸罗全史、熟精掌故并有自己的卓见是很难担当的。
吕思勉先生除了在课堂教学上自成一格，课堂之外更是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故而课余，先生还会安排两小时与学生的随意谈话。即便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先生回故里常州乡间中学教书期间，他也全然不顾花甲之年和每周近二十之多的课时，仍然乐于和青年学生随意谈话两小时。
至于在光华任教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先生更是定期与学生晤谈。每逢星期日上午，他总是约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学生，聚集到一个冷僻地方的茶室里，随便谈论历史学习和研究中的问题。当时，去参加的同学经常会有二三十人，大家围着长桌，促膝相谈。在这里，学生们往往能听到课堂上所听不到的宏论，对于学术上的一些问题，也可以谈得更为深入。这?"史学沙龙"，是吕思勉先生推进学术研究和诱掖后进的一个主要方法。据此，或探讨治学门径；或追溯史料来源；或交流研究心得；或评点著作长短。先生总是侃侃而谈，循循善诱，不少后辈从这里得到许多切实的教益。历史学家杨宽先生就曾多次参加这种"史学沙龙"，并认为受益非浅。也正是在吕思勉先生的引导下，他最终走上了历史研究的道路。除了杨宽，受吕思勉先生提携的如童书业、唐长孺、胡嘉、魏建猷、程应缪等几位学生及年轻学者，当时还都是青年教师，未获大名，但都教书认真，治学刻苦，后来均成为史学界的著名学者。而这?"史学沙龙"，一直持续到抗战期间上海成为"孤岛"为止，抗战胜利后又得以恢复。
先生如此精心殚力培养青年学生，为教育事业尽心尽力，希冀为国家、为民族广育英材，堪称师范。而在当时，适有一个实业团体，请了两位老先生讲书经、礼记，隔日讲一次，因为怕两位先生太累，便托人来请吕思勉先生也去演讲，并答应付给很高的报酬，但为先生谢绝了。先生认为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培养青年学生，哪怕条件再差、报酬再低，他也毫无怨言。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吕思勉先生别具一格的考试方法和考试命题。首先在方法上，他往往出几道题让学生择其一二，全做亦可，以勿抄讲义原文为佳。得分一般都予及格，但要得高分，则除了要能正确运用史料外，分析论述还需有个人的创见，若能做到这点，即使四题中仅答一题，先生也会给予高分。
考试命题则重在对内容的理解，而不强调具体事实的记忆背诵。他批评当时流行的考试题目，重记忆而轻分析。"今日各种试题，大至文官考试，小至学校毕业，多偏责其记忆，甚者非熟诵其文，即不能对。此唐人试帖经墨义之法。……常见中学生徒，预备毕业试验者矣，举数年之所学，而悉温习之于一时，几于废寝忘食，究其所得，数学背诵公式，历史地理，强记人名地名而已。于学识乎何益？况强记之，亦未有不历时而忘者也。""故试题宜以理为主。" 以下便是先生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拟定的两份关于中国社会史和中国通史的考卷。
中国社会史试题：
1、问或谓我国古代人口较后世为得实，其说如何？
2、问历代户口，迄无近实之数，其最大的原因何在？
3、闻近代调查户口，初由编审，继凭保甲。或谓编审初非调查户口之政，保甲亦非调查户口之司，真正之户口调查，我国久无其事，其说然欤？
中国通史（丙组）试题：
1、文化之进步，究系环境关系？抑或种族关系？
2、一治一乱之现象，是否不可变动？
3、近代史前史之发现，论者谓系学术上一大进步，其故安在？
4、家庭制度之成立，究因两性关系？抑因生活问题？
5、两性间之妒忌，是否人类之天性？
6、同性不婚之理由安在？与近亲不婚，是一是二？
7、或谓中国古代内婚制及母系氏族，维持较久，其说然否？
8、或谓现在法律离婚之诉，当定原则上自妻提出者无不许，其说可行否？
9、或谓野蛮民族之制度，每较文明民族为合理，其说然否？试就婚姻制度评之。
读吕思勉先生当年所拟的考卷，我们会发现这些考题都并非纯粹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也都是当时社会上的热点问题。中国古时的读书人向来崇尚和向往所谓的"经济之学"，即一种经世济民、经世济邦的学问。我们的历史教学也理应与现实社会紧密结合，"让学生通过历史的学习，知道自己应走的路，所处的地位和所要尽的责任。" 吕思勉先生的这种历史教学思想实际上与他的"研治历史以说明全社会"的史学观念是一脉相承的。
三
吕思勉先生一生淡于名利，专心教学与著述。在历史教学方面，他还有诸多值得我们重视的教学思想和教育实践。
（一）注重教学与科研并进
先生一心从教，孜孜以求，他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做到了通贯圆融，同时追求教学与科研并进。而事实上，他也是能把教学和科研进行有机结合的良好典范。他大多数历史著作的初稿，原先都是为适应历史教学需要而写的讲义，后来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又在研究的基础上不断进行修改，最终写成著作。
先生的成名作《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就是"在中学（执教）时之讲义及所参考之材料，加以增补而成。" 这是我国史学界第一部有系统的白话本的通史著作，被顾颉刚先生誉为"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纪元"。全书约60万字，分成4册，上起远古时代，下至民国十一年华盛顿会议。1923年9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印行，1935年4月出版国难后修订第四版。可见该书发行量之大，流行之广和影响之深，长期以来一直被用作大学的教本指导着历史教学工作。
他所撰的第二部通史著作《吕著中国通史》也是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成为"孤岛"时，为了适应当时大学文科教学的需要，便将"予在大学所讲，历年增损，最后大致如是。" 此书上册于1940年5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发行，下册延至1944年9月才由开明书店出版。
转入华东师范大学以后，为符合当时教学上的需要，吕思勉先生还编写了一系列中国通史的教学大纲，有《拟中国通史教学大纲》、《中国通史的分期》、《中国通史晋朝部分纲要》等等。这些大纲都有详细的要点概述。在教学需要促进了他的研究工作的同时，他的科研成就也反过来推动了教学工作。如《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1924）、《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教科书》（1924）、《高级中学用复兴教科书本国史》（1934）、《高中复习丛书本国史》（1935）、《初中本国史》（1946）等历史教科书都是先生史学研究的结晶。同时他还把科研成果及时地反馈到课堂教学中去，以浅显之言语阐明高深之学理，引导学生逐步走上治学之路。
（二）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先生自己虽然熟读史籍、传薪授学，但却一贯反对所谓纯学术及为学术而学术等论调。因为在先生看来："人能作实事者多，擅长理论者少，同一理论，从事实体验出者多，且较确实，从书本上得来者少，且易错误。历来理论之发明，皆先从事实上体验到，然后籍书本以补经验之不足，增益佐证而完成之耳。故致力于书本，只是学术中一小部分，专以此为学术，于学术实未有知也。" 先生尝说："予虽教人读书，并不主脱离实际。" 因为"学问决没有离开实际的，离开实际的，只是'戏论'。" 且恒戒学者："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须将经验与书本，汇合为一，知书上之所言，即为今日目击之何等事。"
故先生主张教育要与社会密接，他要求学生多读新出的杂志书籍，"要新旧并读，尤其是要多了解今日的社会、今人的思想"，先生以为"生今之世，总不容不了解今人之思想"。 而先生平时就留意观察社会的种种变化，哪怕是极细微的地方。如他平日便非常关注现实社会中的赋税、物价、水利等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并有详细的记录，还曾撰文讨论江南水利和地方田赋过重的问题。试图将史事与目前的某些情况贯串起来研究，以期历史科学能用于指导现实生活，促使社会进步。
（三）注重教育的普及化
吕思勉先生在潜心于高等院校的历史教学的同时，还大力提倡"普及民众的历史知识"，他认为这"也是历史研究者的重要职责之一"。 "教育不但要施于少数人，还要使其影响扩大而及于全社会。所以古人不大说教育，而多说教化。" 1914至1917年间，他在上海中华书局任编辑，编写了《关岳合传》、《苏秦张仪》、《国耻小史》、《中国地理大势》等通俗史地读物，目的就是想做一点历史地理的普及工作?６鲇谕哪康模盅≡窳巳嗣撬煜さ娜贝睦罚戳艘槐尽度坊啊贰Ｋ约旱难芯克茫钊肭吵龅亟彩稣舛卫罚镏嗣蔷勒酝蟮睦饭勰睿鍪鲆恍┪叭怂鍪拥氖肥拢璐硕悦裰诮欣方逃砸既嗣怯谜返姆椒ɡ囱袄贰?
先生强调教育普及的重要性，是为了通过教育，发动社会来改造社会。他说："大抵要改造社会，决非少数人所能肩其责任，以少数人肩其责任，必至于举鼎绝膑，本来的目的未达，反生出种种祸害"，所以"能改造社会的，只有社会。即要改造社会，必须社会全体，至少大多数人有此愿望，能够了解。……我们如何能使人人有改革的志愿，了解改革的意义呢？这个便是教育。" 先生尤其把改革的希望寄托于年轻一代，他一边鼓励职业青年多读书，一边根据自己的治学心得，写了《我学习历史的经过》、《社会科学是史学的根基》、《职业青年的治学环境》、《中国史籍读法》等文，为青年学生指点门径，并对社会上流行的认为学问无用、学者无用的流俗进行了批评。
（四）注重教书和育人相结合
吕思勉先生一生视名利为学者之大忌，他常常教导学生："真正的学者，乃是社会的、国家的，乃至全人类的宝物，而亦即是其祥瑞。我愿世之有志于学问者，勉为真正的学者。如何则可为真正的学者？绝去名利之念而已。""自利，从来未闻成为一种学问。志在自利，就是志于非学，志于非学，而欲成为学者，岂非种瓜而欲得豆，种豆而欲得瓜？不诚安得有物？然则学问欲求有成，亦在严义利之辨而已。"
1918年，先生曾在《论学风变迁之原因》一文中，分析过历史上的学者因过于看重名利而带来的弊端。所以他告诫有志研究的学生们：不要稍有名望，就放弃自己长期的研究计划，随便投合出版商的要求去写文章或著作，否则就不免误入歧途，结果文章发表不少，名誉也不小，学术上却没有什么成就。 而宜乘少年有为之时，踏实治学作事，不汲汲于闻达，"此为建功立业之基，亦为安身立命之本。""凡人之建树，有一分实力，则有一分成就，无可徼幸，此理至经历多后自明。但人恒苦闻道不早，以少年可以有为之时，弃之于务外为人之境，以致白首无成，此最可惜。"
为人应淡泊名利，治学当尽心平心，本着这样的认识，先生特别重视?"孤寒志学"者的培养。他认为贫寒子弟的淫逸夸毗之习较少，精神较振作，办事较认真，为人处事更有诚意。而有了诚意，"其才可用诸正路，其学乃真能淑己而利群，不至于恃人以作恶，曲学以阿事。" 可见，在治学之外，先生看重的是品性的陶熔。而先生自己更是立身以正，终身自持。
三尺讲台，先生默默耕耘了五十春秋。他的历史教学思想和教学风范，当为后世楷模。最后，就用先生在光华大学初创历史系时拟就的一稿为他的历史教学思想作结："吾国史学夙称发达，惟今学问观点不同，一切旧籍均应用新方法整理，而非略知旧时史学门径，则整理之工作，亦无从施。至于通知外国史事大概，明了现今世变之所由来，进而精研西籍，更求深造，亦今日学者所应有事也。本系之设，虽未敢侈言高深，要必先立平实之基。为进求高深之渐，求精确而勿流于琐碎，务创获而勿涉奇衺，凡我同学，宜共勉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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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年8月第一版。
3、《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4、《吕思勉遗文集》（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9月第一版。
5、《蒿庐问学记》，三联书店1996年6月第一版。
6、张耕华：《吕思勉：史学大师》，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
7、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第一版。
8、吕翼仁：《回忆我的父亲吕思勉先生》，载于《历史教学问题》1998年第2期。
9、张耕华：《治学 修身 改革社会--略论吕思勉的文化遗产》，载于《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
10、汤志钧：《吕思勉》，载于《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2期。
作者简介：孙敏震，1977年生，女，历史学系2000级硕士研究生，师从张耕华副教授，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
（责任编辑：瞿 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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