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诗人陈梦家，笔名漫哉，1911年4月16日出生于南京西城的一所神学院中。祖籍浙江上虞县。父亲陈金镛曾长期任上海广学会编辑，时年已四十。他曾亲自创办了南京的这所神学院，并任“提调”（院长）之职，是一位忠厚纯朴的长者。陈梦家的童年是在非常浓厚的宗教气氛中度过的，在他的世界观与艺术个性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陈梦家自幼在那种多子女的家庭扭转与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长大，系由他在南京汇文女中任教的三姊陈郇磐抚养成人。他自幼喜读古诗，尤其是唐诗，并长期在教会学校学习。五岁到南京四根杆子礼拜堂附设的小学读书。八岁那年，父亲遭仇敌诬陷，被赶离了神学院，举家迁居上海，他改进圣保罗小学。1920年春，他随其三姊回南京，第二年升入中学。颠簸在社会风浪中的上层知识分子小康家庭的生活环境、传统文化的影响与教会学校中欧美文化的教育，造就是陈梦家充满矛盾的思想、气质与个性。

　　1927年夏，他高中尚未毕业，就考入南京“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法律系。这时他正做着一个十六岁少年的天真的梦。他是这样描绘他当时的生活的，作为这些梦之花的结果的，则是一些自由体的小诗。就在这时，他遇到了在中央大学任教的闻一多与徐志摩。从此，他的生活道路已注定与这两位老师的影响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闻一多1927年秋到中央大学任外文系主任，教授英美文学，陈梦家常去听课。闻先生讲授的英美浪漫主义诗歌与诗歌格律化理论深深打动了这位少年诗人的心。闻一多对这位天资聪颖的学生尤为器重，曾屡次对朋友称道，师生结下了终生之谊。1928年起，陈梦家在创作中“开始以格律束缚自己”，这些诗“有个相似的外貌：它们都属于一个节奏，它们都切划得一般整齐。”（《〈梦家存诗〉自序》） 1928年秋，闻一多离开中央大学。次年，徐志摩应中央大学校长张君谋之聘，任外文系教授，讲授欧美诗歌。陈梦家的才华得到徐志摩的赏识，诗作《那一晚》由徐志摩推荐，以“陈漫哉”的笔名揭载于《新月》月刊2卷8号上，这是他首次公开发表作品。陈梦家当时的创作，受徐志摩那种用“圆熟的外形，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茅盾：《徐志摩论》）的诗风影响甚深，也有一些诗是模仿闻一多的（如《葬歌》模仿《也许》）。他的诗虽兼具闻诗格律谨严与徐诗轻俏流丽之长，但当时他艺术修养上没有徐志摩那样精深的西方文学的造诣，思想意识上一时也缺乏闻一多那种对祖国的强烈政治责任感，“所作却都似微弱的幽幽的恍如海上的声音”（《〈玮德诗文集〉跋》），给人以轻渺、空疏之感。

　　1929年夏，安徽桐城人、方苞后裔方纬德进中央大学外文系学习英国文学，与陈梦家结为诗友。1930年前后，以他们为核心，集合了一批青年诗人。同时，陈梦家的同学梁镇、沈祖牟等人也由徐志摩推荐，常在《新月》月刊等杂志上发表诗歌。南京诗人群的形成，成为后期新月诗派的先声。

　　受闻一多、徐志摩诗歌理论的影响，1930年1月，年仅十九岁的陈梦家在《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1卷7期上发表诗论《诗的装饰和灵魂》，宣告了指导他诗歌创作的完整的艺术主张。

　　首先，他认为诗就其本质来说，“是美的文学”，即“诗应当是可以观赏的歌咏的思味的文学”，因此，“诗必须具有其独具之形象与灵魂。”

　　其次，他将诗的成分，“简要的可从其性质分为两种：一是外在的形式，就是韵律，”“一是内在的精神，就是诗感。”在诗的形式上，他主张“用美术和音乐的调配，便因美观的格式与和谐的音韵所生出的美感，衬托‘诗的灵魂’。”同时他又指出：“诗的灵魂－－就是诗的精神——应当较之外形的修饰更其切要。”诗在内容上“不仅是一些平凡的描摹与感慨，更其要有哲学意味。”

　　最后，在风格上，突出地强调“诗，要其有自然的格式，自然的音韵，自然的感情”，要“哲学意味溶化在诗里。”

　　陈梦家的新诗理论，纠正了前期新月诗派偏于强调形式因素的倾向；承认“诗感的来临是因于内心接受外物印象的击应”；在诗美学与新诗艺术规律上，继承了前期新月诗派“使诗的内容及形式双方表现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于赓虞：《志摩的诗》）的主张，并作了更为深入有益的探讨。但他在诗歌创作的根本问题、即创作目的与创作动力问题上，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这较之前期新月诗派用诗歌艺术表现“我们这民族这时期的精神解放或精神革命”（徐志摩：《〈诗刊〉并言》）的认识大大后退了一步。陈梦家的这种反功利主义的艺术观显然是与他的老师徐志摩思想的影响分不开的。大革命失败后，在思想与创作上，徐志摩由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单纯信仰”的追求而“流入怀疑的颓废。”（徐志摩：《〈猛虎集〉自序》）虽然他对国民党新军阀的独裁统治有所不满，却同时又借口“不崇拜任何的偏激”，“不能归附功利”（徐志摩：《〈新月〉的态度》），写下如《西窗》这样的攻击革命文学运动的诗歌。这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十年内战时期政治立场的反映。陈梦家当时身为徐志摩的入室弟子，与徐氏时相过从，头脑中不免打下徐志摩思想的印记，所以他跟在徐志摩后面亦步亦趋地宣传反功利主义的艺术观，攻击“所谓革命的新诗是变为无次序的无音韵的杂乱的烦嚣的呼声”（陈梦家：《诗的装饰和灵魂》），这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因素的。

　　然而，三十年代初，激烈动荡的社会环境使身居于深墙大院高等学府内的陈梦家面前，也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0年初，陈梦家写下《秦淮河的鬼哭》一诗，描绘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城的恐怖阴森的画面。诗人蛰伏在内心深处的爱国心驱使他怀着“一束隐忧”从“年青人的颓废病”中回眸视悲惨的现实人生。然而，他的教养、他所生活着的社会圈又常常使他没有勇气去进一步正视这个丑恶的、凄凉的社会。他不得不“再去做梦”，在诗苑里“幻想”和“徘徊”（见《五月》）。陈梦家这种精神状态，是后期新月诗派中一大批中上层小资产阶级诗人思想倾向的代表。

　　1931年是陈梦家文学活动最为繁忙的一年。早在1930年初夏，他就与方令孺、方纬德商议，拟继当年《晨报副刊》的《诗刊》后，再办一个《诗刊》。是年的7、8月间，因父亲患病，陈梦家来到上海，把南京诗人的建议告诉了徐志摩，得到赞同。徐志摩立即发信征稿，与陈梦家筹备《诗刊》。1930年冬《新月》3卷之号刊出《诗刊》广告，宣布“我们几个《诗刊》的旧友想多约几个对诗有兴味的新友再来一次集合的工作。”1931年1月20日，由徐志摩主编、陈梦家担负实际编辑工作的《诗刊》季刊在上海以“诗社”名义出版，撰稿人除闻一多、徐志摩、饶孟侃等前期新月诗人和南京诗人群成员外，还有林徽音、卞之琳、孙毓棠、曹葆华等新加入的北京青年诗人，标志后期新月诗派的正式形成。而在这一过程中，年龄还不到二十岁的陈梦家已成为新月诗派的一员主将。

　　同月，陈梦家的第一部诗集《梦家诗集》由新月书店出版，书很快销售一空。不少杂志发表了书评，连广东汕头一家不太知名的刊物《滨海文艺》都发表了专论，使陈梦家的诗名大噪。1931年7月，《梦家诗集》增选后再版发行。

　　这一时期，陈梦家还曾创作过一些散文与小说。他所作的中篇小说《不开花的春天》，1931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小说用书信的形式叙述一对青年的爱情故事，曲折地反映了陈梦家苦闷的内心世界。

　　1931年夏，陈梦家毕业于中央大学，获得律师执照，从南京小营移住市郊兰家庄。7月，应徐志摩之邀赴上海，住天通庵，负责编选新月诗派的主要代表作－－《新月诗选》。陈梦家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选出前、后期新月诗派主要诗人的代表作共十八家八十首，把这些处于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社会地位与政治思想倾向的诗人在艺术流派的体系上联系起来。他在这部诗选集的《序言》中，从新诗发展史的角度，总结了新月诗派的艺术理论，指出新诗十多年来的成绩犹如长江的涓涓的水源，尚“在山涧里悄悄走着生命无穷的路”，而新月诗派“自己相信只是山涧中一支小小的水”，在“忍耐的开辟新的路子。”并表示“主张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差不多是我们一致的方向”，“态度的严正又是我们共同的信心。”他的这些理论主张未出徐志摩艺术思想的巢臼。

　　1931年9月，徐志摩将《诗刊》交予陈梦家主编。11月19日，这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诗哲”在济南附近的党家庄触山坠机身亡，导师的临终遗言与悲剧性的命运引起陈梦家内心的震动和深沉的思索。他在徐志摩逝世后的第四天，创作了新诗《致一伤感者》，批判了感伤主义的思想情绪：伤感在穷人是一件奢侈的事，／快乐在人手上，也在人心上。／－－世界不全是坏的。

　　不久，陈梦家在其主编的《诗刊》第4期《叙语》中对后期新月诗派创作的“题材走到今天太狭隘了”的现象深为不满，表示“很想把新诗的内容更要扩大”。这一些，预示了他创作思想转变的信息。

二

　　1932年1月，陈梦家编完了老师徐志摩的遗稿《云游》集，整理了自己19丑年夏季后的诗稿，结集为《铁马集》，便毅然停办了后期新月诗派的刊物《诗刊》，结束了交织着迷惆与痛苦的学生时代。

　　正当陈梦家规划自己未来生活的时候，“一·二八”战争爆发了！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日寇的隆隆炮声震醒了深埋在诗人心底的炽热的爱国主义激情。战争的第二天，他即与同学刘启122旅旅部，参加抗日宣传工作。陈梦家等人随122旅旅部自南翔经刘行、嘉定、杨行、顾家宅、真如、大场一线向蕴藻滨前线挺进。2月1日军队进驻南翔镇时，陈梦家在车站伫立三天三夜，目睹无家可归的妇孺老幼在雨雪中踉跄行走，沪宁线上的难民行列婉蜒长达数十里。他心如刀绞，写下《哀息》一诗，发出“谁教我们这样的？”的责问。2月13日，部队在季家桥与日寇雪中大战。122旅第5、6团任前锋，与敌寇肉搏终日。陈梦家等亲临火线，抢救伤员。他看到勇敢的中国士兵们在弹雨中无畏地冲杀，挂彩的伤员染成了血人，有的战士牺牲时仍保持着托枪瞄准的姿势。田野上到处是抗日志士的新坟。在战士墓前，陈梦家写下了动人肺腑的悲壮诗篇－－《在蕴藻浜的战场上》：在蕴藻浜的战场上，血花一行行／间着新鬼的坟墓开开在雪泥上：／那儿歇着我们的英雄－－静悄悄／伸展着参差的队伍－－纸幡儿飘。／苍鹰，红点的翅尾，在半天上吊丧。现在躺下了，他们曾经挺起胸膛／向前冲锋，他们喊杀，他们中伤，／杀了人给人杀了，现在都睡倒／在蕴藻浜的战场上。交给你，象火把接着火，我们盼望，／盼望你收回来我们生命的死亡！／拳曲的手握紧炸弹向我们叫：／那儿去！那儿去！听我们的警号！／拳曲的手煊亮着一把一把火光／在蕴藻浜的战场上。

　　他还在季家桥前线用民歌的风格写下《老人》一诗，描绘农民对故上的热爱。这些在抗战前线写下的史诗般的作品，是“一·二八”事变珍贵的实录。诗人在构思时“有意摆脱所有形式的羁绊”（《〈梦家存诗〉自序》），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标志陈梦家新的创作阶段的开始。

　　2月下旬，陈梦家从淞沪前线返回上海。3月，应闻一多先生之邀到青岛大学任闻先生的助教，并在闻先生的指导下，开始研究甲骨文。4月，陈梦家修改他在淞沪前线所写的诗，结集为《陈梦家作诗在前线》。

　　他在青岛写下的诗，如《海》、《小诗》，已完全脱开格律化的巢臼，另辟蹊径。他后来谈到其创作前期的格律化新诗时说：“有人认为这就是我的好处，是错了。”“这把锁压坏了我好多的灵性，但从这些不自由中，我只挣得一些个造字造句的小巧。”（《〈梦家存诗〉自序》）在创作实践上，前期新月诗人大多初期作品形式自由，后来慢慢走上格律化的路，后期新月诗人如陈梦家、方纬德则大半是初期作品格律谨严，后来迈向形式自由的路，这个文学现象表明新月诗派形成和解体的过程。年青一代新月诗人纷纷感受到脱离社会现实尝试形式上的实验是条绝路，各自努力探索新诗发展的新途径。

　　1932年夏天，闻一多与陈梦家相继离开青岛去北平。临行前师生登上泰山，敞襟临风，饱览祖国山川的秀色，这在陈梦家的心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9月，闻一多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陈梦家也由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教授刘廷芳推荐，到该院学习。后为院长赵紫宸所望重，并与其爱女赵萝蕤女士缔给良姻，成为终生的知友与伴侣。

　　1932年10月，日寇的侵略魔爪已伸向关内，整个华北处于危急之中。是月22日，陈梦家应邀在北平青年会南厅发表题为《秋天谈诗》的讲演。在讲演时陈梦家大声呼吁：“让我们个人的感情渐渐溶化为整个民族的感情，我们的声音化作这大群人哀泣的声音，不只是哀泣，还有那种在哀泣中一声复兴的愿望。”

　　1933年初，日寇的铁蹄终于践踏在热河的土地上，陈梦家义愤填膺，决心自行出榆关到前线为保卫祖国效力。1月13日，方纬德、瞿冰森等同学在北平东城灯市口燕京校友会召开欢送会。次日凌晨，陈梦家离北平经古北口奔赴塞外。途中目睹奇丽峻伟的塞北风光，爱国的赤子之情油然而生。他根据那时的观感所作的《古北口道中》、《承德道中》等诗篇，诗风雄阔奔放，别是一番气象。

　　1933年3月初，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热河不战而失，整个华北处于危急之中。陈梦家满腔的报国热忱付诸东流，他悲愤地从前线返回北平。是年9月，他到安徽芜湖任广益中学的国文教员，住在狮子山青阳庐。在芜湖陈梦家创作了两部气势磅礴、构筑宏伟的抒情长诗《往日》与《泰山与塞外的浩歌》，达到了他诗歌创作的顶峰。《往日》是用长诗形式回顾自己经历的作品，分《鸿蒙》、《昧爽》、《陆离》三章，风格奇幻瑰丽，多姿多彩，是一部浪漫主义的力作，显示了诗人过人的才气。八百行的长诗《泰山与塞外的洽歌》更是新诗苑中的一朵奇葩。火焰般迸喷的爱国主义激情如崩云裂岸的浩荡大江奔泻于一气呵成的湍急的诗行间，令人目不暇接。

　　此诗苍凉悲壮，论者以为兼有“李白诗中的涵养”和“岑参边塞诗的气魄”。它是作者回顾当年在山东登临泰山与出塞抗敌时的观感而作。它与同时所作的《西山野火》、《黄河谣》等爱国主义诗篇不愧为我国新诗史上的佳作！

　　1934年1月，陈梦家的诗集《铁马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同月，陈梦家赴北平为燕京大学研究院研究生，专攻古文字学。这时他的主要精力已移向学术研究，但课余常在津、沪《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及《文艺月刊》、《新诗》月刊等报刊上发表诗作。他后期的诗作，诗风老成，技巧纯熟，但已失却了前一阶段的激情，表现一种“想在百袖衣上捉虱子，晒太阳”（《小庙春景》）的闲适自如的意趣。1935年8月，陈梦家从他历年所作的100余首诗中精选出23首，结集为《梦家存诗》，以作为其“七年写诗的结账”。他在诗集的《自序》中总结了自己创作道路的成败得失，倾诉了自己心目中的审美理想。然而，诗人不久即放下了他的诗笔，使我们无以领略他心中所盘旋的诗美的极致了。

三

　　陈梦家在艺术上的成就，一直为文学史家们所称道。陈梦家自称最欢喜抒情诗，他的主要艺术成就确在抒情诗上。在创作中，他首先着力的是塑造特具个性的抒情形象。综观陈梦家的诗作，可以体味到一个飘逸的虔诚的青年诗人的总体形象。

　　每个作家都在他的创作中实践他的美学追求，诗歌这种精致的文学形式尤为集中地体现了作家的审美理想。穆木天说陈梦家的诗“好如一片秋空，具有着静闲的优然的美。”（《〈梦家诗集〉及〈铁马集〉》）确实道出了它的审美特征。阅陈梦家的诗，处处感受到一种纯练而质朴的美。陈梦家的诗意境和风格虽淡如轻烟，“却不陷于一看兴尽的境地”（希隽：《论〈梦家诗集〉》），给人无穷的回味。他的诗具有丰富的哲学意味与深沉的内蕴。

　　陈梦家的诗歌创作，无论在艺术思想还是表现手法上都受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甚深。他尤为推崇布莱克那种“在简易的外表后面隐藏着深刻的人生见解”的诗风（见阿尼克斯特：《英国文学史纲》）。对于布莱克诗中所弥满的那种略带神秘感的哲理情趣，陈梦家也深得其中三味。英国诗人霍思曼好在结尾处出奇制胜、造成余味无穷的艺术效果的所谓“戏剧的拂拭”的技巧，以及布莱克用重迭复沓的诗句表现情感的手法，都被陈梦家巧妙地运用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显示了他的艺术造诣。

　　陈梦家在三十年代的诗名很大，曾与闻一多、徐志摩、朱湘一起被目为新月诗派的四大诗人。1936年在伦敦出版的第一部英语版的中国新诗选本－－《中国现代诗选》中曾选入他的诗。陈梦家评论徐志摩在新诗史上的历史贡献时说：

　　在这小小十年中，志摩先生尽了他的力在创造新诗的风格，并介绍西洋的诗歌……不光是诗的形式，就在内容上他主张溶合一切，让诗代表时代或民族不可错误的声音，也成为一个人灵魂真实的歌唱。（《（诗刊）叙语》）

　　陈梦家对新诗的贡献也是在这些方面。但正如臧克家所评价陈梦家的：“他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年轻，高才，缺乏的是实生活，是人生艰苦的磨炼。”（《我的诗生活》）因而他的歌喉始终没有融人大时代的群众的合唱中。

　　1936年9月，陈梦家获硕士学位，留燕京大学中文系任助教，从此全力专注于中国古文字学、古史学的研究。在闻一多先生的指导下，不少后期新月诗人如孙毓棠、俞大纲、孙洵侯都由诗人成为学者，走上同一条路，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或兴趣的转移，而是出自深沉的爱国主义精神，诚如闻一多先生所自述的：要当“杀蠢的芸香”，“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给臧克家先生》）这也是陈梦家所孜孜以求的。

　　1937年7月，抗战爆发，陈梦家由闻一多先生推荐，到长沙清华大学教授国文。是年秋，赴昆明西南联大任教

　　1944年秋，经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和清华大学金岳霖教授介绍，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古文字学，1947年夏，曾历游英、法、瑞典、丹麦、荷兰等国。他在国外以极大的爱国热情与惊人的毅力，备尝艰辛，致力于收集流散于欧美的我国铜器资料。1947年秋，他拒绝别人劝他留住美国的要求，毅然启程回归祖国，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转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并兼任考古所学术委员会委员、《考古学报》编委、《考古通讯》副主编。解放后陈梦家先生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投身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古文字学、年代学和古史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在国内外赢得很大的声望。他业余与诗人郭小川、艾青等时相过从，并写过文艺短评与咏物写景的小诗，很受读者欢迎。

　　1957年，陈梦家先生被错划成右派，但政治上的打击并未使他治学的毅力稍减。就在那些最严峻的日子里，陈梦家仍在工作室里埋头工作。他用了十年时间，将故宫的九百张铜器拓片与夏商周“三代”的著录一一核对。然而，这位为新诗发展与学术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的诗人与学者，竞于1966年9月3日在林彪、“四人帮”的政治迫害下含冤逝世，年仅五十五岁。

　　1978年12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京举行了陈梦家先生追悼会，对他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榨出自己的血甘心酿别人的酒”（《自己的歌》），陈梦家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人民将永远不会忘怀这位赤诚的诗人与学者。

　　梦家在中央大学学的是法律，最后得了一张律师执照。但是他没有当过一天律师而是从十六岁便开始写诗，1931年出版了第一册诗《梦家诗集》，并立即出了名。那时他还不到二十岁。

　　1944年秋，他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和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金岳霖介绍，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古文字学。选读他这门课的美国学生寥寥无几，只四五人，但正像他初到纽约答一家小报的记者问时说的，他到美国来主要是要编一部全美所藏中国铜器图录。在美国三年中，他就是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从第二年开始他遍访美国藏有青铜器的人家、博物馆、古董商，然后回到芝加哥大学的办公室整理所收集到的资料，打出清样。多数私人收藏家都是富贵之家。否则谁买得起一件、两件，乃至数件精美绝伦、价值昂贵的中国青铜器呢？梦家是无所顾忌的，只要是有器之家，他是必然要叩门的。他和所有藏家、古董商、博物馆几乎都有通信关系，并留有信件的存底。他胜利地完成了他尽全力想要完成的工作。

　　在美国的三年中，除编写庞大的流美铜器图录外，他还用英文撰写并发表了《中国铜器的艺术风格》、《周代的伟大》等文章，并和芝加哥艺术馆的凯莱合编了《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

　　回到清华的第一年他为学校购买了许多祖国文物，并成立了“文物陈列室”。1952年院系调整，他由清华转到科学院考古所工作。1956年他用《殷墟卜辞综述》的稿费在钱粮胡同买了一所房子。从此他一个人占有了一间很大的寝室兼书房，在里面摆下了两张画桌。这一大一小两画桌拼在一起成了他的书桌，上面堆满了各种需要不时翻阅的图籍、稿本、文具和一盏台灯。梦家勤奋治学有着很好的物质条件。他身体好，不知疲倦，每天能工作差不多十小时到十二小时。他肩上曾长过一个脂肪瘤，有几个拔掉了龋齿留下的空隙没有填补上。但是他终于把瘤子割除了，牙也修配好。在这两件事办完后，我笑对他说：“现在你是个完人了。”

　　梦家喜欢朋友，对朋友从不苛求。他爱戴老人，如徐森玉、容庚、于思泊、商承祚诸先生；也亲近青年，对他们无所不谈。他很喜欢去看望朋友，海阔天空地畅谈一切。他喜欢游山玩水，虽然这样的闲暇和机会不多。他在家里因忙于工作，没有什么体力劳动，但需要劳动的时候，他不怕脏，不怕累，而且兴高采烈。他不大喜欢活动量较小的、单独的休息方法，不喜欢种花，不喜欢照相（他有一个可以拍摄文物和书籍的照相机），不喜欢听音乐。但是他喜欢看戏（各种形式的），喜欢写这方面的评论文章和泛论文艺的小文，如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的《论人情》等，据说这些文章很受读者欢迎。不过他新诗作得很少。他写过《甘地》一诗，写过几首咏景物的小诗，曾在《诗刊》上发表。他喜欢和郭小川、艾青等同志交朋友。

　　他还有一个癖好，那就是用几乎他的全部收入购买明代家具。这些家具已如他所愿，全部归了国家。

　　他的兴趣很广，但是他的主攻方向仍毫无疑问是古史、古文字和古籍的研究。1964年，家里有了电视机。他几乎天天晚上看电视。看到晚上9点半、10点、10点半，我睡觉去了，他才开始工作。有时醒过来，午夜已过，还能从门缝里看到一条蛋黄色的灯光，还能听到滴答－－滴答－－他搁笔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房间才完全黑了。但是他还是每天早起按时上班，傍晚按时下班。他在所里、家里各有一套比较完备的常用书，在两处都能有效地工作。在三十年的时间里，他在占有详尽资料的前提下，写了许多文章，著了许多书，编了各种图录，还留下了一本完成、未发表的大约二百万字的遗稿和未整理完毕的其他资料。现在考古所的同志们常常想念他，并为了整理他的遗稿作了不少工作。梦家该可以瞑目了吧。

来源：人物a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