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昨天我在一塌糊涂和未名转贴了几篇关于陈梦家先生的旧文，引起一些讨论，有一篇回帖写的很真诚，然而其中却有很多错误，引发我撰写此文的念头。没想到一动笔就收不住（这是我的老毛病），而且越写越激动，自己也知道写了很多不该由自己来说的过头话。不过我也不想隐瞒自己的想法，在此也向陈先生学习，和盘托出，希望诸位师友批评指正）
　　 很久以来我一直想为陈梦家先生写点东西。陈先生是古史和古文字学界我最敬佩的学者之一，不过也是一个争议很大的人物。听说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朱德熙先生问夏含夷，国外汉学界对陈梦家和唐兰两人有何评价，夏含夷毫不犹豫的说陈梦家的贡献比唐兰大，朱先生很吃惊的说：“不会吧，唐兰的学问比陈梦家可大多了”。这个掌故实际上说明了中外学术界的巨大观念差异。中国的传统国学强调“根底扎实”，尤其是古文字学界，特别重视文献功底和小学修养，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评价一个学者的学问怎么样，多数时候是看你肚子里装了多少书，而不是看你写了多少东西，张政烺先生文章不多，可谁提到他都伸大拇指。而西方学术界强调研究的“科学性”和“系统性”，特别重视资料的全面、客观和方法的规范，在他们那里，“学问”不是比“积累”，而是比“成果”，看你给学术界、给后人留下了多少东西，提供了多少方便，造成了多大影响。朱先生是语言学大家，以语言学修养治古文字多有创获，但他的观念深处仍然摆脱不了乾嘉以来的朴学传统。他的看法在国内学术界颇具代表性（据我所知，在朱先生的同辈及上一辈学者中，瞧不上陈梦家的人很多）。
　　 陈梦家是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然后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读研究生，其中有家庭背景的影响，他的父亲就是一位新教牧师。他之所以对古史发生兴趣最初是出于对中国上古宗教的关注，他最早发表在《燕京学报》的两篇文章：《商代的神话与巫术》、《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都是围绕这个问题（他之所以与赵萝蕤结为伉俪也与两人的家庭出身有关，赵萝蕤的父亲就是著名基督教活动家、神学家赵紫宸）。由于关注上古宗教而关心古史，进而钻研古文字，从诗人转为学者，在古史和古文字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最终也没能回到他最初关注的古代宗教课题上来，这种歧路亡羊的感觉很多治学者都深有体会。从陈梦家的治学道路看来，他并没有受过多少传统“国学”训练，他的“功底”也并不扎实（在他六十年代研究温县盟书之前，他甚至连《左传》都没有通读过），但正因为如此，他才更少受到传统“国学”的束缚，能够在研究中引入现代西方学术规范。陈梦家学术上的突飞猛进是在50年代初期，这与他抗战后去美国访学的经历有很大关系，可以说他第一次在古史和古文字领域引入了“现代”学术方法，直到今天仍然显得很“超前”。
　　 陈梦家治学的特色可以概括为三点：全面、系统、规范。搜罗材料巨细无遗，而在处理材料时又十分谨慎，不同性质、年代的材料分类整理，各自形成谱系，不相混淆。在论述问题之前将所有材料和盘托出，让人一目了然，有门径可循，其论点是否成立倒在其次。有很好的大局观，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材料，尽量把各方面的线索梳理出来，指出问题所在和今后的生长点。他在一个阶段中往往只集中精力于一个领域甚至一个课题，将所有有关的材料一网打尽、竭泽而渔（据说他的书房里摆着几张大书桌，这一段关心什么问题，摆的都是相关的书籍资料，摊满一桌子，这个课题结束，所有的书都撤掉，转入下一个问题。研究铜器铭文，他才去读《尚书》，研究温县盟书，他才去读《左传》，这种读书方法也跟传统“国学”为读书而读书的原则大相径庭），然后力求在这一领域建立起基本的框架结构，而不以解决个别问题、考释个别文字为标的。从40年代末开始他的注意力先后集中于商周铜器及铭文（西周年代和《尚书》的研究从属于此），甲骨文及殷商史，汉简及汉代西北史地（古代度量衡的研究附属于此），东周盟书及简帛，在前三个领域都留下了代表性著作，《殷墟卜辞综述》、《西周铜器断代》（因为打成右派被迫中止发表）和《汉简缀述》，最后一个领域他才刚刚起步就不幸英年早逝。如果他能赶上七十年代的简帛大发现，其成就不可限量。他的论著能为同行提供可靠的参考，为后学打下坚实的基础，成为初学入门的必读之书，其备受海外汉学界推崇也就不难理解了。
　　 陈梦家治古文字不以扎实繁密的考据见长，应该说文献小学是他的弱项，他的长处在于历史眼光和洞察力。李学勤先生私下里曾说过，陈梦家考释文字，论据和论证过程往往错误百出，可他的结论却常常是正确的。这个矛盾正说明陈梦家不是孤立的看待文字，而是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去，从它的“context”着眼，因此在考虑字形、字音之前，对这个字究竟是什么字已经有一个大致的求证范围，剩下的工作不过是补充证据（正如李零先生所言，字形分析往往是“事后诸葛亮”），因此他能在“错误”的论证之前就得出“正确”的结论，五十年代他将寿县蔡侯墓的墓主推定为蔡昭侯“申”就是一个成功的例证。他的另一个优势是对前沿课题的敏锐嗅觉，这一点是一个优秀学者最重要的素质，能够在恰当的时机提出恰当的问题，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到的。他在甲骨、金文、汉简三个领域都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能够将此前众多分散的研究成果整合为一个体系，从而使这些领域的研究水平整体上提升了一个台阶；在东周盟书和简帛的研究中他又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例如在六十年代的大陆他能首先注意到流散海外的楚帛书，最早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成果到八十年代才发表）。
　　 我个人认为先秦史领域最大的缺陷在于缺乏系统性。由于经学传统的影响和考古发现的推动，先秦史在20世纪号为显学，大师云集，但是仔细盘点一下，像陈寅恪、唐长孺那样能够建立自己完整体系的学者却寥寥无几，像《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样开创范式的著作也找不出几部。这一方面是因为材料的局限，另一方面则是考据学传统的阴影在作祟（陈寅恪自称“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与他认为古史研究是经学而非史学有很大关系）。先秦史研究中的成果多表现为单篇论文而非专著，而这些论文又多是就事论事，虽然在各个孤立的“点”上多有深入的研究，但整体上却形不成大的线索，犹如一盘散乱的珍珠（以此标准衡量，“古史辨”派倒是有自己明确的方法论和解释体系，这在“走出疑古时代”的今天看来颇具讽刺意味）。因此直到今天，先秦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考据学水平，没有上升到史学的高度。当然，古史界也有大眼光、大手笔的人物，我认为首推王国维先生，虽然由于时代局限，他的著作仍然多采取传统考据学的形式，但其实质已进入现代史学的范畴；其次是郭沫若，他的人品学风当然有可议之处，但是不可否认他是将罗王之学发扬光大，初步形成体系的一位大师，他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卜辞通纂》等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再次，如董作宾等人，虽然能在一个领域之内形成自己的体系，但毕竟过于专门，难称通人。郭沫若抗战爆发后进入政界，学术上再无大的作为；唐兰先生虽然抱负极大，眼光很高，可惜兴趣过于广泛，终其一生也没有能够完成计划中的任何一个课题。由此可见，一个学者要同时具备天赋、眼光、学养、精力、恒心、勤奋这些条件是多么不容易，而自身条件之外，还要有外界机遇、环境的帮助，陈梦家在这些方面可谓得天独厚，这就是他能够成其独一无二之学问，直到今日仍然让许多后辈自愧不如的原因（试问49年后的古史学界，有谁能在三个领域中都做过系统研究、留下经典著作？有几个人能够形成一条完整清晰的治学脉络？）。
　　 悲剧人物往往是将所有的极端都集于一身。正因为陈梦家的才情之高、学问之好、人物之风流潇洒（我初见陈先生晚年照片即叹为古史界少有的美男子，后来又见到30年代他在燕京时与赵萝蕤的合影，真是学界绝无仅有的绝配，连梁思成和林徽因也难比），他后来的遭际之坎坷、结局之悲惨才更令豪杰扼腕，为之仰天长叹、忿忿不平。从我目见耳闻的一些零星材料看来，造成他悲剧的根源是他的诗人气质与极权制度的冲突。他不能容忍一切不合理的东西，又天纵英才、自视甚高，且口无遮拦，恣意讥评时弊，品题人物，另外他的稿费收入很高，生活条件优越，却生性吝啬，不好结交朋友，人缘比较差。这一切即使在今天都很可能断送一个学者的前途，而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更是足以致人于死地（这不仅是陈梦家的悲剧，更是中国的悲剧）。院系调整时他由于言论关系被迫调离清华去社科院考古所，而考古所的官僚作风更让他难以忍受，他批评当时学术界的行政领导是“外行领导内行”，曾经质问当时的副所长夏鼐“你是否有职无权？”（当时的所长尹达并没有多少学术贡献，因为是30年代投奔延安的老革命，名正言顺的做了一把手，陈梦家的发言就是针对他），反对政治挂帅，甚至反对学习马列，这些可能本是私下里的交谈，但是到57年反右时，每一句话都成为他的“反动罪证”。在1957年的几期《考古通讯》（《考古》杂志的前身）上登载有批判大右派陈梦家的长篇文章，当时他和向达先生作为北京学术界的两大右派代表在大会上遭到围攻，夏鼐、翦伯赞等人都宣读了长篇批判稿（可笑的还有一篇西北大学历史系学生的来信，说陈梦家在西大讲学期间，“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郭院长”，攻击革命烈士闻一多“不洗澡，不换衣服，身上臭的要命”）。种种迹象表明，当时对陈梦家的打击得到“敬爱的郭院长”首肯，并且有几位如今在古史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当时曾经落井下石，以明枪暗箭攻击已毫无还手之力的陈梦家，而今在当年的期刊上还能见到这些名为“学术批评”实为人身攻击的文字。打成右派以后，陈梦家被剥夺了发表学术论著的权力，已经在《考古学报》上连载六期的《西周铜器断代》再也没有了下文。此后，由于夏鼐的关照，他得以借调到甘肃整理新出土的武威汉简，有幸未曾中断学术研究。在六十年代初期的“小阳春”中，他被调回考古所，《汉简缀述》也得以出版；正当他正准备大展身手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革又开始了，这位气性刚烈的才子学人终于没能熬过劫难。陈散原有诗云：“世乱为儒贱尘土，眼高四海命如丝”，用来形容当年的陈梦家和千千万万与他一同受难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再合适不过了。
　　 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考古所为陈梦家举行了追悼会，这一年第一期《考古》杂志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登载了一条简短的消息“黄文弼、陈梦家、颜訚先生追悼会在京举行”，留给陈梦家的有四行字（另外两位只有三行，可见当局对陈先生够优待了），其中提到陈梦家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害致死”。生活在地球上其他地方的人们大概无法理解，世界上竟然有一种叫做“路线”的东西，能够致人死命，还不只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千千万万人的生命，都能由一个“路线”承担所有责任（可怜那些被处绞刑的纳粹战犯，他们如果像中国当权者一样聪明，也发明几个“路线”出来，就不必送命了）。当时我的老师有幸作为小字辈参加了这个追悼会，他站在后排，听着台上的领导煞有介事的念悼词，不由得腹诽道“林彪、‘四人帮’知道他陈梦家是谁啊？还不是让你们这帮人整死的？”但是，承担责任的就是那几个“死人”（或者“活死人”），而那些曾经对陈先生口诛笔伐、百般凌辱甚至拳脚相加的人们，则可以继续逍遥自在、飞黄腾达、功成名就，好像世界上根本没有存在过一个陈梦家，没有人整过他，没有人打骂过他，他也没有上吊自杀。于是我们的天下依旧太平、国泰民安、盛世辉煌，好像千千万万类似陈梦家那样的悲剧根本没有发生过。因为我们中国人从古时候起就明白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为死人而存在的。
　　 现在我们不用花太多唇舌去解释为什么很少有人提起陈梦家了，因为他从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他是戴着右派的帽子死去的，当时他是千夫所指的罪人，没有人同情他。我可以想像他最后十年的生命是一种什么状态，没有朋友，更没有学生，与曾经相濡以沫的妻子之间也产生了裂痕。当然后来给他“平反”了（是不是“昭雪”很难说，至少按照这个词的原意大概不是如此），但是已经过去了多少年，那些迫害过他的人纷纷坐上高位，他们当然不会去挂念死在自己手底下的冤魂。他们只会嗤笑他太脆弱，如果坚强一点咬咬牙挺过来的话，现在不就好了吗？因为大家“都好了”，你陈梦家也可以搞个副所长干干嘛，可以混个政协委员，考古学会、古文字学会、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风风光光的去国外转转；你可以给这个那个后辈的新书做“序”，可以领头搞几个“工程”，当当“首席专家”；你可以收一堆学生，他们会在各种场合颂扬“业师”的学问人品，给你写“学述”，给你庆祝八十、九十大寿，出版厚厚的祝寿论文集；你的《全集》、《自传》、《回忆录》也会精装烫金的摆在各大书店里，说不定能掀起一个“陈梦家热”。可是问题是你死了，而且死的太早、太不体面，你除了几本旧著、一堆遗稿和一位遗孀以外什么都没留下来，你没有学生，没有部下，谁来给你整理遗稿、再版旧著、开纪念会议？还想出《全集》？？别做梦了！！！陈梦家呀陈梦家，人家没想要打死你，可你为什么要寻死呢？好死不如赖活，你怎么就不能学别人那样忍辱偷生？难道不知道“三十年河东变河西”这句老话？
　　 在我们这个国家大概很少有人明白世界上有一种东西是不能轻易放弃的，那就是人的尊严（在《忧郁的星期天》那部影片里，创作这首歌曲的音乐家最后无法忍受纳粹的凌辱而自杀了（据说此前听过这首歌的有无数人自杀），他的爱人终于明白这首歌里隐含的神秘意义，那就是人的尊严）。陈梦家为了维护尊严而死（他最后的一句话是“我不能再让人把我当猴耍”），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叹息。
　　 他死后，夫人赵萝蕤先生精神分裂，直到文革结束才逐渐恢复，但是这场遭遇给她的心灵留下终身难以愈合的伤口。据说前几年中华书局决定出版陈先生的《西周铜器断代》，与赵先生商量，赵先生先是歇斯底里的狂笑道：“我又能拿稿费了！”过了一会儿又伤心的大哭不止（当我听说这件事情时，只觉得心中一阵阵绞痛）。如今赵先生也已长作古人。漫步在今日的燕园，有谁还会记得这里曾经生活过这样一对神仙眷侣？在今天的中国，又有多少人会记得，在上个世纪曾经有过这样一些人，一些我们民族历史上最难得、最珍贵的人？他们，连同他们的故事，他们的风姿，他们的遭遇，都已经成为过去，成为历史，被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善于遗忘的民族，渐渐淡忘。

　　　　　　　　 谨以此文纪念陈梦家先生

　　　　　　　　 零三年圣诞前夜狂风呼啸之际
　　　　　　　　 （文中如有与事实不符之处，概由作者本人负责）

来源：往复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