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陈梦家与《汉简缀述》
——以考古学为中心的考察
我们在前面两节已经论及王国维、劳榦二人在简牍研究方面的成就。罗振玉、王国维合著的《流沙坠简》，开简牍研究之先河。劳榦继之，所著《居延汉简考释》，堪称居延汉简研究集大成之作。但是，王国维、劳榦的简牍研究，仅局限于排比事类，与文献相比勘，或者考订某些字词，或片断的历史事件，仍然没有摆脱把简牍新材料视作历史研究的工具的传统窠臼，停留在以简证史的层次。尽管沙畹已经认识到了简文笔迹的相似性，王国维在《流沙坠简》的附表中曾对敦煌诸燧相当于简上何等级的治所，作过初步的推定，马衡也曾经试图用坑位来编次居延汉简，但限于条件，他们只是意识到考古学在简牍研究中的重要性，并没有完全将考古学纳入简牍研究范围之内。只有到了陈梦家，这种局面才得到了彻底的改变。现在研究者顺着陈梦家所开创的方法，根据原简，用最新的技术，重新摄影，再利用新近的考古报告及研究，校正旧释文，出版了更完善可靠的版本，使得居延汉简对汉史研究的贡献增加许多。
简牍既然属于考古遗物，那么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也同样适用于简牍研究，并且一旦简牍研究划归以考古学为中心的考察范围，就不仅拓宽了简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而且也指明了简牍学的方向，以史证简，为简牍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因此可以说，陈梦家的《汉简缀述》是简牍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巨著。周永珍说："如将汉简研究分作两个阶段：从本世纪初汉简大量出土到50年代末作第一阶段；自60年代开始至今为第二阶段。在研究方法上，从第一阶段以研究单个的简，扩大到研究整册或同类的简；在研究内容上，从第一阶段以文字考释为主的研究，转入到从屯戍档案的角度到作全面的整理与分析；使汉简的研究大大提高了一步。"[1] 而陈梦家正是从第一阶段转到第二阶段的关键人物。
一、《汉简缀述》：简牍学与考古学结合的典范
陈梦家（1911-1966），祖籍浙江上虞，生于江苏南京，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律系。他早年喜爱文学，与徐志摩、闻一多等人，是"新月派"后期颇有影响的年轻诗人，出版了《梦家诗集》、《铁马集》、《梦家存诗》等专集，还编了一册《新月诗选》，先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52年调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陈梦家由研究古代的宗教、神话、礼俗而治古文字，再由古文字研究转入古代历史和考古学研究，在《尚书》、甲骨分期、西周铜器断代、汉简等领域都有精深的造诣。除《汉简缀述》外，他还著有《尚书通论》、《殷墟卜辞综述》、《西周铜器断代》、《六国纪年》等多种。
陈梦家虽然没有受过田野考古的专业训练，但深知考古学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早在1937年，他与闻一多等人一起前往安阳，参观殷墟的最后一次发掘。四十年代，他在美国讲学期间，较多地领略了西方现代考古学资料的整理方法。1952年5月，陈梦家参加了文化部组织的"雁北文物勘察团"。这个考察团分考古、古建筑两组，前往山西大同云冈、浑源、李峪村和阳高等地进行考古调查。陈梦家任考古组组长，撰有《雁北考古旅行的收获》，记述了这次调查的任务和收获，即勘察了山阴放驿村古城，这是建筑在汉代屯戍哨所废址上的金代忠州城址；调查了山阴广武镇和阳高县古城堡的汉代将士墓、大同云冈石窟及其附近造像。收获较大的是采集了云冈南岸及高山镇、浑源县李峪村的史前陶片与石器，还搜集了不少细石器彩陶，阐明了这一地区包含着多种不同时代的文化，证明了"西番"铜器发现区域很广，包括青海、甘肃、陕西、山西北部，内蒙、河北、东北等地区，断言狩猎铜壶作于燕和鲜虞，带钩师比是由胡人内传的。陈梦家还引用裴文中的意见，认为细石器文化大约是中国北方（包括长城以外的内蒙古）的一种特殊文化，分布地域极广，自东北沿蒙古至西北一带均有发现，当发源于西伯利亚的贝尔加湖地区，并指出鄂尔多斯时代似乎较晚，约当中国历史上商代、直到汉或更晚。[2] 1952年，院校调整后，陈梦家被调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多次去考古现场参观，熟悉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因此，陈梦家能够按照考古学的要求，发扬金石学的传统，推陈出新，尽可能科学地整理大量考古发掘物及非发掘出土的资料，在某些研究领域（如甲骨卜辞、殷周铜器、汉晋木简等），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1959年7月，武威磨咀子六号汉墓发现《仪礼》简册，次年6-7月间，陈梦家被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往兰州，协助甘肃博物馆整理武威出土的汉简，并做进一步的研究，写了释文、校记和叙论。同时，他还对此墓所出的日忌、杂占简以及18号墓出土的王杖十简也做了考释，后经反复修改，于1962年定稿为《武威汉简》一书出版。
与此同时，陈梦家还负责《居延汉简甲乙编》的编纂工作，并以此为契机，他的研究兴趣遂从甲骨文、金文铜器方面转到了汉简研究领域，对居延、敦煌、酒泉等地所出汉简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和研究，其中包括对居延汉简的出土地点、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烽燧遗址的分布排列，以及简牍形制的考索。直到1966年逝世为止，他仅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共完成14 篇论文，约30万字，5 篇已经发表，后结集成《汉简缀述》，由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将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应用于简牍研究，是陈梦家《汉简缀述》的最大特色，尤其是与考古学的结合，标志着简牍学科的正式形成。所谓简牍研究与考古学的结合，主要是指结合发掘报告对出土简牍内容进行综合考释时，研究当地的历史地理情况，这在居延等边塞遗址出土的简牍研究中尤为重要，如对整个居延烽燧遗址的分布定位，即属于考古学研究的范畴。陈梦家《汉简所见居延边塞和防御制度》，就是利用考古发掘报告所写的杰作。这一方面与陈梦家考古学意识密不可分，同时也是发掘报告等原始记录陆续刊行公布的结果。由于考古技术和方法的落后，加之斯坦因等人并不是受过专门训练的考古学家，因此，他们在西北楼兰、敦煌所获的汉晋木简并不是按照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考古学方法发掘的，除了记录简牍的大致出土地点外，根本没有关于层位的记载。即使斯坦因等人的考古探险记录，如《中亚与中国西陲考古记》、《亚洲腹地考古记》、《中亚古道纪行》等，译成中文传入中国的时间已经很晚了。再如居延汉简是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发现的。这是汉代张掖郡居延、肩水两都尉所属边塞的屯戍文书。这批简牍是在几个重要地方加以试掘所获，有的则是地面采集到的。但是，负责发掘事宜的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Folke Bergman）没有及时公布这批木简的发掘报告，无法确定出土地点，因而居延汉简研究只能停留在考释字词等低层次上，无法深入。出土地点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它与出土简牍有着必然的联系。遗址的地理沿革、性质用途和一切考古现象，是简牍文书的社会历史背景，对于简牍的断代、缀合及内容的研究，意义重大。直到1956--1958年，居延汉简的发掘报告（贝格曼原稿）终于由索马斯特罗姆（Bo Sommarstrom）编成《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在斯德哥尔摩出版发行。此前的1945年，贝格曼《蒙新考古报告》也公诸于世。这些原始资料的相继问世，为居延汉简的研究指出了新方向。陈梦家根据瑞典新出版的考古报告，并参考考古研究所从西北科学考察团旧档中找到的采集标记册及其他可以补充的资料，如斯坦因《中国沙漠考古记》等书和沙畹《中国古文书（斯坦因第二次所获）》、马伯乐（H Maspero）《中国古文书（斯坦因第三次所获）》、孔拉第（A Canrady）《斯文·赫定在楼兰所发现的中国和其他文物》以及中国学者王国维的《流沙坠简》、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夏鼐《新获之敦煌汉简》、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等著作，查明了居延汉简的全部出土地点，并以此作为重新整理居延汉简的基础，即后来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的主体部分。该书发表了照片和经过重新修订的释文，同时注明了简的出土地点。陈梦家亲自为《居延汉简甲乙编》撰写了两个附录，即（1）《居延汉简的出土地点与标号》，对30个地点出土的汉简情况及486个标号的归属作了详细的说明；（2）《额济纳河流域烽燧述要》，有选择地描述贝格曼考古报告的主要内容，说明出土汉简遗址的基本情况，对张掖郡塞燧系列作了一次较有系统的叙述，并附以插图和地图。这是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陈梦家所完成的此项工作，"为用考古学方法科学地研究居延汉简准备了良好的条件，使汉简研究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3]
陈梦家在整理汉简的过程中，已经注意到了考古学的作用。他特别强调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关于出土地的问题，即遗址的布居、建筑构造以及它们在汉代地理上的位置。他首先根据贝格曼的考察日记和索马斯特罗姆编印的调查报告，作了《额济纳河流域障隧综述》，然后又依据出土地排列"邮程表"和"居延候官·部候·燧次表"，将候、候长、隧长三级官吏及其治所排列成表，清理出三者之间的隶属关系。同时他还对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汉武帝时期障塞的设置、西汉都尉和居延地理沿革等问题，都作了详细的探讨。第二，关于年历的问题，陈梦家利用汉简资料排列"汉简年历表"，可以恢复西汉实际使用的历法。第三，关于编缀简册和简牍的尺度、制作问题。陈梦家在整理武威仪礼简册和王杖简册时，曾复原了九册仪礼简和王杖诏书。他认识到各种简牍都有一定的尺度和制作方法，而居延汉简为遗址所出，不同于武威墓葬简，大多是拆散之简，如同甲骨文一样，如何缀合这些散乱无序的简牍，便成为整理者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关于甲骨缀合，陈梦家说过："甲骨文分裂破碎，为求文例的研究，及窥见卜辞的完整记载，甲骨缀合实为最急切、最基础的工作"。[4] 简牍的缀合同甲骨类似，与考古学密切相关。陈梦家根据内容、年历、出土地、尺度、木理、书体等编缀成不同的薄册，如此便可以掌握较为整齐的档案卷宗，有利于历史研究。第四，关于分年代、分地区、分事类研究与综合研究的问题。陈梦家认为两者不能截然分开，而是要互相利用，根据出土地点、年历推测与编册成组，有可能分地区、分年代，进而分事类研究，但要住意不同的情况，如居延和骍马都有屯田的记录，但其制度却不尽相同。前者明显推行了代田法。居延已行与未行代田法也不尽相同。居延、肩水两都尉所属燧名相同而异地，都要加以区别，然后才可综合不同年代和地区的汉简，互相纠定，全面研究汉简中记载的官制、奉例、年历、烽火制度、律法、驿传、关邮等问题，并与文献相比勘，用以了解汉代社会、经济、军事诸方面的历史。上述陈梦家强调汉简研究中应该注意的四项，其中一、三项即属于考古学的范畴，第四项则是方法论。"简牍学方法论，要求掌握历史、考古、文献、文档、文字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结合简牍实际，综合和创造性运用，形成自身的方法体系。"[5] 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说，他还没有建构一套完整而有系统的理论框架，但简牍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已初具雏形。因此，《汉简缀述》标志着简牍学科的正式形成。
其后，陈梦家将考古学贯注到整个汉简研究之中。他利用汉简资料及实地调查所得，绘制了"额济纳河流域汉代亭障分布图"，并与遗址相结合，恢复了张掖太守辖下两个都尉系统（居延、肩水）的布局及其结构。为此，他根据不同出土地所出简分为四表：邮书表、函检表、南书北书表和邮站表，推定七候官和两都尉在塞上的序次及其相当位置，订正了《汉书·地理志》的错误记载。如《汉志》在居延县下云"都尉治，"而今考定居延都尉府在破城子，而不是居延城。因此陈梦家说："肩水都尉及县，居延都尉不设于居延县，皆西汉之制。而作《地理志》者似用较晚所行之制，故不相同。两汉与王莽时期，边塞的组织当有所更易。我们所论述者既本诸汉简，只能代表西汉武帝以后制。"[6] 其他如两汉奉给制度也截然有别，西汉时曾两度益奉，故同一等级官吏的月奉钱前后不同。而"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所代表的，往往是班固当时理解的西汉之制，不尽符合不同年代稍稍改易的地方，其例与《地理志》相同。"[7] 将西汉的政治制度、地理沿革当作不断变化的动态来考察，而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态，这正是陈梦家汉简研究超越前人的关键所在。
陈梦家汉简研究除了利用考古学知识外，还广泛征引各种文献、铜器、碑刻、封泥、印玺上的铭文加以补充，因此，对于西汉晚期和东汉初年的边塞官制，提供了比较详细的系统。如对汉代烽燧制度的研究，就是在王国维等人成果的基础上，又根据以下材料：(1)出土于居延、敦煌和玉门的所有汉简的有关部分；(2)近人对于汉烽燧台遗址的考察记录；(3)《墨子·备城门》篇以下并其汉、唐间文献；(4)唐代的烽式和其他记载唐代烽制的文献。因此，陈梦家广征博引，严密考证，所得结论能够对诸家之说有所修正和补充，将汉简研究提高到一个新阶段。而《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一文，则将全部居延汉简中有关防御系统设置的记载排比类推，又征引《汉书》、《续汉书》及《汉官仪》、《汉旧仪》和《汉官七种》等大量文献资料，考察了张掖郡两都尉的结构及其所属，所关连的其他机构的分布位置，并且论及了不同等级机构官吏之间的隶属关系，论证详尽，无懈可击。其他如对汉武帝设河西四郡和居延、玉门边塞的具体年代，居延的地理沿革，玉门关和玉门县的所在，两汉时期全国各地建立都尉的情况，分别作了严密的考述。尽管某些论断被更多的考古新材料和新的研究成果所修正，如居延城的位置、佐史、乡啬夫职权的确定、燧即火炬而非积薪说，居延都尉府在破城子等，都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是，陈梦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对于开创简牍研究的新纪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年代学也是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汉简研究之前，陈梦家从事甲骨文研究时，曾片面地注重于文字的分析与寻求卜辞中的礼俗，后来，因为作了铜器断代的工作，才觉得应从断代入手，全面研究卜辞，遂写了《甲骨断代学》四篇，后又写作《西周年代考》、《六国纪年》等关于年代学的文章。他说："年代是历史的尺度，而先秦史的研究，尤须对此先有明确的规定，然后史事才可有所依附。"[8] 商务印书馆1956年出版的万国鼎编，万斯年、陈梦家补订《中国历史纪年表》，其中有陈梦家根据《商殷与夏周的年代问题》而编排的比较详细的《夏商周年代简表》与《殷年代简表》。他在"重编叙"里说："准确简明的历史年表，不但是从事研究教学历史、地理、考古和其他学科必要的工具书，也是文物工作者、图书馆工作者、博物馆工作者、文化馆工作者、编辑工作者等所不能缺少的工具书。"[9] 因此，陈梦家将对年代学的研究与考古学、古文字学结合起来，对汉简材料作仔细的分期考订，并得到天文历法专家钱宝琮先生等的协助，重新推排汉代的历谱。《汉简年历表叙》即是汉简年代学的研究成果、。这篇文章以居延、敦煌等地出土的汉简为主，辅之以文献记载，如宋人刘羲叟《长历》、清代汪曰桢《历代长术辑要》、近人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以及实物铭文、金石碑刻等，分作汉简年历、汉代纪时、汉代占时、测时的仪具三节，广泛探讨了汉代年表与朔闰表、两汉历术、汉简年历表、汉代时刻、时辰、时分、五夜、一日之始、干支纪时以及式、日晷仪器等许多问题，对汉代施行的历谱作了实录的证明，即不仅限于采用历术推步，佐以《汉书》等两汉史料为证，而是从西北屯戍所中两汉官文书木简以及其他金石资料，这就避免了使用文献因传抄、重印而导致月名和日序干支稍有讹误的情况。因此，陈梦家所排列出的两汉年历，较之前人研究，如劳榦在《居延汉简考释》的"考证之部"中对汉代年历问题的论列，董作宾《汉简永元六年历谱考》所作的考证，有更大的权威性。"这种从考古学着眼，以断代为纲，进行全面研究的方法，也贯串在他对汉简研究的工作中。为了研究古史，还曾专门致力于年代学的研究，从夏商的积年、西周年代考，一直到六国纪年表，为研究古代史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年代标尺。"[10]
二、开辟简册制度研究的新领域
简牍研究与考古学的结合还包括对古代简册制度的综合研究，全面总结古代简牍的制作、书写、编连、使用方法等特征，揭示古代法令中对简牍使用制度的不同规定。如诏书、法律文书、经籍等用简尺寸，有助于区分与利用出土简的年代和内容。简牍作为战国至魏晋时期主要的书写材料，上承甲骨卜辞、钟鼎铭文，下启纸张和印刷的发明与使用，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不仅中国文字的直行书写和自右至左的排列顺序渊源于此，即在纸张和印刷术发明之后，中国书籍的单位、术语以及版面上所谓"行格"形式，也是根源于简牍制度而来。"[11] 因此，陈梦家对汉简的制作材料，经典和其他简策的长度，简札的刮治、编联、缮写和削改，每支简容纳的字数，简册上的篇题、页数和尾题，全篇写成后的齐简和收卷，以及错简、标号、书体和字形等问题，都作了详细的研究、探讨，为探究中国书籍制度的起源与发展，使简牍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准备了必要的条件。这与陈梦家早年甲骨文字研究有关，他在《殷墟卜辞综述》中说："作此书时，注意到两件事，一是卜辞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的结合；二是卜辞本身内部的联系。"[12] 即根据字体、卜人、用材、前辞形式、称谓、祭法和记时等方面的分析，参阅有关甲骨的出土坑位，对卜辞进行断代。由此看出，他所研究的对象已不是单纯的甲骨文字，而是兼及甲骨品种、修治方式、背面的钻凿形态，甚至无字甲骨了，研究方法也从文字的考释和史料的整理，进一步发展到以考古学为基础的研究。同样，在整理研究青铜器时，陈梦家不仅注意铭文，还观察其形制、纹饰、功能和冶铸技术，即首先确定分期前不同时期的标准器，辑录出土点及组合关系。尤为重视科学发倔所获的成组青铜器。他根据铭文中同人、用地和同事等内部联系，把若干独立的青铜器联系起来，使分散的铭文得以在内容上互相补充，前后串连，从而使金文材料变为史料。陈梦家把研究甲骨文、青铜器的方法运用到汉简之中，克服了以往的研究者均把简牍作为历史研究工具的偏向。他们关注的焦点是带有文字的实物，摆脱不了传统金石学的囿缚，因而导致大量无字简的弃置，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简牍学的研究内容。而陈梦家却独辟蹊径，从文献档案学与考古学相结合进行探索，其《从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即是对简牍本身进行研究的突出成果。
武威磨咀子六号墓出土的竹木简多为成篇的经书，且首尾完整不缺，叶数顺接，文字清晰。陈梦家利用这批材料，详细而具体地考定汉代的简册制度，弥补了文献之缺漏，并证实了史书记载的不足或错误，极大地丰富了简牍研究的内容。例如，关于简牍的编纶，《说文》、《独断》仅言"二编"，而从武威出土竹木简实物来看，可以有一至五道编纶，这足以弥补文献所未及。再如简牍的书写材料和工具，唐代以来的学者，习于纸笔之事，皆有错讹。唐人贾公彦在《周礼?考工记》疏中以为"古来未有纸笔，则以削刻字，至汉虽有纸笔，仍有书刀，是古之遗法也"。宋代的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也说："古未有笔，以书刀刻字于方策，谓之削。"直到清末叶德辉还认为："大抵秦汉公牍文，多是刀刻，故《史记》称萧何为秦之刀笔吏。"[13] 他们都误认为"笔即削"，将笔、削混为一谈。居延、武威等地都发现有毛笔、丸墨，因此，简牍是用毛笔蘸墨书写的，而绝非用刀刻的，刀则是用于削改写错之文字，纠正了长期以来的谬传。四川成都出土的"讲学画象砖"上，门生各捧竹简在下面凝神静听，其中有一人腰间带了一把书刀，也是用来刻画或删改简上的文字。[14] 虽然此前，王国维已撰有《简牍检署考》论及简册制度，但此文作于王氏考释流沙坠简之前，王国维未见简牍实物，只是以文献证文献，因而存在不少失误。如文中所说"上古简册书体自用篆书，至汉晋以降，策命之书亦无不用篆者"，"简策之文，以刀书或以笔书"以及对不同文体用简长度的规定"秦汉简牍之长短，皆有比例存乎其间，间自二尺四寸，而再分之，三分之，四分之，牍则自三尺（椠），而二尺（檄），而尺五寸（传信），而一尺（牍），而五寸（门关之传）。一均为二十四之分数，一均为五之倍数，此皆信而不征者也。"[15] 等，验之于实物，都是片面甚或是错误的。陈梦家则是在整理武威《仪礼》简的基础上写成的，他根据出土实物，试图复原简册的原貌，并附述其对于后世书籍制度的影响。较之马衡《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又前进了一步，对了解中国书籍制度的起源和演变，帮助极大。陈梦家对简册制度的研究，是简牍学史上的一场革命，也是简牍研究的发展方向。
陈梦家学识渊博，文思敏捷，加上具有诗人的想像力，深厚的古文字功底，对考古学的熟谙，使得他在汉简研究中能够采用多学科、多角度、交叉研究的方式，综合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学科优势，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关于这一点，陈梦家有很深的体会："除了方法是最主要的以外，工具和资料是研究古文的首要条件。在工具方面，没有小学的训练就无法读通古书，无法利用古器物上的铭文；没有版本学和古器物学的知识就无从断定我们所采用的书本和器物的年代；没有年代学、历法和古地理作骨架，史实将无从附丽。"[16] 陈梦家对中国古代文物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40年代在美国讲学期间，他历经艰难、千方百计地搜集流失在海外的中国青铜器资料，拍摄器形照，并附铭文，记录尺寸，考查器物的来源，汇集成《流散美国的中国铜器集录》一书，选录商周青铜礼器845器，并对同类的礼器作分型编排。该书资料来源包括各博物馆、图书馆、大学和古董商等公私收藏，表现了赤诚的爱国热情和执着的求实精神。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情怀促成他在新中国建立后不久，抛弃优裕的生活条件，毅然返回祖国。
关于搜求之辛苦，他的夫人赵萝蕤充满感情地记述道："他遍访美国藏有青铜器的人家、博物馆、古董商，然后回到芝加哥大学的办公室整理所收集到的资料，打出清样。就是这样，周而复始：访问，整理，再访问，再整理。凡是他可以往返的藏家，他必定敲门而入，把藏器一一仔细看过，没有照相的照相，有现成照片的记下尽可能详尽的资料。不能往返的，或路途遥远的，或只藏一器的，他写信函索，务必得到他需要的一切。……他当然也造访了纽约的所有拥有铜器或铜器资料的古董商，如卢芹斋和其他国籍不同的古董商人，也访问了美国各地藏有铜器的博物馆。只要有可能，他就要把每一件铜器拿在手里细细观察，记下必要的资料。逗留在博物馆的时候，他也顺便收集各馆的印有中国文物或其他藏品的图册。他和所有藏家、古董商、博物馆几乎都有通信关系，并留有信件的存底。"[17] 但是在1963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时，由于种种原因，该书并未署陈梦家的名字，而是署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书名也改为《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
不幸的是，1957年，陈梦家被错划成右派，受到严格管制，政治上的打击并没有使他中止学术研究，相反，他的汉简研究即是在其身心受到迫害、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完成的。1960年，他前往兰州整理武威出土汉简，需要进行临摹、缀合、校刊等技术性工作，任务艰巨，但物质条件十分困难。时值盛夏，陈梦家在一间仓库样工房里工作，不分上下班，晚上还在灯光下用放大镜俯身看简，同时他还承负着不能个人发表文章，不能对外联系的精神压力，更是说明了他对待学问的勤奋与执着精神。徐苹芳高度评价了陈梦家汉简研究成就："陈梦家先生原治甲骨卜辞和金文铜器，1960年起研究汉简，从研究武威仪礼简开始，进而研究居延汉简，主要是结合考古学的发现探讨居延边塞组织和烽燧的分布，对烽燧制度、居延史地、汉简历谱等都作过研究，仅用三、四年的时间便撰写了十四篇汉简论文。"[18]
以上三节分个案研究的形式，对王国维、劳榦、陈梦家三人的汉晋木简研究成就及方法作了概括性的说明。下面六节以专题讨论的形式，分《从秦简看秦代的历史地位》、《简帛的发现与楚文化研究》、《郭店楚简与先秦学术思想》、《汉简所见西北地区的交通运输及其相关问题》、《出土简帛与文学史研究》、《汉代边塞吏卒的文化教育和娱乐活动》、《从出土文物看秦汉时期的民间信仰》七部分，对70年代以来简牍和帛书的发现对于学术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做详细阐述。事实上，简帛所蕴涵的价值远非上述列举的这几个专题所能概括的，尚有待于进一步发掘。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简牍和帛书的出土数量的增多，必将对学术的发展起更大的推进作用。
注释
[1] 周永珍：《陈梦家》，收入《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468页。
[2] 参见傅振伦：《蒲梢沧桑·九十忆往》，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第183--186页。
[3] 王世民：《陈梦家》，收入《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706页。
[4] 陈梦家：《甲骨缀合编?序》，修文堂，1956年。
[5] 初世宾：《简牍研究与考古学方法之运用》， 第一届简帛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1999年。
[6] 陈梦家：《汉简考述》，收入《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第25页。
[7] 陈梦家：《汉简所见奉例》，收入《汉简缀述》，第146页。
[8] 陈梦家：《西周年代考自序》，收入《尚书通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11页。
[9] 万国鼎编，万斯年、陈梦家补订：《中国历史纪年表》，中华书局，1978年。
[10] 周永珍；《怀念陈梦家先生》， 《考古》 1981年第5期，第474页。
[11] 钱存训：《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印刷工业出版社， 1988年，第59页。
[12]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 ，1988年，第1页。
[13] 叶德辉：《书林清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页。
[14] 重庆博物馆编：《重庆市博物馆藏四川汉画像砖选集》，文物出版社，1957年，第20页。
[15] 王国维：《简牍检署考》，收入《王国维遗书》第九册 ，上海古籍书店， 1983年。
[16] 转引自周永珍：《怀念陈梦家先生》 ,《考古》 1981年第5期.，第474页。
[17] 赵罗蕤：《忆梦家》，《新文学史料》第三辑，转引自王世民：《〈关于嗣子壶〉后记》，《文物天地》1997年第2期，第21页。
[18] 徐苹芳：《汉简的发现与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6期，第58--59页。
出处：学苑出版社郭强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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