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世界著名的学者与思想家杜维明近年来常在“启蒙反思”、“文化中国”和“儒学创新”等学术领域中游走，通过历史研究与哲学分析，代表儒家与世界各大文明交流对话，开拓了当代儒学论说的空间。在中山大学80周年校庆期间，杜维明接受中山大学名誉教授仪式后，作了题为《在全球化与文化多元中的文明对话》的演讲。

　　杜维明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呈现出文化多元的发展趋势，甚至在全球化洗礼下，原生状态的多样文明获得了认同。文明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呈现的情景下，对话成为消除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重要机制，不同文明之间要有对话机制和条件；承认对方的存在，尊重其存在的价值和条件；相互参照、学习、互惠。只有超越古今中西之争、详细研究传统文化的精华、反对以粗暴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价值，全面、深刻理解西方文明，做到有文化主体意识、社会意识、历史意识，有文化担负、终极关怀、尊重宗教精神，才能面向未来。

　　演讲结束后，本报记者采访了杜维明，就儒学教育、世界多元文明等问题进行探讨。　　

谈“教育”

　　最大的危险是滑入市场社会的危险。像大学，各个领域都搞创收，人文学科怎么创收呢？历史系变成文化旅游系，哲学系更糟，专门培养干部。

　　记者：最近一段时间，国内出现了祭孔、读经、建立国学文化社区等现象，如此密集地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进行重新认识与推崇，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与争论，你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

　　杜维明：我还没有做进一步的研究，但可以谈一些最近的想法。在韩国，每年都有祭孔活动，每一次韩国的教育部长都会参加。 美国 也有祭孔活动，州长和大学校长都会参加。中国的祭孔有一段时间是属于旅游试验。现在有一批学者发起一个活动，希望把9月28日孔子诞生日作为教师节。这次国际儒学联合会召开时，我做了一个报告，建议有一个全球性的教师节，我个人也认同9月28日。但是这个教师节不要商业化。我构想教师节这一天不一定放假，但是当天每个人都对老师表示尊重和怀念，尊重和怀念对学生人格的影响是很大的。现在教科书不是在重新编吗？像江苏在重新编伦理课，就把“四书”带进去。有人会联想到这些是政府行为，我相信政府现在想到的是政治、经济这些大问题，还不会想到文化建构的问题。

　　记者：在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当中，有些人又提到传统文化对年轻一代思想道德教育这个老问题，认为要在学校教育中加强儒家思想教育的力度，对此，你有何看法？

　　杜维明：对年轻人的教育，要多元多样，至少不能够用从上到下的方式。加强政治课，我想效果不会很大，但是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媒体、企业、教育，把它当做一个共同的事业。最大的危险是滑入市场社会的危险。像大学，各一个领域都搞创收，人文学怎么创收呢？历史系没有了，变成文化旅游系，哲学系更糟，专门培养干部，完全是市场经济在主导。有些人容易将“科教兴国”和“科技兴国”两个概念混淆，其实两者是不能相混的，“科教”才是正确的提法，科技与文化能力是有根本区别的，文化能力是伦理道德规范建立的根基。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我主张先成人再成材的观点。　　

谈“社会责任”

　　媒体这种资源是非常难得，但是滥用的话，很快就会流失了。有些学者安分守己地做专业研究，不会图望太多，这样，学术的尊严才能够建立。

　　记者：你曾经表达过，儒家所讲的做人的道理，可以适用于全人类。其价值取向，在于如何使人深入到身、心、灵、神各个层面进行通盘的反省，在于促进人格的发展。那么，这对市场意识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的当代社会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

　　杜维明：我先举一个例子，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的学生能够为他们服务的行业创造最高的利润，但现在很多人却发生了经济犯罪行为。有一个还不到30岁的人犯罪了，他说：“我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我最近结婚了，我的太太怀孕了。”人家问他：“你不是百万富翁吗？为什么不安全呢？”他说：“如果没有得到300万元的话，是不够的。”这完全不是安全的问题，这是贪婪。商学院的校友现在捐了一大笔款，设立商业伦理课，他们要为企业培养领袖人物。“领袖人物”是什么意思？有一次，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布坎南当我报告的评讲者，他说：“我以前认为在企业界惟一的价值就是自由，后来认为还要有责任，现在还要加上同情心。”因为这个市场并不是完善的市场，更没有完全自由的市场。很多人认为是WTO是一个公平的方法，但在很多地方不是那么公平。

　　记者：随着媒体的蓬勃发展，不少学院派学者也开始通过各种媒体表达他们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与思考。你曾经表达过学者在学术研究的同时保持对现实社会的人文关怀，是怎么理解国内现在出现的这一趋势？

　　杜维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非常快，多元的倾向出现了，市民社会的多元出现了，各种复杂的道德问题也出现了。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台湾，由学者转身变成的“名嘴”上电视的频率比较高，事实上到最后没有什么影响力了，这是非常危险的。媒体这种资源是非常难得，但是滥用的话，很快就会流失了。你们不是在讨论你们的社会责任吗？这方面有些学者就很健康，安分守己地做专业研究，不会图望太多，这样，学术的尊严才能够建立。现在学术界里，腐化啦、抄袭啦这些不健康的现象也出现了。　　

谈“文明对话”　

　　正因为多元，我们要寻找一种人类能够共同生存，共同发展的基本原则。一方面是文化的多元，另外一方面是俯视伦理，两种力量相互影响，所以人类对文明对话特别重视。

　　记者：媒体和知识分子在向公众传达信息或者表达意见时，首先要了解民生，倾听民意，彼此之间良好的互动才能产生真正的智慧，使公共事务得以民主、妥善地解决。

　　杜维明：对。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要把智慧与信息混为一谈。信息有很重要的因素，但信息本身不是知识，怎么把信息组合成知识还有非常复杂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实际上是智慧，人生的智慧，人与人相处的智慧，或者是基本的价值，它与知识之间有距离。现在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特别是在美国这个社会，有三种从远古、新石器时代就赖以生存的基本智慧，一个是听的能力，一定要会听才能真正有智慧，中文中的“圣”字，繁体字“　”有一个耳，意思是能听的。我们看佛的耳朵很长，要听别人的话，信息社会常常因为信息来往太快，听的能力减少了，这种趋向很危险。

　　记者：从倾听想到对话，“文明对话”正是你近年来奔波于世界各地所做的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如何消解“理性的傲慢”，促进多元文明之间的对话，从而使社会发展更加和谐，这是任何一个有中国情怀与世界眼光的知识分子都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杜维明：现在世界上的价值观念中，有两个重要的大潮流，一个是多元宗教，一个是全球伦理。多元宗教就是承认不可能是一种信仰、一种价值观统一一切，一定要承认各种不同的宗教传统。所以现在特别突出文明对话的观念。1972年，世界第一次环保大会召开的时候，是在“文革”期间。中国代表团是惟一拒绝签署全球生态环保的基本原则的代表团。当时会上提出的观点，是对以前所谓的现代化的乐观主义提出一些质疑：人类发展是有限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有限。中国代表则认为“人定胜天”，这可以算是一种“理性的傲慢”。现在西方文明中也存在着“理性的傲慢”，理性主义光芒下无知的存在，理性主义引发的战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存在等，这是西方文明存在的困境。正因为多元，使我们要寻找一种人类能够共同生存、共同发展的基本原则。一方面是文化的多元，另外一方面是俯视伦理，两种力量相互影响，所以人类对文明对话特别重视。

■　记者手记

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

　　杜维明演讲当天，中山大学第三教学楼讲学厅座无虚席，还有近一半的人站满通道，两个小时的演讲过程中，全场肃静，除了掌声。在会客室采访杜维明时，有一批学生悄悄地坐在后面，对话的空当中，好几个人跃跃欲试，想向杜维明问道。

　　谈到徐州祭孔活动时，杜维明说：“我没有参加祭孔，参加了学术研讨会，有个韩国的学生参加祭孔后很不满，他说整个祭孔活动是清代的仪式，而不是明代的。十五、十六世纪，儒学在朝鲜族全面发展，韩国的年号基本上是顺着明代的年号，他们认为满清入关是对儒学的摧残。你们这里不是有韩流吗？有没有人去过韩国？”突然，他掏出钱包，取出一张面值1000元的韩国纸币，请在座者传阅，猜猜里面的人物是谁。纸币上印着一位慈祥长者的人像，像下是他的生卒时间(1501－1570年)，另一面是一所书院。

　　没有人知道答案。

　　等到采访快结束时，杜维明才揭开谜底：长者是号称“韩国朱熹”的李退溪。李是朝鲜李朝时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为朱子学说在朝鲜半岛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有人评价他为“朝鲜五百年推为第一儒家”。书院则是李创办的陶山书院，地位近于中国的岳麓书院。

　　杜维明说，几年前有一个国际机构做了关于“儒家文化在东方各国影响力”的调查，结果受调查的几个国家和地区中，最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是韩国，中国内地排在最后一位。杜维明叹了一声：“如果现在再进行调查的话，答案可能有变化。”

　　谈话深了，杜维明会穿插一些提问以外的思想火花。他谈“博爱”：“有一段时间大家在辩论孟子与墨子的关于‘兼爱、博爱'问题，有人就说，如果你对你父亲的爱和对别人的爱一样的话，那么，你对你父亲的冷漠和对别人的冷漠也是一样的。”他谈《论语》：“有人说高薪养廉要走新加坡的道路，我说怎么学新加坡呢？新加坡的整个政治环境是清廉的。而内地的情况呢？不是你自己贪污腐化，而是环绕在你身边贪污腐化的人特别多。当然这种说法会让人觉得我是为《论语》找借口，就是‘女子与小人难养'，这不是一个性别论说，是一个政治论说：一批没有受教育的男人和女人，和你最亲近的这批人，你要靠他们，他们可能给你做饭、洗衣服、开车。这批人都环绕着你，你不腐化你的太太会腐化，你的太太不腐化你的侄子会腐化，因为有权力就会腐化。”

　　座上有人提到池田大作与汤因比关于东西方文明对话的问题，杜维明透露了一个消息：现在他正与池田大作进行对话。此前，在华人中，金庸曾与池田大作对话，集成《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一书。杜维明说，2005年3月对话将开始公开发表，而后会结集出书。

　　杜维明　祖籍广东南海，1940年出生于昆明，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1962年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后前往哈佛大学深造。在哈佛相继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1981年至今任教于哈佛大学。1988年，杜维明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现任哈佛大学讲座教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成员，联合国推动文明对话杰出人士小组成员，并自1996年出任燕京学社社长至今。

　　作为国际汉学界和当代新儒家的代表，杜维明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由关注东亚经济发展引发文化思考，在《工业东亚与儒家伦理》、《儒家发展与现代化》等诸多著述中对儒家伦理与经济伦理、企业伦理、行政管理及企业管理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儒家文化在现代化中的作用，现代化的不同类型，多元的现代性等宏观课题进行了理论性的开拓。出版英文著作11部，中文著作16部，发表论文数百篇。他的思想广为学界所重视，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由于其杰出的贡献，杜维明在2001年和2002年分别荣获第九届国际Toegye研究奖和联合国颁发的生态宗教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