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不是外在的环境，也不是过去两代知识分子所遗留下来的风气，而是我们自己的幼稚无知，我们自己的浮夸肤浅。”当杜维明在１９６７年写作这篇《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抉择》文章时，除去拥有一个典型的２７岁的年轻人的不无泛滥的激情，他还表现出一种少见的自我反省的欲望。这是他智力成长期中的一个关键时刻。１９６２年８月中旬，他结束了在台湾中央山脉的游击训练队的兵役生涯前往哈佛读书，之前一年他毕业于东海大学，在一张毕业时与家人的合影中，他显得相当清瘦。他的老师中包括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徐复观。
　　当杜维明在１９６２－１９６８年的坎布里奇感受“无名的文化疏离”感时，一场剧烈的争吵正在台湾进行。以仅比杜年长５岁的李敖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与以徐复观为代表的文化保守派，进行了一场相互谩骂、嘲笑与批判的行动。
　　“这是２０世纪中国的第二次文化论战”，在２００４年９月２７日的北京大学，已经６４岁的杜维明回忆说，李敖是一位不够负责任的论辩者，而那场论战同样展露了２０世纪中国知识阶层的单一思维定式——事物是非黑即白的，而争论则是全赢全输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在深刻的危机感面前，都变成了“激情主义的奴隶”。
　　作为这场论战的旁观者，除去偶尔在中文世界发表自己的看法外，杜维明越来越相信在国际学术界接受考验正在成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最重要出路。而大约从１９６６年起，他开始对儒家的精神价值进行长期的探索，因为他不相信一个绵延了２０００年的文化传统，像人们批判的那样毫无价值。
　　坐在未名湖北畔的大卫·帕卡德国际交流学者公寓的杜维明，神闲气定、温文尔雅。此刻他的身份是哈佛燕京学社的社长。而在世界范围内，他则被视作儒家文明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一个西方传统价值观遭受前所未有质疑的年代，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相信那些曾被认为已经过时的文化传统中或许蕴含着一些解决我们眼前困惑的方法。在９０年代杜维明开始获得超越地域与学科界限的世界性影响。他并非一位富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与他交谈时，常常感觉由于过多的依赖书籍，他缺乏一种直抵核心的洞察力，在一些时刻，他是那些书籍与思想的俘虏，而非主人。但他宽广的兴趣、开放的心态与所处的位置却赋予了他一种新的力量，他成为东西方文化最恰当的沟通者。
　　在“文明冲突论”泛滥的年代，他马不停蹄地展开“文明对话”的工作，他说塞缪尔·亨廷顿至少在一点同意他的做法，“如果文明冲突难以避免，那么对话更显得必要”。２００１年，他应联合国秘书长之邀，参加“文明对话”顾问委员会，他还要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这样的会议上，对着全球政治与商业领袖们，宣讲儒家文明的意义与价值。
　　杜维明相信，我们正在处于人类文明的又一个转折时刻。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在１９５０年代用“轴心文明”来描述公元前６世纪时世界各地涌现的文明：希腊哲学、佛教、儒家与犹太－基督教。而杜维明说我们处于一个“新轴心时代”，不再有惟我独尊的文明，文化与宗教的多元化要求人们相互容忍、共存、沟通与理解。
　　在这种背景下，杜维明相信新儒家能为人类文明提供新的思想资源。儒家思想传统中，个人与社群的关系，人类与自由的和谐，人心与天道的相辅相成，与个人自我中身体、心知、灵觉与神明的有机整合，它们都可能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挑战作出回应。
　　如果说，当杜维明在２０世纪８０年向北京的大学生们讲述这些观点时，所引起的大部分是嘘声与质疑的话，那么今天，杜则发现中国的年轻人对于儒家传统的兴趣明显在增加。杜维明学术探索在１９７８年之后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因为东亚的经济奇迹与中国的再度崛起，使得儒家学说赢得全球性的关注，而中国超过１０亿人口的精神塑造则为各种理论都提供了令人怦然心动的试验场。
　　“我们可能处于一个新的契机。”杜维明说今天的中国人可能有机会走出持续了一个世纪的精神困境。自从１９世纪后半叶以来，一连串的屈辱使中国知识阶层陷入了集体性的自我否定之中，中国传统被彻底的颠覆。包括五四时期、１９６０年代的台湾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北京三次文化热潮中，中国文化都处于一个被打倒的地位。但在传统日渐被摧毁的同时，我们却没有新的传统出现。以至于在过去２５年间，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再次为中国赢得部分信心，尽管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漫长与持久的文化传统，但相当多中国人信仰的却是被过分庸俗化的功利主义。
　　像那个２７岁的杜维明一样，６４岁的杜维明仍相信，公共知识分子应该为解决这种精神迷惘乃至真空提供引导性的帮助。一直到今天，他仍对五四时期充满憧憬。不仅因为在那个时期年轻人有机会占据舞台中央——胡适在２７岁成为北大教授，梁漱溟在２８岁即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哲学》，也因为那是个前所未有的开放讨论平台。一个常常被忽略的事实是，从１９１９年—１９４９年之间，关于中西文化、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辩论一直在中国社会进行。但一个令人担忧的倾向也从五四时期开始，即争论者成为激情与集体主义的俘虏，严肃的讨论缺席了，而情感性的宣泄则变为主流。在１９６０年代的台湾，杜维明感受到这一点，而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的北京他同样对此印象深刻。“观念的劫持者”，杜用此形容当时一些影响力颇大的知识分子，他们被视作青年导师，但却拒绝在理性的层面上进行讨论，学术性的辩论演化成表态与站立场。而由于大众的卷入，辩论者更变成了争相取得数量上支持的行动。
　　杜维明理想中的社会探讨机制是，学界——公共知识分子——公共文化间存在着某种链条性的关系。学界在相对不受干扰的环境下进行探讨，然后他们的观点通过公共知识分子向宽广人群传达，并逐渐培育出一个拥有共识的有教养阶层。如果他们三者间错位，学界与知识界都争相取悦公众，那么思维混乱就不可避免。喜欢伦敦的《金融时报》的杜维明，相信媒体应该在这种讨论中扮演更具理性与开放性的态度，以防止某种话题与某个观念，被一小群人劫持。
　　“市场经济很好，但一个市场化的社会就很糟糕了。”在２００４年９月再次来到北大的杜维明发现，学术界争论的方式与１９８０年代末不无相似，“自由与平等”这些敏感话题被人为的扭曲化。这种混乱背后多少蕴藏着一个整体社会的精神困惑，人们不知道如何去疏导已经积累的社会情绪。学术上的探讨再次变成了危险的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你想加入辩论吗，首先，请站队。
　　２０世纪深重的历史灾难使中国知识分子陷入了急躁，杜维明发现８０年代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们都在担心“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与５０年前的极端知识分子一样，急躁感使他们相信即使在学术界内部，也要统一观点，清除“噪音”。而如今，他们还要面对新的挑战，台湾的知识分子在专制时代仍保持的一些美好节操，在９０年代的商业化潮流中却被摧毁，今天的中国是否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即使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经过多年跨文化研究的杜维明都发现，很少国家与很少时期内出现过像今日中国这样面临的经济增长与社会道德间巨大的紧张感。也因此，精神上的重建既是富有希望，也是当务之急。国家能力上的增长使中国摆脱了漫长的根本性的危机，但精神上的空白却一直无人填补。
　　但杜维明从未认为儒家的复兴应该成为这种精神重建中的支配性力量。他说现在存在一个契机，并非说可以摆脱意识危机，而是可以更深层地探讨中国传统与未来。他仍支持五四时期对于儒家传统的批判，这样可以帮助传统重新获得生命力。而最为糟糕的是表面上推行的尊孔读经的方式。 他相信塑造中国未来精神空间的过程中，儒家将与其他种文化一起形成多元文化的结构，这既不会是儒家为主，更不太可能是基督教占主流，而是各种利益群体所塑造的不同文化共同形成的，而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社会一定要形成基本共识，因为所有问题的探讨都有赖于在这个基础上展开，这种讨论才是理性的。而自从１９６０年代以来，杜维明所一直坚持不懈的工作就是，如何将儒学进行创造性的诠释，如何将儒学带入现代世界。
　　年轻时敬佩梁漱溟与张君劢曾激励着杜维明，而到了在哈佛求学与任教时，他又深受列文森、丹尼尔·贝尔的影响。他说他与贝尔一样，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者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预测是最危险的事”，当杜维明被问及中国人未来的精神版图时这样说。他说贝尔在１９６０年代曾预测过２０００年的美国，他说他遗忘了两种力量的成长，一个生态理论，另一个女权主义，而这两种力量是过去３０年美国最重要的新兴力量。
　　所以，在与杜维明交谈时，你总也得不到明确清晰、惊人之语的回馈。在某种意义上，他的不够洞彻给予他更杰出的包容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