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给我最大的教育即听的能力。”自小就爱听长辈说故事人生的杜维明说：“这种听德在当今讲多听少的学术界很难能可贵。”

　　杜母是江西书香门第的欧阳家后人，曾在金陵女大向徐悲鸿学艺术；学英国文学、经济，后到美国学企管的杜父，则来自广东西樵贸易人家。两人酷爱古典乐，总在熄灯的夜晚让声乐、交响乐与协奏曲流泻大厅。伴随着父亲指导的１９世纪英国浪漫诗、中国诗歌及围棋，杜维明就是如此长大的。

　　生于抗战时昆明，祖籍湖北、江西的父母又分别在上海南京念书，他自小得习大江南北语言。受西式教育的父母又很关心中国文学艺术与伦理道德，杜家孩子在异于传统教育方式的无压力环境中成长。“兄弟姐妹们的发展都不同。从商的哥哥早期在空军驾驶喷射机；妹妹是美国分子生物学前沿分子；绘画建筑艺术展示图的弟弟则政治漫画、组乐团、电台主持一脚踢。”

　　１９７５年移民美国后，杜父杜母立即考取了公务员资格，如今两老都住三藩市，八十好几的杜母还每天游泳。这个家一直陪杜维明一同成长。

　　在建中时，民族精神教育课乏人问津，一位叫周文杰的老师遂选了４、５位‘较有可能'的学生，于课外讲授儒学。从古诗十九首而孔孟学庸到牟宗三在师大开的中国哲学史课，杜维明就按朱熹为学方法奠下札实基础，还常与牟宗三、徐复观及唐君毅等东方人文友会员在淡水河边饮茶论学。

　　“我在这样的课外个别教育中分外自觉存在，并没料到这些中年师友后来都成了新儒家大师，乃同辈中最重要思想家。”

　　起步早的他坦承自己确实际遇好，得以认识牟、徐等人。“但我认为人生不尽是偶然。尽管当中确有些是能力控制外的缘。但缘不一定是命运命定的，间中实混杂着许多个人选择。”

　　当时若本身无志于人文科学，或为主流的数理科放弃个人志趣，也不会有今日的杜维明了。“当时和我一同接受课外辅导的伙伴，现在都是杰出理工人才，分别在麻省理工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乔治亚大学等处执教研究。”

　　原本能选读台大工程系的他自忖兴趣在文史哲，跟好老师比进名校重要，遂取了东海外文系，后来更转入中文系，但仍选了外文系的全部课，打下札实的中外基础。

　　东海大学启迪思想

　　“东海大学的教育对我很重要，其中仍然很多个别教育。”全班７个学生对十几名老师，学生大半时间都在教授家里听课吃饭，在鲁实先家中标点《史记》、向戴君仁学《论语》、从孙克宽读历代诗选、由杨容若指导中国文学史，一位来自芝加哥的英国文学教授更在杜维明通过翻译、赏析等测试后，破例给予课外补习，让杜维明每星期起码有５小时浸泡于１９世纪英国文学中。

　　他在哈佛选了历史系的思想史，也常在哲学系与社会关系系听课，在那现代化理论突出的时代，师从当时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博深思、宗教学者史密斯、杨莲生、史华慈、心理学家艾力森等。原来现在学术文化界通用的“认同”一词，就是杜维明从人格发展术语“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翻译而成的。

　　“我在哈佛大开眼界。饱学社会、心理和宗教学后，我更坚定了让儒学成为世界文明对话重要资源的信念。”没料到所学能对现代东西文化交流起直接作用的杜维明说：“我是既往不顾的。我旨在多学，无意对儒家传统抱残守缺。”

　　一生不变师生关系

　　冯友兰和胡适终其一生不变与杜威的师生关系，杜维明却不。他曾经在哈佛反驳一位著名教授称韦伯诠释的儒家主在适应社会、而非于现实外另创精神领域的说法，声称其所理解的儒家是入世并强调转世，不接受现实游戏规则，欲以理想改变之的哲学。结果该教授隔天就要班上同学将儒家通解为“与世界保持和谐，而非完全适应现实。”

　　“当时我是三年级研究生。后来那教授给我上课的一年里，常如对百人演讲般将韦伯讲得满头大汗。他们既是我的老师，又是可谈的朋友。”

　　忧患中华文化

　　５岁就到台湾的杜维明际遇顺畅，父母与本身的教育皆未曾中辍，远较留在大陆的同辈幸运。更重要的是，“一帆风顺的教育和历程无法抹灭我的忧患意识。对文化，我有种强烈的危机感。”

　　不同时代的风尚往往侧重理工商，漠视深层文化思考。中华文明有千年历史，但由中国到台湾，杜维明一再感觉自身文明不断被摧残，打倒、轻视、践踏，从阴暗面看中华文明的常态，让此文明予人的封建专制等陈旧印象历历如新。

　　“对此我有深沉的不安。我通过古文献了解这文化的内涵，总觉华族应比现在可了解与想象的好。这不是浪漫的怀古幽思，我也好剖析，知道这渴望有理性基础，属性体验之学的中国哲学经得起严格逻辑考验。”

　　当初拿燕京奖学金到美国，他钟情的伦理学、美学与宗教哲学都是边缘化学科。但杜维明认为，这些自然分析之外以人为本的体知之学，正是中国最严格的批判与思辩所在，引导文学艺术批评，汇成一脉中国大传统。

　　“这些学问难以言喻，但很真实又影响深远。我要做的就是将这种不应、很难或无法讲出来的体验，清楚而逻辑化地阐述，在文字掌握和理论思维的互补间保留不可言喻的意蕴。”

　　“要了解变动不拘的人不能没有自知之明或相互了解，我用身心力来体知。”日本美学家今道友信曾指超过三分之一的《论语》能从美学观点解读，孔子并非说教，而是在体现生活艺术，于人生际遇中自我转化、完成。杜维明何尝不是如此。

　　六十岁后始著书

　　１５岁开始接触儒学，四十余年来著作等身，杜维明却自言，“我有个工作还未真正开始做，那就是写。”

　　他向程伊川看齐：４０前诵读诗书，５０前研究其义，６０前反覆抽绎，６０后著书，６０、７０岁为思想与写作黄金期。

　　以往在香港和台东海大学任教的牟宗三、徐复观等人接触面小，无缘接触大众，除学生和三几道友外，无处觅对四书五经有兴趣的知音。在这种普遍而极端的苦闷中，牟方写作了《心体与性体》与《康德的哲学思想》等书。际遇相对顺畅的杜维明却很难集中精神著书。“从哈佛、普林斯顿、柏克莱再到哈佛，良好的外在条件和旅游经验让我铺陈太泛，注意力分散，无暇著书。但一些能发展的中心议题我不会放弃，书写或对谈都是途径。”

　　如今武汉出版社正要出版５卷共５００万字包括杜维明翻译、访谈、演讲记录、一般文章与学术论文等的文集，洋洋洒洒，他却认为毕竟难与著作相比：“比方访谈，好在灵活，坏在人问你答，不易掌握核心；翻译常素质参差不齐；记录则往往自己前所未见。故著书是我未来目标。”

　　印象快门

　　谦谦一君子

　　先是在机场，甫下机的杜维明短短半小时内就让其思想关怀随厚实嗓音倾泻而出，深广素养、宏观视野与丰富阅历纵横，那是一场惊艳。

　　隔天朱子学研讨会上，他体现了故纸堆里的儒家精神，将哲学与国际和人际挂钩，把不为现实服务的学术研究现代化起来，不同于微观视角的浑宏胸怀热了在场学者和会众的胸襟。

　　专访的早上他看书忘了时间，草草一碗粥后侃侃谈来，不世故，不恃才傲物，很家常的应摄记要求搜寻替换不抵触报馆意识形态的杂志摆甫士，诚恳认真的聆听、思考与回答，沉缅于来时路的追溯，幽幽语调仿佛重又活了一趟。

　　诚然，家世、教育及际遇合构了其素养选择，但的确人生不尽是偶然的，更要有关怀之端、实践勇气与坚定之实才美丽得起来。中国哲学不能只是谈，轻简的生活问题都被学理化回答，我相信自己见识到的，正是一以贯之体验之学的实体，透着丰沛的浩然正气。

　　实践儒家真精神

　　专精于强调伦理关系的儒家，杜维明如何在现实中扮演好学生、老师、父亲、孩子与丈夫的角色呢？

　　“这是两面的。儒家强调先为己后为人。”他指出，很多人曲解儒家是为人之学，把关系对象看得比自己重要。“其实儒家是为己之学。人格与自己的发展是目的而非手段，发展个人不为讨好父母、左右社会、影响政治，指孔子作官不成才搞学问简直是污辱。”

　　据他解释，“孔子其实是希望能凭学问的智慧价值当官转化政治，不是被政治转化。”杜维明说：“在这情况下，人是关系网络的中心点，个人核心正是一己内在之情与理想。若自己还不能安顿成一个尚在进步发展、学习与自我完成的人，那与其他人的关系就会沦为真正人际间价值互动及相互学习的工具。这是个大问题，非拿捏住中心不可。”

　　他反对新加坡提出的国家、社会和社群高于个人之说：“这不是儒家思想。国家社会只有在可为个人创造适宜发展的条件时，才会高于个人；若国家腐化社会庸俗，个人可以说不。《孟子》中鲁穆公问子思何谓忠臣，后者曰‘恒称其君之恶者为忠臣'，惟常持批判精神，勇敢指出君王弊端的方为忠臣。”

　　“要把个人的社会角色扮演好，不是单纯以调整或和谐化适应外在条件，将人际关系搞得圆熟和谐就好。这不是儒家而是策略，只为自己，缺乏更高远理想。”

　　即使个人在行为或礼节等方面有残缺，但心诚且在发展中，可引发进一步启发或灵感，其价值更高。

　　例如某人参加葬礼，跪拜鞠躬等都不纯熟，但真诚有情，这很好。反之老练而毫无感情的丧礼专家则根本什么都不是。这道理在艺术、表演或做人等方面都是一样的。

　　《南洋商报》2002/0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