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师辙，字少滨，1879年4月14日出生于安徽省黔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其祖父朱骏声、父亲朱孔彰都是晚清著名学者。朱师辙本人则是民国时期著名经史小学和诗文词曲家，曾受聘于北京中国大学、辅仁大学、广州中山大学等著名高校。也就是在中山大学期间，他与文史大家陈寅恪、冼玉清等成为好友，而后者还曾给当时经济困难的朱师辙以经济资助，朱师辙为此写有《长相思》词答谢：“岭南游，燕北游，执教中山历王秋，育才惭末酬。忆良俦，念清修，惠我鸡膏佐索？深情感涕流！”至于陈寅恪，更是多次与朱师辙诗词唱和，现存陈寅恪诗集中，题目点明是写给朱师辙的诗就有八首。其实应该更多，只是有些已经散失而已，感兴趣者不妨看看《中华文史论丛》第58辑，其中收录了他们两人诗词往来的现存全部作品。
其实，说来他们二人的关系可以算是世交，其历史则可上溯到清代的桐城古文时代。朱师辙之父为朱孔彰，朱家世习桐城古文，中有朱师辙堂兄名为朱方饴者，是桐城派中坚人物。时有江阴夏孙桐，其母姚太夫人为姚鼐后裔，既为桐城名家之女，又娴文史。因此夏孙桐自也为桐城大将。后他将其女适朱方饴，故朱师辙应称夏氏为“夏闰丈”。此外，时河南秦树声亦为桐城派传人，朱师辙则为其门下弟子，后又进一步，成为贵婿。而秦树声又与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柯劭忞等同为光绪十二年进士，他们入仕后即诗词唱和，直至秦树声去世。据朱师辙晚年自叙，当年他在北京时曾拜访过陈三立，后来打算移居杭州时也曾表示要去瞻仰陈三立之墓。陈寅恪在其著作中曾多次提及古代文人的师生门第关系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作用，而在日常交往中，他更是看重这种世家子弟之间的友谊，他与朱师辙的交往就是一个绝佳的例证。
上个世纪50年代初，退休后的朱师辙得以到杭州养老，引起陈寅恪的羡慕，也滋生了将来到杭州颐养天年的念头。他写给朱师辙的诗中，就有“他年上冢之江畔，更和新诗结后缘”这样明确表白想到杭州的句子。以后，他又在和朱师辙的诗中再次表露出对广州居住气候环境的不满以及对杭州的向往：“粤湿燕寒俱所畏，钱唐真合是吾乡”。所谓“粤湿燕寒”，除了暗示当时的政治气候外，也是实写。相对于北京的寒冷和广州的湿热，杭州的确不失为老年人居住的福地。事实上，当年有很多著名的学者，晚年都居住于杭州。而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在整个20世纪中，也都把杭州当作休息疗养的好地方，那些至今遍布于西湖沿岸的大大小小的别墅行宫疗养院之类，就是最好的说明。
其实，陈寅恪之所以想到杭州安度晚年，不仅仅是因为杭州的气候和生活环境好于广州，更是因为杭州是其父母之墓葬所在地。此外，在我看来，陈寅恪之所以希望到杭州安度晚年，恐怕还和另一个人物有关，这就是那位以写《再生缘》知名的才女陈端生，因为她的故居就在西湖之滨。倘若再扩大一点范围，则应还有另一位才女柳如是——她也长期生活于江浙一带，而杭州更是她常常往来之地。从20世纪50年代起，她们先后成为陈寅恪笔下的主人公，应该不是一个偶然。至于那位在历史上很有名气却系子虚乌有人物的苏小小，是否也在陈寅恪先生心目中有一个小小的地位，我们只能去猜测了。不过，说陈寅恪有一种浓郁的“才女情结”，应该大致不差。而当这种才女情结与杭州联系在一起时，就会转化为强烈的“杭州情结”。
可惜陈寅恪没有朱师辙那样的幸运：即便是在他去世后，虽然其家人多方面努力，但阴差阳错，其骨灰最终也没有能够安葬于杭州。
且说朱师辙早在中青年时期，就数次到过杭州，美丽的的西湖和舒适的生活环境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从而产生晚年在杭州定居的念头。1933年，朱师辙第三次来杭州，写下了“重渴湖山夙愿酬，西施欲载苦无由。”这样的诗句，对杭州的留恋之情溢于言表。
接下来的事情陆键东先生在其《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有精彩的记叙：1950年，时在中山大学任教的朱师辙已经是71岁高龄。年底，负责领导广东高校工作的广东省文教厅长杜国庠，派人询问其退休后愿到何处安居养老，朱师辙提出愿去杭州。杜国庠就此向主持广东和华南工作的叶剑英汇报，叶剑英即致电上海市长陈毅，请他对此事予以关照。陈毅便立即通知浙江省有关部门做好接待安置工作。1951年10月底，朱师辙顺利地前来杭州定居。后曾写信给陈毅以表示感激，从此二人遂有书信来往。据浙江图书馆的丁红先生说，1962年6月，陈毅写给朱师辙的一封亲笔信，至今仍保存在浙江图书馆古籍部（见其发表于《纵横》2000年第6期的有关文章）。
朱师辙到杭州后，本来给他安排的住处是在黄龙洞附近。此处风景绝佳，只是离市区稍远，朱师辙看后说“风景甚佳，惟地僻离(市区)太远，家人买菜小孩上学皆不便”而谢绝。他转而请求最好能在湖滨一带安置。后经有关方面关照，他得以入居市区岳王路30号。朱师辙对这个地方还比较满意，曾作诗一首:“小屋三间草草屋，岳王路畔任虚徐。碧梧浓荫凉消暑，朱墨新磨静校书。高卧优游客寄傲，狂吟快意便轩渠。山人不羡琼楼美，觅得幽栖志亦舒。”
为了传承家学，朱师辙曾编辑出版了祖、父两代的部分遗著。1951年，就在从广州迁居杭州前夕，他直接上书毛泽东，并寄奉其祖父及本人已出版的著作，用意显然在于指望最高当局能够帮助自己完成传播家学、刻刊遗著的心愿。可喜的是，毛泽东收信后竟然很快就亲笔复函问候：
少滨先生：
9月25日惠书并附大作各件，均已收到，感谢先生的好意。
谨此奉发，顺致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月七日
毛泽东的回信让朱师辙惊喜万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晚年还能受到最高当局如此厚爱，感激之情使他写出了“琅函飞下九重天，尧舜都俞在眼前”这样衷心赞颂毛泽东的诗句。
由此看来，陈毅当年对朱师辙特殊关照，除了他本人一向对知识分子特别尊重外，说不定也与毛泽东有一定关系。这样说的另一个证明就是，在有关部门的特殊关注下，朱师辙家族的著作在50年代也确实出版了几种。
朱师辙以一位历经数朝知名学者的身份，又备受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照顾礼遇，退休后来杭州定居，自然引起了浙江省和杭州市领导的重视。当时的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谭震林、杭州市长吴宪等，都曾直接过问对他的生活安置事宜。当然，在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关心还是政治上的关心：不久，他被安排为浙江省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委员。1962年，省文化局还提议请省人民政府聘任他为文史研究馆的馆员，此提议很快便得以通过。由此，退休后的朱师辙又可以经常以省政协委员的身份到全省各地视察，并应邀出席各种学术讨论会和纪念活动。
不过，有关部门对于朱师辙虽然关心有加，却也没有放松对其学术及其他活动的关注，特别是在50年代反右运动及其以后。从现存浙江省政协的有关档案看，朱师辙历次在政协组织的有关会议和活动中的发言，基本都被记录在案，特别是他的一些在当时看是属于“出格”的论调，更是被冠以“密”字样记入档案。如今，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这些当然早就不是什么“机密”，不过看看这些材料还是很有意思的。让我们摘引两段：
5月2、3日，分别了解马一浮、朱师辙，何燮侯的近况。……朱夸耀中国文化的优越，充满大国沙文主义情绪，主张发扬民族文化，可使世界免于灾难（他反对文字改革）。又说老年人是想过和平安定的生活的，在谈到各国领导人物时，何说，尼赫鲁、铁托、纳赛尔、赫鲁晓夫都是人才。但是，他尤其推崇尼赫鲁，说：“印度是佛教国，主张化敌为友，而我们现在去要敌我分明，划清敌我界限。”接着，何又说：“其实，我们中国过去也是讲中庸之道的，孔子讲‘忠恕之道’。‘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但现在儿子可以揭发老子。”又说，“有人说我有温情主义，我想是有的。”
（《情况反映 》 政协浙（58）密字13号。浙江省政协秘书处：1958年5月5日）
朱师辙委员看到“八大“文件中提出文化革命中要积极进行文字改革，他说，刘少奇同志是管党内事务的，不懂文字。苏联只有300年文化史，斯大林不提倡文字改革，何况中国有3000年文化史，那文字更不能改革了。
（《情况反映》 1958年6月12日，出处同上）
呵呵，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文如其人”这个说法的正确，朱师辙不愧为文史大家、性情中人，其言必称孔子，并极力反对当时的文字改革。在那个时代，仅凭他这些发言已经完全够格被打成右派了！想来朱师辙能够幸免于难，除了他当时年已八十的年龄因素外，除了反右运动当时基本已经完成的客观环境因素外，是否还与毛泽东、叶剑英、陈毅等对他的特殊关照有点关系呢？
自然，朱师辙当时根本不会知道这些可能会发生的劫难，他还是照样研究他的学术，发发他的牢骚。然后，在从事研究工作之余，他还会尽兴畅游西湖名胜。在杭州期间，他写下大量有关游览西湖名胜的诗词，如《西湖杂咏八章》、《西湖闲步》、《苏堤闲眺》、《湖畔》、《春来》等等，不仅丰富了杭州西湖的人文历史景观，也给后人留下值得怀念和记诵的诗篇。
晚年的朱师辙更加注重朋友之间的交谊，除了继续保持这与陈寅恪等外地老友的书信联系外，他在杭州的一个经常性活动就是遍访名士学者，例如当时也在杭州安居养老的马一浮、黄宾虹、张宗祥等。朱师辙和这些名士学者相聚晤谈，彼此吟诗唱和，倒也其乐融融。当时，马一浮先生住在西湖苏堤蒋庄的二楼上，平日里足不下楼，却单单为来访的朱师辙送行，破例陪行到楼下的庭院中，可见他对朱师辙的敬重。朱师辙非常黄宾虹的画，曾专门题诗赞颂黄宾虹的作品:“老笔纵横意气豪，轻濡淡墨患挥毫。形神像外山林渺，珍重诗人画品高。”在朱师辙遗留的诗稿中，就有很多这类与名人唱和的诗作。
如果朱师辙能够就这样安度晚年，当真称得上是一位幸福老人。可惜，伴随着1966年的到来，长达十年的“文革”开始了。在那样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像朱师辙这样一个历经几个朝代的封建遗老式旧知识分子，自然难以逃脱被抄家、揪斗的厄运。那是1966的一天，一伙红卫兵闯进了他的大门，粗暴地抄走了他家历代收藏的文物字画，并宣称次日还要来搬走当天来不及运走的大量藏书。朱师辙眼看世代祖传的珍贵字画文物被洗劫一空，而自己珍爱的图书资料也要被抄，不禁心急如焚。情急之下，他忽然想到：红卫兵来抄家也不要紧，毛润之(泽东)主席不就是红卫兵的总司令么，他老人家的话红卫兵不能不听吧？于是他赶快把毛泽东195.1年写给他的那封亲笔信用镜框装好，高挂在自家大门口。次日红卫兵看到后，果然十分惊讶：没想到这个朱师辙居然和毛主席有来往！他们不敢造次，悄悄地从朱家退出。一个奇迹就此产生：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很多大图书馆的藏书都遭受浩劫，而朱师辙的家藏书籍却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
而且，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朱师辙依然念念不忘帮助后进，鼓励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从事学术研究。著名楚辞研究专家黄灵庚先生对此有感人的回忆：1968年夏天，年轻的黄灵庚在盲目地参加红卫兵活动一段时间后，开始感到厌倦而成为所谓的“逍遥派”，以阅读古籍消磨时间。出于对屈原高尚人格的敬意，他开始了研究《楚辞》的艰辛历程。一开始，黄灵庚不知道该从何处入门去读懂它们，更不知道到何处才能找到这些当时属于禁书的古籍，因为从图书馆是借不出来的。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以认识一位酷爱读书的朋友，他家藏有清代以前的十几种《楚辞》注本，后来才知道他的生父就是精通汉学的朱师辙先生。可是，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老人一开始不敢把书借出，只允许在他家里查阅。后来看到黄灵庚如此好学，在其儿子的“担保”下，朱师辙才允许黄灵庚每次可借一种，但必须在十天内归还。显然，要在十天内看懂《楚辞补注》这类书是绝对不可能的，黄灵庚只得采用钞书的办法，不管是否看懂，先钞下来再说。后来，黄灵庚在回忆自己的治学生涯时总结说：他的《楚辞》研究，就是从钞书开始的。
藏书虽然暂时得以幸免于难，但年迈的朱师辙却已经不能再忍受“文革”大浩劫的冲击和摧残——他怀着对那个时代的愤怒和痛苦，于1969年永远离开了他喜爱的人间天堂——杭州，享年90岁。
更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幸免于难的珍贵书籍在朱师辙去世后，其家人由于失去了生活来源，不得不一点一点地把它们按破烂废纸给卖掉了，朱师辙先生九泉之下有知，不知当作何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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