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的骨灰，在其去世三十四年后，终于在今年夏天（6月16日）得以安葬于江西庐山上的植物园内。陪伴其在地下长眠的，是其侄子——陈衡恪先生的次子陈封怀（1900-1993）。他是我国著名的植物学家、庐山植物园的创始人之一。此外，还有那位《学衡》的大将，极力批评胡适白话诗的胡先驌——他其实是一位杰出的植物学家（当年那么起劲地反对胡适，其实不过是副业），作为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创始人，不仅为发展我国的植物学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与陈封怀、秦仁昌一起，共同创办了庐山植物园。

　　作为一代文化宗师，终能如此，在他人看来，也算是一个较好的结局——在被迫害致死后最终能够安葬在庐山之上，不是比长年尘封于殡仪馆内要好上许多？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至少，按照陈寅恪先生生前愿望和其家属的本意，先生的骨灰，应该是最后安放于钱塘江畔的杭州。这不仅是因为，在杭州钱塘江畔六合塔后的牌坊山上，有其父陈三立先生的坟墓。而且因为陈寅恪先生生前就有着浓郁的“杭州情结”——他一直是希望自己能够在杭州安度晚年的。退一步说，就算是安放在庐山，那植物园也并非最合适之处，陈三立先生当年长住在庐山的松门别墅，才是最合适的地方。惜乎！星转斗移，物是人非，松门别墅已不能安放，这才有了植物园内的长眠之地。

　　那么，为何说陈寅恪有“杭州情结”呢？

　　1948年12月15日，陈寅恪与胡适一道离开北京，乘机至南京，然后他与家人又到了上海，最后应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之邀，到了广州，在岭南大学任教。凡读过陆键东之《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者，当不会忘记书中的有关记录。对于陈寅恪为何选择去广州而没有留在北京或离开大陆，书中有很好的解释，学术界近年来也有新的发现，此处不赘。应该说，陈寅恪在岭南大学得到高度重视，享受到很好的待遇，他没有理由不满意，事实上他也是满意的，这从他的有关诗歌中可以看出。

　　不过，对所受待遇的满意不能说明一切。广州，并非陈寅恪心目中的长期居住之地，他更不想就在那里度过晚年，所谓“惊心节物到端阳，作客犹嗟滞五羊”是也。他认为在广州只不过是暂时的滞留而已，也就是始终有一种作客的心态。

　　陈寅恪到广州后，有机会与著名的经史小学名家朱师辙（字少滨）交往。此人比陈寅恪大11岁，与王国维同龄，陈寅恪与他当也属于那种亦师亦友的关系。1951年，72岁的朱师辙退休后，如愿前往杭州安居养老。此举引起陈寅恪的羡慕之情，在他所写的《送朱少滨教授退休卜居杭州》一诗中，即表达出他也愿意在杭州安度晚年的想法：“他年上冢之江畔，更和新诗结后缘。”以后，他又在和朱师辙的诗中再次表露出对广州居住气候环境的不满以及对杭州的向往：“粤湿燕寒俱所畏，钱唐真合是吾乡”。所谓“粤湿燕寒”，除了暗示当时的政治气候外，也是实写。相对于北京的寒冷和广州的湿热，杭州的确不失为老年人居住的福地。事实上，当年有很多著名的学者，晚年都居住于杭州。而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在整个20世纪中，也都把杭州当作休息疗养的好地方，那些至今遍布于西湖沿岸的大大小小的别墅行宫疗养院之类，就是最好的说明。

　　当然，如果从休养角度看，从自然风景看，庐山也不差，那里的别墅数量也不比杭州少。但是庐山的弱点在于交通，在于它远离了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而杭州，历来有“上海的后花园”之称，地理优势决定了它在那些历史人物心目中的地位。其次，就是杭州丰富的物产和舒适的生活环境，这是当年苏轼、白居易等都亲身体验到的。至于作为六大古都之一的杭州在历史文化方面的优势，倒不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不过，我以为，陈寅恪之所以希望到杭州安度晚年，恐怕还和另一个人物有关，这就是那位以写《再生缘》知名的才女陈端生，因为她的故居就在西湖之滨。倘若再扩大一点范围，则应还有另一位才女柳如是——她也长期生活于江浙一带，而杭州更是如此。从20世纪50年代起，她们先后成为陈寅恪笔下的主人公，应该不是一个偶然。至于那位在历史上很有名气却系子虚乌有人物的苏小小，是否也在陈寅恪先生心目中有一个小小的地位，我们只能去猜测了。不过，说陈寅恪有一种浓郁的“才女情结”，应该大致不差。而当这种才女情结与杭州联系在一起时，就会转化为强烈的“杭州情结”。

　　遗憾的是，陈寅恪终于没有能够实现他的愿望，从他到广州起一直到去世，他就一次也没有去过杭州。而在其去世后的三十多年间，由于种种原因，他的骨灰也不能安放于杭州（据说杭州有关部门对此事不感兴趣，理由是陈寅恪还算不上名人。又有说法为杭州方面听说陈寅恪骨灰可能改葬庐山后突然转变态度，同意葬在杭州甚至可以葬在西湖边，但遭到陈氏后人婉拒）。是的，历史上名人中与杭州有关的简直太多太多，又哪里轮得到陈寅恪。仅就20世纪中国文学史而言，原籍浙江或长期生活于浙江的作家就几乎占了半壁江山，而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曾在杭州留下了值得纪念的东西，或者是其故居，或者是其题刻等。但这些并没有都被保存下来，因为相对于他们，杭州还有更多更有名气的文物需要保护呢。

　　其实，陈寅恪生前一直多少有点耿耿于怀的，就是他的生不逢时，或者说始终有一个年龄上的错位问题。当年他任清华国学院导师时，四大导师中，梁启超当仁不让地是老大，比起他来，王国维只能算是晚辈，因为当年梁启超任时务报主编时，王国维不过是一个小书记。而梁启超当年在长沙办时务学堂时，陈寅恪还是一个孩子。至于另一个赵元任，虽然年龄与陈寅恪相仿，但毕竟已经成家，在外界看来自然也就等于老了一点。这样，陈寅恪就不得不成为其中最年轻的一位。何况当时的陈寅恪刚从国外回来，在学术上还没有多少成就，也就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他执教国学院期间，学生选听他之课程及接受他之指导者很少，除了他的课极为艰深之原因外，其名气不如其他三位也是一个因素。而这些，对于心气极高的陈寅恪，自然是一种刺激。

　　1949年到广州后的陈寅恪，虽然已经名满天下，虽然也已步入晚年，但他当时的年龄还不够进入所谓“某某老”的地位，因为通常的准入标准是70岁（是否与“人生七十古来稀”有关呢）。朱师辙因为够了这个标准，才得以圆其去杭州的愿望，这恐怕是令陈寅恪既羡慕又有点不平的。当然，假如另有关系，则例外也不是没有的。他的另一位朋友杨树达，20世纪50年代居住在长沙，虽然年龄与陈寅恪差不多，但因为当年与毛泽东有一段师生关系，则所受待遇就大不同。毛泽东每次去湖南，几乎都要邀请其吃饭。杨树达在其去世前一年曾想去北京工作，就得到北京方面的支持，他也借开会之便亲自赴京办理此事。虽然因种种原因未果（表面原因是找不到合适的住房，其实不然，据说与郭沫若的作梗有关，杨树达日记中也透露出此点），但毕竟有所行动。至于学术著作的出版，更是陈寅恪不能比的，杨树达的书基本上都能及时出版，而陈寅恪则多次受到阻挠，甚至连他为杨树达书所作序言都要被撤掉，对于这些差异陈寅恪能够心如止水吗？

　　陈寅恪终于等到了他的70岁，甚至还几乎活到80岁，但那时的中国社会，已经不是50年代，他已经是要为自己的“老”付出代价了，而这代价竟然是他和他妻子的生命——他预见到这一点吗？

　　中国人历来有尊老的传统，但“老”也要“老”得恰如其分，“老”得正是时候，否则阴差阳错，所得到结局可能就大不同，这可能是陈寅恪没有想到或者想到了也无法选择的。历史对历史学家的种种作为所能反抗的，也许仅此一点吧。写到这里，已经有对历史大不敬之嫌，就此打住。

来源:中国学术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