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杨守敬（注一）是近代学术研究成果极丰硕的学者，清代学者罗振玉极推崇杨守敬治《水经注》，在地理学上的成就，并尊称他是清代小学、算学、地理学三绝学之一。在杨守敬致罗振玉的信函中即云：「三十年前蒙文昌潘孺初先生奖借，推守敬为地理绝学，其文已刊之《要删》（《水经注要删》）中。昨蒙足下证成其说，以比王怀祖（念孙），段茂堂（玉裁），李壬叔（善兰），合称三绝学。」（注二）其中所称「三绝学」，即王、段擅小学，李擅算学、杨擅地理学。杨守敬的老师潘存也推崇守敬为「地理绝学」。

　　其实，杨守敬的学术成就，不只是以研究《水经注》在地理学方面闻名，举凡目录学、金石学方面，他也是搜罗丰富，研究深入。守敬不但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就收藏了一些碑帖，也从朋友那儿看到许多碑帖，他除了写下《评碑记》、《评帖记》，还将已失传而罕见的碑拓双钩完成《望堂金石》，从同治九（一八七○）年开雕，至宣统二（一九一○年）陆续完成，历时四十年；并集字成一部《楷法溯源》字典，于光绪二年，开始编《楷法溯源》，历时一年完成，光绪四年刊行。他四十二岁到日本的时候，带着一万多部的碑帖拓本前往。后来虽然为了换回流落到日本，而在中国已失传的古籍，不得不将许多碑帖拓本卖掉，他却用缩影照相术，于光绪八（一八八二）年完成了《寰宇贞石图》。这些重要的著作，充分地显现出杨守敬在金石学研究方面成果丰硕，足堪成为典范。

　　杨守敬爱书成癖，举凡异书、古籍、碑帖之搜罗，无不加以考证、评骘。他研究金石碑帖之学问，应当溯自同治四年，他因应会试初至北京，受到书法启蒙老师潘存的影响，开始节衣缩食地搜购碑刻拓本。他不但搜集碑刻，甚至仔细评论，他先于同治六年写成《激素飞清阁评碑记》（以下简称《评碑记》），品评了先秦至唐代的碑刻两百八十五种，第二年又品评了九十六种帖，命名为《激素飞清阁评帖记》（以下简称《评帖记》）。但是，这两本评论记却在给日本友人传阅时遗失。幸而，后来有人拾获，并将这两本书之一的《评碑记》出版（未记出版年月），在日本广为流传。这本《评碑记》于一九五七年由日本三省堂再版，并流传到台湾，台湾有位匿名为「竹久」的先生据此本手抄之，于一九七六年交付学海书局出版。
守敬自从早年的《评碑记》与《评帖记》遗失之后，即不再写有关碑帖的评论的文字。直至高龄七十三岁的晚年，日人水野疏梅，前来中国向守敬学书法，他是守敬唯一收的入门弟子，经水野再三要求，守敬写下《学书迩言》。

　　二、《学书迩言》中之评碑部分

　　虽然杨守敬在自序中云：「余因所藏碑版集帖，皆陷于鄂城中，无一携出者，但凭记忆，必多遗漏。」但是将这部《学书迩言》与其《评碑记》、《评帖记》相互对照，重要的碑帖果真都在他记忆里。诚如他自己所言，是经历了「五十年辛苦搜集」，日日磋摹，自然早已深印脑海中。

　　评碑的部分，一如《评碑记》，由《石鼓文》开始，所写的内容自然比《评碑记》简略，但守敬在《石鼓文》条之末加一段：「常熟杨沂孙学之，自称历劫不磨；吾友吴仓石仿之，亦喧腾一时。」（注八）加上这段时人学习的概况，颇可以提供初学者做参考。

　　接着谈秦篆，只提《泰山残石》、《琅邪碑刻》，汉篆只提《少室》、《开母》。但多提了新出土的东西：「秦篆有权量诏版，自刘喜海发之，近日出土尤多。山东陈寿卿之瓦量如新出型，端午桥之权，几数十事，实足为秦篆大观。」「汉篆有印章、瓦当及诸铜器，亦取材不尽。又如王莽之《十布》，精劲绝伦，为铁线之祖。学篆书者，纵极变化，不能出其范围。」（注九）这些权、量、印章、瓦当、铜钱上的篆字，也成了学篆书者的新典范。这是《评碑记》中所未见的新观念。
另外三国之篆，守敬推崇《天玺纪功》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字形圆中带方，实深具创意。这样推崇《天玺纪功》的评论，在《评碑记》中亦未见。

　　唐篆则推崇李阳冰之外，又提出《美原神泉诗并序》可为学习之准绳，而李训诂之《碧落》，则非正轨。所评的观点与《评碑记》则仍同。（注十）

　　关于隶书，守敬一律称分书，由于西汉的隶书至今亦罕见，故守敬无所推荐，但东汉的作品则举出许多典范，首先，举出王澍及其师潘存皆推崇为「分书正宗」的《礼器碑》，还有纵横排奡的《开通褒斜》、体兼篆分的《元初三公》、方整的《西狭颂》、淳古的《武荣》《郑固》、飘逸之《石门颂》，皆被守敬推崇为上乘之作，至于流美的《曹全碑》、柔润之《白石神君》，则被评为「已至汉季，古意稍减」。

　　三国之分书，守敬举出《孔羡》、《范氏》、《上尊号》、《受禅表》，并盛赞其「下比如折刀头，风骨凌厉，遂为六朝真书之祖」，即云此等碑具有从隶书转向楷书的承启地位。守敬并云：「学分书者，从之入手，绝少流弊。」并举出时人所学不同，成就亦不同之范例：「伊墨卿、陈曼生所以独出冠时，姚伯昂力摹《曹全》，终落次乘者，此也。」可见守敬对初学者选帖集重视，时时谆谆告诫。

　　晋人分书，守敬举《孙夫人》、《太公吕望表》，并且，又举出才出土不久的东晋《好太王碑》，评为「醇古整齐」。另外，他也推崇汉晋的墓砖，虽为工匠所为，但有古拙之趣，他比喻这些字和汉印一般，可做小碑版观之。
今之楷书，守敬称「真书」，他并推荐南方的大小《二爨》（即《爨龙颜碑》、《爨宝子碑》），北方的则有寇谦之的《华岳》、《嵩高》，但这仍是过度时期的作品，所以「杂有分书体格」。至于《刁遵》、《高湛》等志，才「渐趋整练」，具有纯粹楷书之风貌。（注十一）

　　关于北碑，守敬赞美的作品极多，他推荐的魏碑如下：「《张奢》、《贾思伯》，醇古遒厚，虽剥蚀过甚，而所存完字，皆为至宝」、「《大公庙碑》、《张猛龙碑》，整练方折，碑阴流宕奇特。」「《李仲璇》间杂篆体而精劲绝伦」、「《敬使君碑》化方为圆，暗用篆笔，流美无对」、「《孝文吊比干墓》瘦削独出，险不可近」。守敬又推荐北魏造像，举盈千累万中之最佳者，有龙门之《始平公》、《孙秋生》、《杨大眼》、《魏灵藏》称为《龙门四品》，后又增为二十品。守敬又云近来学北碑者大抵从此入手，最著名的有遵义莫友芝、会稽陶浚宣。

　　守敬推荐北魏墓志之佳者：「《刁遵》行间茂密」、「《司马升墓志》务贵高古」、「《司马景和妻》风华掩映」、、「《崔敬邕墓志》文字并美，但拓本罕传，近有石印本。」至于《张黑女墓志》，由于守敬早期未见，故《评碑记》中未见，但在《学书迩言》中则提及所见的版本有「道州何氏（绍基）藏者为海内孤本，近日上海有玻璃版印行」。另外，守敬又提及云峰郑道昭诸碑，遒劲奇伟，与南朝《瘗鹤铭》异曲同工，可见守敬极推崇郑氏之碑。

　　至于北齐的作品，守敬选评如下：「《泰山石经峪》是擘窠大字的极则」「《西门豹祠堂》、《唐邕写经》也与前者是同一家眷，如杨贵妃肥不伤雅」北周的作品，则选评如下：「《匡喆刻经颂》，飘逸宽绰」、「《华岳庙碑》如古松怪石，绝不作柔美之态，亦命世创格，宜其名震一代，为习之者少，遂至声称寂然」、「《曹恪碑》用比如斩钉截铁，结体尤古，皆命世之英」、「《贺屯公》机趣横生，石为端午桥所得」。至于南朝的小楷，则推举陶隐居的《旧馆坛碑》为杰作。守敬评云：「唯首一行是陶隐居亲笔，然通体亦自高古绝伦」，由于原石久佚，守敬又将之双钩刻入《望堂金石》集中。
关于隋代，守敬总评其整体书风是「其书法亦有整齐气象」，他所推荐的作品如下：「《龙藏寺》、《贺若谊》已开虞、褚先声」、「《赵芬残碑》、丁道护《启法寺》为颜、柳之弥祖」、「《宁贙碑》体格与欧阳《化度碑》相似，可能是欧阳中年之作」、「《张贵男志》与欧阳之《化度碑》、《醴泉铭》不独形似，且神理吻合」、「《元公姬氏》、《尉富娘》小楷绝诣，直足上接两晋，笼罩三代。」（注十二）守敬认为这些碑对唐楷有极大的影响。

　　关于唐代的碑，守敬推荐的如下：「虞永兴《庙堂碑》，风神凝远」、「欧阳信本《醴泉铭》，赵子固推为『楷法极则』」、「欧书之最醇古者，以《化度寺》为最烜赫」、「欧书《皇甫诞》最为险劲，张怀瓘《书断》称其『森焉如武库矛戟』」、「欧书《虞恭公碑》最为晚年之作，而平正婉和」。关于初唐的碑，除了虞、欧之外，守敬推崇殷令名书《裴镜民碑》、「无上鸿宝」。他所持的理由是：既然虞欧之书，皆因多次拓印而磨泐，《裴镜民碑》却能保持原碑的神理，而且「虞之冲和，欧之峻拔，兼而有之」，自然比神理已失的欧虞帖好，也更适合初学者。守敬在《评碑记》中已对《裴镜民碑》推崇备至，在《书学迩言》中观点仍然一致。

　　至于褚遂良的作品，守敬推荐四本，《雁塔圣教序》、《房玄龄碑》、《龙门佛龛碑》、《孟法师碑》。其中，他提出张怀瓘不同的看法加以讨论：「褚河南《雁塔圣教序》，昔人称其如『烟袅晴空』，最善形状。而《书断》则云：如『美人婵娟，不胜罗绮』。嗤为浇漓后学，为轻佻者痛下一针，然自是承学之误。原书虽离纸一吋，实下笔千斤也。宋徽宗瘦金，实从此脱胎也。《同州圣教》，实刻于龙朔三年，在河南身后，可知其为翻本，特唐人手高，亦自有劲拔之气。」虽然张怀瓘对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评价不太好，但是守敬认为，是一般后学者不易学到褚氏的精华，像宋徽宗却能把握褚氏的特色，再融入自己的意念，展现出自己全新的面貌。可见，褚氏仍是可学的典范。守敬又推荐《同州圣教序》，虽为翻刻本，守敬因其有「有劲拔之气」，仍大力推荐。

　　褚遂良的楷书，一向有行楷之称，笔画较为活泼，但守敬比较其前后期的作品，而有云：「褚书《房玄龄碑》，亦是此体，惟剥蚀过甚，不免纤削矣。又《龙门佛龛碑》则宽博俊伟；《孟法师碑》亦方整和畅。乃知飞行绝迹，皆从应规入矩来也。」（注十三）其所谓「乃知飞行绝迹，皆从应规入矩来也」的体悟，对后学者也是一项深刻的启示：既是初学者应从方整端正的规矩字入手，再依个人兴趣作变化。

　　关于欧阳通的《道因碑》，守敬评云：「较信本尤险劲，而论者为其瘦怯于父，殊非定评。后学者从此碑入手，虽不合时眼，而绝少流弊。」可见守敬评书并不囿于时论，而且也认为初学入手并无一定门径，学欧阳通亦未尝不可，其观点极开明。

　　关于宋儋之《道安禅师碑》，守敬评其「体兼行楷，别出门庭，自是开元间体格，在各家后露头角，故自不凡」。但是，他对版本方面，则有一番考究：「《淳化阁帖》收其一帖，杂于魏晋人中，知王着之陋也」，守敬提醒初学者在版本方面，须谨慎选碑帖，《淳化阁帖》之疏漏，尤须小心。

　　守敬对李北海是赞誉有加，整体的评价是「独出冠时」，评《李思训碑》为「风骨高骞」，评《李秀碑》为「雄浑深厚」，评《麓山寺碑》为「用笔结体在二碑之间」，并举董香光之评语：「右军如龙，北海如虎」，是「最有微契」的评语。不过，守敬看其它如《端州石室记》、《灵岩寺》，则认为「或石质不佳、或缺损过甚」，较难看出作者原来的功力。
至于徐季海，守敬评其「当时书名不在北海下，顾所作《不空和尚碑》、《大证禅师碑》，体近平实，无矫健不群之势；嵩阳观分书，虽丰碑巍峨，笔力实不足以赴之」，守敬实在明言徐季海的「名过其实」。（注十四）

　　对于颜真卿的评论云：「气体质厚，如端人正士，不可亵视。」诸碑大致小有异同，不详列举，而其中他特别列举一些拓得较不好的碑，如《臧怀恪碑》「稍嫌瘦削」，少了颜氏圆润厚重的本色，《颜氏家庙碑》、《东方画赞碑》「字近栉比，重开失真」，又把字排得太整齐，如排算子。其中较有特色的，是《多宝塔碑》，评云：「虽为少作，实已别开生面」，而评《中兴颂》云：「雄伟奇特，自足笼罩一代」，是为上乘拓印，至于极负盛名的大字《麻姑仙坛记》，原石久佚，恐怕也难免流于拓印渐失真的命运，不过，守敬倒未特别说明。

　　至于评柳公权，守敬也给予极高的赞誉：「平原以后，其与竞者」。他认为《和尚碑》「天骨开张」，但他又认为不善学者，会「流为犷悍」，不过他认为柳是其它作品如《苻璘碑》、《魏公先庙碑》、《刘沔碑》、《冯宿碑》，「皆敛才就范，终规淡雅」，而《高元裕碑》，「尤为完美」。而他认为楷书「自斯厥后，虽有作者，不能自辟门户矣。故余撰《楷法溯源》，以唐代为斯。」他以柳公权作为楷书具有自家面目的最后一人。诚然，楷书至唐，登峰造极，宋元明人多写行草，清人碑学兴盛，楷书确实无人能再造新局。

　　关于行草入碑的作品，由唐太宗的《晋祠铭》开始，另有《李英公碑》、《李光颜碑》都有流传，但守敬称「传习者少」，倒是怀仁《集右军圣教序》「最为学者所宗」。守敬提出一个颇耐人深思的问题：「夫右军之书，在唐代虽流传甚多，何能集为一碑，大小咸宜？知其必多假借。为怀仁等笔力既高，书学亦邃，遂尔风靡一时。然院体之称，亦为有识者所讥。」守敬亲自集字而成《楷法溯源》，深知集字之不易，固有如此怀疑，不过对其字本身的功力还是肯定的，只是因该帖字大小整齐，较少行书自由流畅的本色，容易变成院体制式化的字，这也是守敬提醒学书者要注意的。

　　守敬评宋人书碑，多杂行草。他举蔡襄的《洛阳桥》，「最为整饬」，但是「以视鲁公《中兴颂》，邈乎远矣」。评东坡《罗池庙碑》，则赞云：「端庄流丽，兼而有之」。又云「山谷题名颇多而书碑不少概见，《砥柱铭》有墨迹，未见旧石本」、「米襄阳虽名震一代，亦绝丰碑」，这表示黄庭坚、米芾之碑皆未见，而蔡京虽有碑存者，守敬不论之，因「人品不足录矣」。

　　守敬评元人之碑，所存者以赵孟俯为最多，「大抵胎息李北海，足以上凌宋代，下视胜朝，然多行书」，只有「虞集《刘公神道》独为正楷，刻于《海山仙馆》者，足以式靡流俗」。评明代书者，「大抵擅长行草，正书碑刻，无足传者。虽以董香光邈视宋元，而所传碑刻，第有行草，无一真书。」（注十五）守敬以唐楷的标准来看元明的石刻，自然觉得成果没有唐代楷书碑刻这么丰硕。

　　将这部《学书迩言》中「评碑」部分的份量与内容，和《评碑记》作比较，虽然不能相提并论，但是，新添的许多资料与新观点，却是弥足珍贵的书学资料。

　　三、《学书迩言》中之评帖部分

　　杨守敬于评帖部分，也是就所阅过的帖子予以评骘。而他所寓目的帖子之多，对版本的了如指掌，真令人叹为观止，这已非只是引导初学者的入门书，实在是守敬一生熟览名帖的精华集。

　　守敬首言集帖萌于南唐，《升元》、《澄清》中仍存的帖子，都保有右军之迹，并且优于《淳化阁帖》。并评云：「然历代名迹多载其中，神理虽亡，匡廓犹存，在宋时已不知翻刻几本。」至于翻刻的，也有好几种版本，「银钉本」、「马槽本」、「肃府本」、「王觉斯本」、「毕士安本」，而其中以干隆年间用内府所藏「毕士安本」重摹，选石极精良，又以御制墨拓之，守敬评云：「固应为《阁帖》之冠」。于此也可见守敬须博览许多版本的帖子，才能作如此的判断。

　　其它根据《阁帖》加以增损的，有宋徽宗的《大观帖》，守敬亲见宋拓版本，仅南海伍氏所藏三册，其后附有成亲王的跋。但守敬又见其它人所藏，自称是宋拓，但难逃守敬法眼，守敬判为明拓本，而非宋拓。

　　《淳熙秘阁帖》也是增损《阁帖》而成的。守敬认为所见也应当是明代重刻。有所谓「修务司本」者，此帖罕见，但苏州沈秉成有藏本，守敬于宣统元年，见有人自苏州携至沪上求售，知为沈秉成所藏，索价千金，但守敬看了，觉得帖虽旧而神采不足，应该不是珍贵的宋刻本。

　　宋刘跂辑刻的《戏鱼堂帖》，也是增损《阁帖》而成，但原石散失不存已久，今存世者是翻刻的。此帖之首所摹的《诅楚文泰山刻石》全文，是他处所罕见特别可贵的。（注十六）

　　守敬接着品评一些著名书家的收藏本，如明文征明的《停云馆帖》十二册，前一卷小楷，是根据宋拓本，其后的则以墨迹上石，版本堪称精良。其门人又重刻一部，所以有「文刻」、「章刻」。由于至清已有残缺，再补之，守敬评为「不足观矣」。

　　明无锡华氏所集的《真赏斋集》四册，守敬评为「甚精」，后因碑石毁于火灾，所以有「火前」、「火后」两种版本。「火后本」较少不易得，而市上的传本乃是后人再翻刻的。

　　明王肯堂所辑《郁冈斋帖》六册，因收藏颇富，所选刻的，是平常不易见到的作品，不过原石至守敬时，已因损毁而罕见。

　　最令人不解的，是明末大书法家董其昌，竟未能刻出好帖。他辑印的《戏鸿堂帖》十六册，守敬有云：「香光见闻既博，抉择亦精。初本木已多失真，后又为石刻，尤为重浊。王虚舟疵为明代集帖之最下者也。」而守敬最欣赏的集帖，是明吴用卿所辑刻的《余清斋帖》，评云：「大抵皆以墨迹上石，又得杨明时铁笔之精，故出明代诸集帖之上。其石干嘉间尚存，无翻刻者。余极力搜得三部，以一部售之日本山本竟山，家存二部，今未卜存亡，惜哉！」这部被守敬誉为明代最佳的集帖，守敬竟然一口气收藏了三本，大凡以墨迹上石所拓的作品，品质必然精良，如明海宁陈元瑞刻《渤海藏真帖》、清干隆御刻《三希堂帖》、梁清标刻《秋碧堂帖》、冯铨刻《快雪堂帖》、毕沅刻《经训堂帖》、成亲王属袁治刻《诒晋斋帖》，都是以墨迹上石所拓出的精品。（注十七）

　　接着，守敬就单本名帖的版本或风格加以探讨，如王羲之的作品，《十七帖》以宋朝魏泰藏本最佳，明朝《余清斋》刻本亦佳，《来禽馆》刻本次之；其小楷精品《乐毅论》，守敬则认为「今传世者鲜有佳本」；而羲之最显赫的《十七帖》，以欧阳询临的「定武刻本」最好，翻刻者，又以当时的程孟阳所刻最精，原石在焦山。（注十八）守敬甚至知道好刻本的原石存于何处，对于碑帖各方面的知识都了如指掌，可见其碑学知识之渊博。

　　至于王献之的作品，《鸭头丸帖》有《余清斋》刻本，守敬评云：「清超绝尘」；而同为《余清斋》刻本的《兰草帖》，守敬评云：「此帖沉着痛快，以开颜鲁公之先」。论及颜真卿的作品，有《忠义堂颜帖》，为宋代搜集颜氏的书法，守敬见过道州何世重刻本、直隶袁开第重刊本，而守敬觉得《赠裴将军诗》尤奇伟，为鲁公绝作。而其《争座位帖》，守敬评云：「行书自右军后，以鲁公此帖为创格，绝去姿媚，独标古劲。何子真至推出《兰亭》之上。此石刻于宋石，日日毡拓，丁丁之声，不绝于耳，而无多剥蚀，当时选石之精，无出其右，不第刻手之良也。」若非守敬此论，吾人实难知该帖风行之盛况。（注十九）

　　关于苏东坡的作品，有守敬为黄冈知县杨寿昌所选刻的《景苏园帖》六册，守敬自评云：「大抵皆从旧本摹出，皆流传有绪之迹，绝少伪做，故应为苏书钜观」（注二十），可见守敬颇为自得。

　　大抵一般之名家名帖，守敬皆交代版本之优劣，间或作风格的评价，以上乃列举大要，不详细论列。其书写之体例，大醇中见小疵处，即守敬因系随想随写，不甚按朝代次序，和他二十九、三十岁所所完成的《评碑记》、《评帖记》，按时代论列，条理井然，大异其趣。

　　无论碑帖，守敬非常讲究版本，对宋代第一部集帖《淳化阁帖》的钩刻不精，真伪杂揉深表不满。评董其昌辑印的《戏鸿堂帖》，也无佳评，有云：「香光见闻既博，抉择亦精。初本木已多失真，后又为石刻，尤为重浊。王虚舟疵为明代集帖之最下者也。」但对于以墨迹上石所拓的作品，则赞其品质精良，如明吴用卿所辑刻的《余清斋帖》、海宁陈元瑞刻《渤海藏真帖》、清干隆御刻《三希堂帖》、梁清标刻《秋碧堂帖》、冯铨刻《快雪堂帖》、毕沅刻《经训堂帖》、成亲王属袁治刻《诒晋斋帖》，都是以墨迹上石所拓出的精品。

　　四、结语

　　杨守敬在近代学术史上，具有多方面的成就，而且都是搜罗资料丰富，研究深入。再书法学方面，他不但研究碑帖，也书写书法作品，但是，他并未自期为书法家，故不特别力求体势上的创新，只是率性地书写，但在碑帖的推广和鉴赏方面，他却花了相当大的精神。他在二十九、三十岁的时候，写下《评碑记》、《评帖记》，又历时四十年，于三十四岁时开雕双钩碑拓的《望堂金石》，并以一年时间，于四十岁时集字成一部《楷法溯源》字典。他四十二岁到日本的时候，带着收藏的一万多部的碑帖拓本前往。后来虽然为了换回流落到日本，而在中国已失传的古籍，不得不将许多碑帖拓本卖掉，他却用缩影照相术，于四十四岁时完成了《寰宇贞石图》。这些重要的著作，使日本爱好书法的人士眼界大开，加速了日本书坛的现代化，守敬也因而被盛赞为「日本书法现代化之祖」（注二六）。因为他对日本书坛的影响，才有水野疏梅的渡海来求教，并促使守敬完成这部《学书迩言》。

　　他在《学书迩言》卷首绪论中，提出了学书五要：天分、多见、多写、品高、学富。其中多见、品高、学富三件事，他都身体力行。由于他对学术的关注甚深，所以并未走上专业的书法家之路，但他却称得上是一位优秀的书学评论家。尤其他在《学书迩言》中表现了相当深度与广度的审美，并能「碑帖并重」，不会像包世臣的《艺舟双楫》与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一样，崇碑抑帖，表现出偏颇的审美观。

　　守敬一生熟览碑帖，含英咀花，虽然晚年碑帖皆不在手边，却能写出这样见解精辟深入，涵盖面又广的评论作品，实在令人惊奇而佩服。一九八○年代，日本书家西林昭一先生，还要学生们组织「学书迩言轮读会」，将日本版和守敬原来的手稿互相校读，以掌握其精义（注二七）。笔者认为：诚如姜氏所言，杨守敬并未在书法艺术方面创立什么新典范，但是，他却建立了书法艺术研究者的优良典范，而且在日本开花结果，他的精神实在值得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