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敬（1839－1915），谱名开科，字惺吾、云鹏，守敬是讳，晚年自号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人。

杨守敬先生是清末杰出的大学者，学识渊博，著述宏富，成就显赫。通舆地，著《水经注疏》40卷，使我国沿革地理学达到了高峰。与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和李善兰的算学被誉为清代“三绝”；精金石，成为“储藏之富，当世罕匹”的金石学家；擅书法，楷行隶草篆诸体俱长，被誉为“日本现代书法的祖师”（王学仲语）；富收藏，藏书十万余卷，其中海内外孤本逾万卷，是近代的大收藏家，对我国文化典籍的保存功不可没。另外在碑板目录学上也造诣颇深。因此，杨守敬是一个集舆地、金石、书法、藏书、碑板目录学之大成一身的大学者。

杨守敬先生的书法在其众多的成就中，位列第三，但这丝毫不影响其在我国书法史上“亦足睥睨一世，高居上座”（虞逸夫）的地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鸿篇巨制，彪炳千秋的书法理论。杨守敬主张书法要“变”，变即是创新。他阐述后人的书法与前贤的书法“笔笔求肖，字字求合，终门外汉也”。他所著述的《楷法溯源》，洋洋洒洒14卷，目录1卷。顾名思义，他是在探寻楷法的源流，也是在论述文字的变革、书法的创新。“顾氏隶辨，皆依韵分篇，便于检寻，然而偏旁错杂，不足于见八法之变”。“北朝唐碑各有体格一碑，又有碑之体格，有必不容出入者，可以兼擅诸家之长，若使一字北朝、一字唐碑，岂复成章法，此书之作欲使学者通书法之变”。杨守敬在此书中如此反复论述书法之变，其创新意识自然溢于字里行间。历代书家定论在书法上要有新造诣，必须具备“三要”，即一要天分，二要多见，三要多写。杨守敬在肯定前人三要的同时，又增以二要，即一要品高，他认为“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应该肯定，这是其数十年对书法、对人生的感悟。

杨守敬先生不仅学富，而且品高。一是潜心艺事，无心仕途，十分痛恨统治人民的当权派。他曾被礼部选为安徽霍山知县，他以“力辞不耐薄书”而拒任。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后，为了笼络人心，聘他为顾问，并加以参政任，他又以“年老无意出山”拒绝赴京就任。二是资助乡里，体贴民众。三是热爱祖国，驻日期间，购回了大量流失日本的中国古典文化书籍，许多还是孤本，为保存我国的文化典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二，熔汉铸唐，独拔艺林的书法艺术。杨守敬于书法，真草隶行篆诸体皆擅，但最具特色的当推其行楷。其门人熊会贞称杨守敬“传世书法古茂，直逼汉魏，盖世无双”。虽有些过誉，但仍可窥见一斑。其年谱中“求书者接踵于门，目不暇接继之以夜”的记录，可知其书法在当时的影响。陈上岷先生对杨守敬的传世书法更是情有独钟，“熔汉铸唐，兼有分隶引楷之长，在清代末期，真可以说是继往开来，独拔艺林”。究其原因，有三：一是见识广博。大凡作为书家，只有学富，才能眼高，只有眼高，才能手高。杨守敬先生即是如此。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又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杨守敬先生说：“多读书自能作文，多看名迹自能书”，这是至理名言。毕保厘在《楷法溯源》序中说杨守敬“收奇选异，积篑成山”。勿庸置疑，见识广博是其书法风格形成的坚实基础。二是碑帖并尊，这是杨守敬书法制胜的高明之处。历代书家重视南帖，而杨守敬更注重北碑的研习。有清一代，大兴碑学，有人拒之南帖，把碑和帖绝对起来。而杨守敬始终碑帖并尊，唯美是尚，力破传统，自立门户。因此，其传世书法形神兼备，光彩照人。“既有金石碑碣的苍劲，如刀劈斧削，又有法帖的秀逸，颇有英姿而无媚骨”（陈上岷语）。三是多用侧锋。“大抵六朝书法，皆以侧锋取势。”所谓藏锋者，并外锋在画中之谓，盖即如锥画沙、如印印泥、折钗股、屋漏痕之谓。后人求藏锋之说而不得，便创为中锋以当之。其说亦是甚辩，而学其法者，书必不佳。且不说他人，试观二王，有一笔不侧锋乎？惟侧锋而后有开阖、有阴阳、有向背、有转折、有轻重、有起收、有停顿，古人所贵能用笔者以此，若锋在画中，是信笔而为之，毫必无力，安能力透纸背？且亦安能诸法之妙乎？”这则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对先贤“笔笔中锋”、“用笔千古不易”的观点是一个重大的撞击，也让人明白了一种哲理，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物。更可贵的是杨守敬不作凭空臆造，不作无稽之谈，而是身体力行去实践自己的理论，并使之光大。这样，促成了他的书法风格独特，有异人之趣的笔意。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其书法高古、深远、质朴、秀逸的一面。

（此文曾于2002年6月14日发表在《羲之书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