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先生是现代学术史上著名的国学家，其儿媳杨绛女士在文学新作《我们仨》里说他“关心国是，却又天真得不识时务”（三联书店本第一〇一页，《杨绛文集》第三册第二〇五页），并创作了一个生动的例证－－
他为国民党人办的刊物写文章，谈《孙子兵法》，指出蒋介石不懂兵法而毛泽东懂得孙子兵法，所以蒋介石敌不过毛泽东。他写好文章，命吴忠匡挂号付邮。吴忠匡觉得“老夫子”的文章会闯祸，急忙找“小夫子”商量。锺书不敢诤谏，诤谏只会激起反作用。他和吴忠匡就把文章里臧否人物的都删掉，仅留下兵法部分。文章照登了。爹爹发现文章删节得所余无几，不大高兴，可是他以为是编辑删的，也就没什么说的。
钱锺书先生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一年七月和父亲钱基博先生同在位于湖南蓝田的国立师范学院任教的，故事当发生在这个时候。
现经研究证实，钱基博先生这期间刊布的文章全都刊登在国立师范学院办的刊物上，从没有向“国民党人办的刊物”“挂号付邮”过“谈《孙子兵法》”的文章。钱基博先生的确有“谈《孙子兵法》”的文章，但一篇写作于钱锺书先生来国师之前的一九三九年五月，发表的刊物是《国师季刊》第三期（一九三九年六月出版），题为《孙子章句训义序》，没有涉及蒋介石、毛泽东；另一篇则写作于钱锺书先生离开国师之后的一九四二年二月，发表的刊物是国立师范学院办的《国力月刊》第二卷第三期（一九四二年三月出版），题目是《德国兵家之批判及中国抗战之前途》，副题是《增订新战史例孙子章句训义卷头语》，但认为蒋介石“知兵法而能治军事”，和杨绛女士的创作正好相反。文中通过与中外历史人物比较，赞扬蒋介石“高瞻远瞩，推陈出新”，略云－－
抑兵之为用，制胜未易，善败尤难！而我 蒋委员长以积弱之势，抗暴兴之日，再接再厉，而气不挠，善败不亡，败岂终败？可谓善败也已……塞克特及白鲁希兹之创闪电战，知兵器而不知兵法者也。惟 蒋委员长为能知兵法，以退为进，推亡图存，无兵器，而固兵心，作士气，败而愈奋，此所以不可及也……独 蒋委员长高瞻远瞩，推陈出新……使当日如 蒋委员长者，总师干以与周旋，愈败愈不和，愈战愈强，以坚制锐，金何能为……是故，李纲、张浚知兵法而不知兵事者也， 蒋委员长则知兵法而能治军事者也！李纲、张浚纵无力以抗金， 蒋委员长必有材以败日。今古事异，可断言者！
当时蒋介石是国家元首，所以钱基博先生特别在“蒋”字前空格，表示对领袖的崇敬。这些话并不奇怪，符合当时的大环境，那正是全国军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抵抗日寇的艰难时期。甚至到了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五年一二月，钱基博先生于《国立师范学院旬刊》第一二二期刊载《最前一课之本院》，还在赞扬蒋介石：“恭读 元首《中国之命运》一书，中第六章《革命建设的根本问题》，探赜立论，而申儆以学风之改造，涣然大号，慨乎言之！”
至于钱基博先生夸讲毛泽东“善败不亡”，则是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的事了，详见华中师范大学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出版的《纪念钱基博先生诞生百年专辑》。这也许可以证明他能与时俱进。
一九四一年九月出版的《国师季刊》第十一十二合期刊登钱基博《历史上焚书坑儒之理论与其实现》，从中可见，钱基博先生也并非“天真得不识时务”。聊录两节：
欲求政治统一，必先统制思想。欲统制思想，必铲绝非秦。从前秦始皇如此，到了几千年后之今日，希特勒之于德，史丹林之于苏联，也何莫不如此！可谓“东海西海，心同理同”。
我们须知秦为中国历史上划时代之一次大转变，而今又将来一次划时代大转变。一时代之大动荡，必先之以思想之动荡、议论之动荡。……因为知识阶级养尊处优，需要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而一般大众，在水火刀兵之中，只需要一个“治”，能在国家安定之下，安居乐业，以事生产。“动员农工，打倒知识”，共产党呼为口号。而我默观情势，应时势之要求，已形成一种社会意识。加以极权国家，右倾如希特勒之于德，左倾如史丹林之在俄，统制思想自由，摧毁知识阶级。而对内能治，对外能强，更普遍地形成一种国家意识，予列国政治当局以一种新刺激、新欣慕。那末，焚书坑儒之悲剧，会在中国重演一番，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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