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继承和反拨清代批评的艰难行进中，20世纪明代散文研究获得了独立的学术地位，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但存在的问题和失误亦不容忽视。20世纪明代散文研究可分为发轫期、兴盛期、萧条期、繁荣期四个不同的发展时期，每个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研究特征。其中关于明代散文流派的研究几乎贯穿明代散文研究的百年历程。对七子派的研究大抵围绕复古的兴起和动因、复古的价值和局限等方面展开；对唐宋派的研究则较系统地揭示了唐宋派的思想渊源、散文理论、审美意趣和艺术特色；对公安派的研究大抵围绕公安派的兴衰历史、小品艺术、性灵说等重心展开；对竟陵派的研究一直在抨击与肯定的矛盾中进行；相比之下，对台阁派、茶陵派的研究则显得冷寂。
关键词：明代散文；20世纪；研究史；述论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04)03—0108—04
在继承和反拨清代批评的艰难行进中，20世纪明代散文研究获得了独立的学术地位，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与先秦诸子散文、唐宋散文研究相比，仍然显得相对薄弱，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相当突出。本文从百年研究流变和散文流派研究这两个方面，对20世纪明代散文研究的历史进行梳理，总结归纳其基本内容、动态走向、时代特征、师承流变，并对其得失和研究趋向作简要的评述与前瞻。
20世纪明代散文研究的百年流变
20世纪明代散文研究的百年研究史大约可分为四个不同的发展时期：
1.发轫期：1900—1929年。这一时期，随着清末民初社会思潮的变迁，明代散文研究大抵形成三种不同流派。一是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批评流派。为了倡导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他们将明代散文与复古等同起来加以批判。胡适认为，中国文学革命的潮流“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受明初七子诸文人复古之劫，则吾国之文学必已为俚语的文学”①。1917年5月，他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指出七子派居心在于复古，必欲返于汉魏以上，过抑通俗文学，罪不容辞，正是文学革命要批判的对象②。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甚至将七子派及八家文派的归有光、方苞等人称为“妖魔”，认为七子派刻意模古，抄袭而已，归有光等人或希荣慕誉，或无病呻吟，此等文学“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与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③。二是以钱基博为代表的批评流派。他们承袭清末李慈铭的批评，但认识已有很大的不同，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新与旧的对立和交叉。三是以周作人、俞平伯为代表的批评流派。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后，他们走融通古今之路，对明代散文进行新的文化阐释，将其视为中国新散文的源头之一。1928年，周作人在《燕知草跋》中称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是公安派与英国小品文的“合成”④。周作人、俞平伯等人的研究与批评孕育了30年代明人小品研究的兴盛。
2.兴盛期：1930—1957年。其中，30年代是明代散文研究的一个高峰期，40年代至建国初的有关探讨可视为余绪。
30年代研究的第一个突出特征是明人小品，尤其是晚明小品研究的繁盛，形成了晚明小品之争。晚明小品论争爆发的导火索首推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其次是林语堂大力鼓吹小品的“闲适”和“个人的笔调”。论争大致围绕《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人间世》发刊词、明人小品编选热潮及《袁中郎全集》出版等焦点展开。周作人将明末文学视为文学革命运动的来源，这构成了晚明小品论争的一个中心议题。林语堂、郁达夫、刘大杰、朱维之、任访秋等人积极探求明人小品的革新精神，纷纷撰文支持周作人的观点。林语堂认为，周作人表彰公安、竟陵，真正找到了“现代散文之祖宗”，并借助传媒大力宣扬明末小品的“幽默”和“个人的笔调”，对文坛和批评界造成很大的冲击。1934年起《袁中郎全集》陆续出版，林语堂、郁达夫、周作人、刘大杰等人在序文中各抒己见，对袁中郎的诗文特点、价值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如郁达夫在《重印袁中郎全集序》中认为，公安三袁振衰起绝，功业可比韩愈，袁中郎诗文在现代有重印的价值；刘大杰在《袁中郎的诗文观》中认为，中郎的作品“货色虽为旧，但是他那种文学革命的精神，还是新的”。但同时，陈子展、郑伯奇、朱光潜等人对明人小品的批判也相当激烈。1935年，陈望道主编的《小品文和漫画》出版，该书收文58篇，近四分之一的文章批驳周作人、林语堂之论。陈子展在《公安竟陵与小品文》一文中反对过分渲染“闲适”和关怀现实，认为公安、竟陵派散文成就很有限，就反复古而论，不必否认其多少有点和“五四”运动精神相似，但是论到“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就不必故意歪曲历史，说新文学运动是继承公安、竟陵而来的。鲁迅、阿英等人则不简单地是此非彼，他们联系社会现实和历史，对明代散文提出自己的看法。1933年，阿英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读〈狂言〉》，反对把五四新文学运动说成是公安派运动的复活，认为二者性质完全不同。他还撰写《清谈误国与道学误国》、《嘿与谦》等文，反对把明末散文渲染成“闲适”，认为时代已与晚明不同，推崇明代散文应是个人的事。鲁迅对过分渲染小品“闲适”表示忧虑，撰文批评玩弄明人小品，将其当做“小摆设”的习气。他认为明末小品虽然比较颓放，但“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⑤，像袁中郎这些明末作家在文学史上自有其价值和地位，而且中郎还有更重要的“关心世道”的一面。在《由雅人小品到俗人小品》中认为，明人小品既有值得继承提倡的自由的、反礼教的一面，又有应该弃置的反映名士风流、绅士风雅的一面。
第二个特征是作家的评论与学者的研究之间存在明显的分野。周作人、郁达夫、林语堂等作家热情颂扬文学革新，将明代散文探究融入到对新文化及新文学的倡导中；钱基博、陈柱、宋佩韦等学者则侧重对明代散文流派的研究与评价。钱基博撰有《明代文学》，他在《自序》中认为，明代文学犹如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批评论文者“狃桐城家言之绪论，而极称归氏，妄庸七子”，指出钟、谭异军别张，乃穷而必变。宋佩韦撰写《明文学史》，在《引言》中认为，复古派尚摹拟，为人厌弃，唐宋派跳出秦汉的圈子，却落入唐宋的圈套，后七子陈陈相因，物极则变，于是浅率的公安体、纤仄的竟陵体相继代兴，“从复古派的肤廓数变而至公安、竟陵派的浅陋，其弊已极”。陈柱在其《中国散文史》中认为，明清之世是八股文极盛时代，而文学的质是学术，以八股为散文，则文学亦卑矣。陈柱将明代散文总括为七派，即开国派（刘基、宋濂等主之）、台阁派（杨士奇等主之）、秦汉派（前后七子主之）、独立派（陈献章、王阳明主之）、八家派（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主之）、公安派（袁宏道等主之）、竟陵派（钟惺、谭元春等主之）。他认为，开国派近于叫嚣；台阁派过于肤庸；公安竟陵派学太无根；七子派优孟衣冠，然其与八家派互相角逐，亦是明代文学史最大的关键。
第三个特征是文学批评史撰述具有历史局限性。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初版和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均未写到明代。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全稿付印于1944年，明代部分采用1933年修订第二稿）对明代散文的有关论述虽弥补了这一缺陷，但研究还不够深入、客观。方孝岳对唐宋派评价较高，认为公安、竟陵发有妙论。朱东润对明代散文整体评价不高，认为七子有可取之处，公安、竟陵派兴起后，文论渐入歧途。
1938—1957年的研究基本上延续了30年代的批评趋势。由于时代环境的影响，研究相对寂冷，但也出现了一些研究亮点，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册的初版（1949年）和扩充再版（1958年）、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续撰（1957年）、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初版（1947年）及修订再版（1955年）。刘大杰的批评观点与其30年代的评论相比，有不少改变。他一方面承认晚明新兴的散文正是公安、竟陵文学运动的产物，风格标新；另一方面又认为明代散文缺少独创的成绩。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年初版时，论述明代诗文仅谈到“拟古运动的发生”；1957年再版时，增述了后七子派、公安派、竟陵派，认为万历以来是一个“伟大的散文时代”。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初版讨论明代文论，材料丰富，介绍详切。但建国后，由于社会形势和郭绍虞本人思想的变化，1955年修订版《中国文学批评史》有较大的改写，一些评论不免脱离客观实际。
3.萧条期：1958—1977年。20世纪60年代，整个中国社会强调革命性、斗争性，学术领域也打上了很深的时代烙印。“文革”期间，大陆明代散文研究步入最萧条时期。但同时，港台、日本一些学者还在努力对明代散文进行着一些尝试性的探讨，如台北大学的陈万益在1976年完成博士论文——《明代性灵文学思潮》。 1960年前后形成的几部集体编写的文学史，是大陆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但由于受时代思潮和批评观念及方法的局限，对于明代散文的许多评论任意割裂前人之论，张贴“形式主义”、“唯心”的标签，带有很大的片面性。一些在当时没有发表的研究成果值得关注。任访秋早在30年代初，就发表了《中郎的小品文》、《公安派与英国十八世纪浪漫派之比较观》等文。1936年，他完成《袁中郎研究》（后屡经修改补充，198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60年代，任访秋在《关于袁中郎和他所倡导的文学革新运动》（《新建设》印出文章校样，但未刊出）一文中，认为袁宏道倡导的文学革新运动“标志着中国文学的新方向”⑥。钱伯城在1961—1965年间编著的《袁宏道集笺校》（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形成了许多新的认识观念。
4.繁荣期：1978年至20世纪末。这一时期，明代散文研究达到有史以来的最盛，研究的重心与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各种新编文学史大都走出了60年代集体编写文学史的误区，对明代散文的评论有很大的超越。学术界虽没有出现一部专门的明代散文史，但郭豫衡《中国散文史》的明代部分论述明代散文的历史、流派、风格、特色，识断精当，独立出来就是一部较完整的明代散文史。新著文学批评史中，《明代文学批评史》不仅注重探讨各派各家理论的独特处、偏颇处，还着力探究各派各家相互影响、相互交融之处，颇能揭示规律，描述原委。其二，明代散文流派研究日趋兴盛。七子派继续受到学术界普遍关注，一些论著，如廖可斌的《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具有廓清耳食之言、突破描述文学规律公式化的意义。《袁宏道集笺校》、《袁中郎研究》的出版揭开了公安派研究再兴之序幕。1987年第一届公安派文学研讨会召开，之后公安派散文研究出现高潮。但从总体上看，研究重心仍在性灵说，对公安派散文创作的论述还不够充分。重新认识竟陵派是这一时期明代散文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1983年，吴调公发表《为竟陵派一辩》一文，喊出为竟陵派平反的口号⑦。此后，学术界围绕竟陵派的争论相当激烈，但对竟陵派的误解仍普遍存在，竟陵派研究亟待更多关注。1987年，第一届竟陵派文学研讨会的召开和《竟陵派与晚明文学革新思潮》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竟陵派的研究。唐宋派研究论文虽多，但大多局限于归有光及《项脊轩志》等文，眼界不够开阔，一些眼界稍放宽之论又乏善可陈。80年代，学者们反驳了唐宋派道学气息太重、创作缺乏感情的旧论。90年代的研究更多地从学术思潮方面探讨唐宋派散文。其三，受文学研究方法热及文学批评观念发展的影响，明代文学思潮的探究再度兴起。松下忠的《袁宏道“性灵说”之初萌》、章培恒的《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等文章阐述了李梦阳等人与晚明文学思潮的关系，着力从打破复古与革新“对立”批评范式的角度来探讨。马积高的《宋明理学与文学》、左东岭的《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潮》、黄卓越的《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周群的《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等论著分别从哲学、宗教与文学的关系探讨明代文学思潮。其四，文风流变的考察也颇为引人注目。如夏咸淳在《明代散文流变初探》一书中认为，明代散文经历六大变化，其中万历之变最为深刻，明代散文变化生新，振兴了尚文之风，古文再兴，小品繁荣，形成新的气象⑧。吴承学、董上德的《明人小品述略》认为，明初小品总体风格充实、严肃、尖锐，成化至隆庆是小品走向空灵闲适的转折时期，万历而后，小品极盛，空灵清远是其主调⑨。这些研究突破了60、70年代的禁区及范式，与30年代相呼应，形成20世纪明代散文研究的两大高峰。
20世纪明代散文流派研究
关于明代散文流派的研究几乎贯穿了20世纪明代散文的百年研究历程。民国时期对明代散文流派的探究多属轮廓性的描述，文学争鸣的活跃则奠定了现代研究的基础。60—70年代的研究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研究普遍存在着轻视人性、艺术性的缺陷。80年代以后的研究进入了文学、文化、哲学、美学的广阔视野中，体现了时代学术思潮变革的特征。
20世纪七子派研究大抵围绕以下三方面展开：一是复古的兴起和动因。宋佩韦在《明文学史·引言》中指出，复古兴起是对雍容平易的台阁体和格律谨严的茶陵派诗文的“反动”，是对八股文的“反动”。陈柱、刘大杰、郑振铎等人的观点有类于此。任访秋在赞同宋佩韦所论的同时，补充认为复古也是“对于程、朱思想的反动”⑩。廖可斌认为复古运动的产生实际上还是“中国古典审美理想和古典诗歌审美特征发展变迁的必然结果”B11。二是复古的价值和局限。现代学者对此评价不一。曹聚仁在《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有着怎样的社会背景》中认为，七子派倡导文必秦汉，“就是要恢复说真实话的本色”B12。宋佩韦在《明文学史》中指出复古运动“正合着时代的要求”。陈柱的《中国散文史》、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都重点指出了前七子文章重在形式的复古之弊。廖可斌指出复古派关注现实，“以复古的形式，不自觉地表达了当时人们力图摆脱程朱理学的束缚、开始追求主体自由的新的历史要求”，只是其醉心古典审美理想，思想局限较大B13。三是集中研究了李、何、王等作家及其作品。钱基博、郑振铎等人对七子派代表作家虽作了较客观的评价，但有关研究在80年代后始趋于全面、合理。如郭豫衡的《中国散文史》中认为何景明在经学之外，很重视史学和经世，复古“不贵相袭，而相发明”，所谓文必秦汉，不可一概而论。这些论述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民国学者的探讨。
唐宋派在20世纪研究中所受的非议最少。大多数民国学者在斥责桐城派时，对桐城所推重的唐宋派未一概排斥。60年代，学者多指责唐宋派的文论和创作体现了道学家的思想观念；80年代后的唐宋派研究，则较系统地揭示了唐宋派的思想渊源、散文理论、审美意趣和艺术特色。关于唐宋派与阳明心学的关系是唐宋派研究的一个重心。谢无量、钱基博、郑振铎、嵇文甫等人均强调阳明心学对唐宋派的启迪，后来的学者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更有所发挥，结论各有差别。如马美信认为，受阳明心学影响，王慎中、唐顺之将文学重新置于理学控制之下B14。刘明今、袁震宇认为王慎中、唐顺之的文论其实就是阳明所倡的“虚灵明觉之良知”，明乎此，唐宋派与唐宋八大家的文论差异也就比较清楚了B15。廖可斌认为阳明心学是唐宋派形成的首要条件，唐宋派在阳明心学启迪下倡导主体精神独立自觉和充分表现B16。陈书录认为唐宋派开创了王学与文学相互融合的新阶段，引导出了理性化与生活化并行、法式之工与自然之美结合的新思潮B17。亦有少数学者对唐宋派文论得益于王学的说法持异议，如左东岭认为，唐顺之早期文论与阳明心学联系不大，而其晚年变化已超出唐宋派B18。此外，对于唐宋派文章的“本之六经”、题材等问题，亦有一定的研究。周作人等人指责“本之六经”的“正统”气息，60年代的研究，则将“本之六经”视为虚伪而又轻视文艺的文论代名词。“文革”后，学者对此又进行了较集中的反思和辩驳。关于唐宋派散文的题材，80年代前的研究多认为唐宋派散文题材狭小，尔后又以反驳观点为主。
公安派散文研究大抵围绕公安派的兴衰历史、小品艺术、性灵说等重心展开。30年代，周作人、郁达夫、刘大杰、任访秋、嵇文甫等人高度评价了公安派文学革新的意义和小品创作成就；而钱基博、朱东润、陈柱、陈子展作出以否定为主的评价。当代学者则在扬弃中对公安派进行了更为细致深入的探讨，从学术思潮变迁、政治经济变化、社会风尚转移等方面探究公安之兴，充分体现了现代学术的发展。性灵说研究兴于30年代，盛于80、90年代。郭绍虞的《性灵说》是民国时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文章认为真与变构成了中郎文论的核心。受时代局限，60年代的主流阐释认为，性灵说在要求文学充分表现个性的同时，又体现出露骨的唯心观。80、90年代的探究，一方面是对60年代主流论调的简单重复，另一方面章培恒等人则认为，性灵说不仅体现了文学表现个人思想感情的要求，而且更接近文学的特质。作家作品研究方面，研究者的目光多集中在公安派主将袁中郎身上。80年代后，公安派其他重要成员，如江盈科、袁中道、袁宗道等人的散文也开始受到一定的关注。
竟陵派在现代学术史上是一个极难说的话题。20世纪，对于竟陵派的研究，一直在否定与肯定的矛盾中进行。由于钱谦益、朱彝尊及《四库提要》对竟陵派的抨击诋毁，使竟陵派成为数百年来被批评的对象。现代学者虽对清人之论进行了反驳，但对竟陵派的认识仍然不够充分、确切。受五四新文化熏陶的学者，肯定其倡导文学“革新”的价值终不可诬。但由于研究者的批评倾向也深受社会动荡局面的影响，所以有关评论也极其复杂。朱东润、陈柱整体上持否定批评态度；方孝岳、钱基博、郭绍虞则部分地承认其价值；而周作人、郁达夫、刘大杰、郑振铎等人从弘扬文学革新的角度予以肯定。总体上讲，民国的争鸣和研究，相比清代的“竟从摈绝”，格局已发生根本的改观。60年代的研究陷入狭隘的政治批评范式，这一时期有限的评论性文章，大都给竟陵派加上“消沉”、“脱离现实”一类的评语。“文革”的爆发，最终连这种批评也给废黜了。80年代，吴调公喊出为竟陵派平反的口号后，不少人依然认为竟陵派创作格局小，路子太窄，不易成大气候。很显然，对竟陵派的重新认识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也造成90年代的研究三种现象并存：多耳食而逞臆说；因个人审美偏嗜而过度排斥；进行客观的探讨。
台阁派、茶陵派散文研究相较七子、公安、竟陵、唐宋派散文研究，要冷寂得多。论台阁派文章较精当者，当推钱基博与郭豫衡。钱基博在《明代文学》中认为，台阁之文冲融演迤，三杨推士奇文章特优，杨荣文章体格相近，杨溥刻意遒古。郭豫衡在《中国散文史》中称士奇学宗濂、洛，文主欧、曾，文章多大雅之音，杨荣文章最能代表台阁之文的特色。现代学者突破了茶陵派为诗派的传统认识，不局限于探讨其诗歌，还对其散文进行考察，如钱基博的《明代文学》称东阳文章比宋濂稍安闲，而意则肤泛，《明史》以典雅流丽称之，誉非其实。马积高的《宋明理学与文学》、陈书录的《明代诗文的演变》、刘明今的《明代文学批评史》等论著，都强调了东阳散文是从台阁到七子的过渡。
20世纪明代散文研究的成就显而易见，存在的问题和失误亦不容忽视。民国时期的探讨多不够细切，参与晚明小品论争者多别具用意。周作人因倡导新散文而溯源公安、竟陵，阿英、朱光潜等强调关注现实而批评公安、竟陵。建国后的大量论著，又多简单重复，归有光散文研究即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现代批评者尚谈理论，如论公安之文，集力于性灵说，难免与创作实际产生隔阂。一些学者还习惯于给作家分轻重级别，拈所谓的“重”，而避所谓的“轻”，造成大量作家作品长期被冷落、悬置。一些学者沉溺于清代的批评理论范式，也是一大局限，而60、70年代研究造成的历史局限在80年代后亦未能尽然消除。这些问题都说明，明代散文研究的全面繁荣尚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因此，我们主张广拓研究视野，密切关注散文自身研究，避免侈谈理论，走出陈旧的批评范式，发展多元的研究和评论，以推动明代散文研究新时代的到来。
①胡适：《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胡适留学日记》，上海书店，1990年，第10页。②③胡适：《胡适文存》卷一，上海书店，1990年。④周作人：《苦雨斋序跋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24页。⑤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危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37页。⑥任访秋：《关于袁中郎和他所倡导的文学革新运动》，《文学遗产》1980年第2期。⑦吴调公：《为竟陵派一辩》，《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⑧夏咸淳：《明代散文流变初探》，《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3期。⑨吴承学、董上德：《明人小品述略》，《中山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⑩任访秋：《袁中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7页。B11B13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417—419页。B12傅东华主编《文学百题》，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84页。B14马美信：《阳明心学与文学复古运动》，《复旦学报》1993年第6期。B15刘明今、袁震宇：《明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6页。B16廖可斌：《唐宋派与阳明心学》，《文学遗产》1996年第3期。B17陈书录：《明代诗文的演变》，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59页。B18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452—455页。
责任编辑：采薇中州学刊2004年第3期从屈原的史官身份解读其创作2004年5月中 州 学 刊May,2004
第3期(总第141期)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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