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地域所造成的南北之学和政治文化确实出现了很大的不同。由于东南得风气之先，“新学”被看重。但到了五四新文化 新文学运动，却出现了极大的反差，并在南北两所最重要的大学表现出对立。即北京大学与东南大学出现了激进 与保守的分野。于是也就有了在现代思想学术新格局下的“学分南北”（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在观照现代学术史的基本格局和总结其实际的学术贡献时，我把南北大学的内在学术机制作为关注的焦点，并以1920年代的南京高师 东南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学校 清华大学为个案，可以发现前者的“国学”研究明显弱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学校 清华大学。清代朴学研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要想超越只有在新的史料的发掘和思想方法的更新上突破。1920年以后，南北学风在精神上的差异是“信古”和“疑古”，后起所谓“释古”其实是一种调和。但这并不是决定学术成就的根本，还有史实的新发现和方法的创新。最终决定学术的是前者（精神）要与后者（史实的新发现和方法的创新）的有机结合。即前者是思想层面上的，后者属于技术层面上的。代表北方学界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学校 清华大学之所以超越南京高师 东南大学的正是因为他们积极地占有和应用了新材料（考古所得的甲骨文及其它文物、敦煌文献和明清内阁档案）并吸收了国外新的思想方法。同时，北方的著名学者都与欧洲和日本著名汉学家保持有密切的学术联系，讨论学术问题，最快地得到学术信息。将欧洲的所谓“汉学”、“东方学”和日本借鉴欧洲“汉学”而形成的所谓“支那学”的方法、成果吸收过来（参见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而南京高师 东南大学的史学乃至“国学”研究仍然是在传统的学术范式中转，无新材料和新方法上的突破。

　　在北方学界，胡适是新的学术思想的倡导者，以批判的科学的理性精神为导向。并成为具有“北大一贯的主导思想”的代表性人物。他说：“我们的使命，是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王国维先后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通讯导师和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住校导师，同时也是新的学术方法的典范的开创者和实践者。他的研究方法，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总结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胡、王影响的学生最多。其中顾颉刚、傅斯年通过《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词》（1926年1月1日）、《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的《发刊词》（1927年11月1日）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1928年10月。傅斯年为了同中山大学的“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区分开来，将中央研究的同类研究所定名为“历史语言研究所”），将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方法的路向明确规定为：历史文献考证 田野调查。顾颉刚明确地说明后者的工作就是：到古文化遗址发掘、到民众中调查搜集方言、到人间社会中采风问俗。这样就可以打破偶像，摈弃成见，建设“新学问”。从而形成了这样一种崭新的学术规范：古代历史、古文字学研究中地下之物与地上之文互相释证。音韵学研究中历史文献考证与活的方言调查整理相结合，社会史、文明史研究中文献记录的雅文化与民间现实存在的俗文化的互相参证，即书写历史与口传历史的互相参证。

　　就语言学而言，明显凸现出文字学与音韵学两大营垒。前者以甲骨文为突破，将自《说文解字》以后两千年文字学研究停滞不前的历史改写。后者以方言研究为突破，成就了语言学研究的大家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等。前者因得力于甲骨文，而使其成为考古学的大成就之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文字学研究被荣耀于世的考古学所包容（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时，参与安阳小屯殷商考古发掘，和甲骨文文献研究的董作宾、李济、郭沫若三位被胡适、傅斯年提名，实际结果是董作宾、李济、郭沫若、梁思永入选，而梁思永继是董、李之后从事殷商考古发掘。董作宾、郭沫若二人都是甲骨文专家）。后者则在传统考察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方言调查，使音韵学研究居高在语言学中。20世纪中国语言学史中音韵学为至上之学，这说明学术的价值判断有内在的继承。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时，语言学被胡适、傅斯年提名的三位为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分别代表清华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但实际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又互聘或合作），而他们三位都是以音韵学见长。实际结果是赵元任、李方桂入选。语言学中的其他门类如训诂、语法、修辞、语言学理论则相对低势。

　　与此相反，在南京高师 东南大学，最初的文史教授是王伯沆、柳诒徵。后来者为陈钟凡、顾实。王伯沆博学多识，长于诗学和文学评点，但因40岁后投奔“太谷学派”二传宗主黄葆年，受“太谷学派”倡导儒家“述而不作”的思想影响，生前几乎没有著作。陈钟凡治先秦诸子，顾实治小学，特别是音韵学，此时都尚未成大家。若依据章太炎对“国学”的界说，柳诒徵所治之学为史学。他的学术精神基本上是传统的继承，在方法上仅吸收了由欧洲传入日本的宏观写史之法（表现在他写的《历代史略》、《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中），他的《历代史略》就是“根据日本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增删而成”。他的历史研究是传统的文献整理考证式。胡适在肯定他的《中国文化史》是“开山之作”，承认所开的“文化史”体例的同时，也指出其中的新材料不够。就语言学的研究而言，他不懂音韵学，他的文字学知识和章太炎、黄侃一样是墨守《说文解字》（而章太炎、黄侃二人同时又懂音韵学）而不懂甲骨文。1928年以后的中央大学中文系的语言学导师为黄侃（至1936年）。随后主宰这所大学的是以现代西方语言学理论见长的方光焘。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基本力量来自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尔后，这三家的势力就一直影响、左右着中国1950年以前的历史学、语言学研究。这在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出身无锡国专的唐兰，在古文字、古史研究上卓有成就，但是由于他的甲骨文研究因缺乏考古发掘的的田野作业的实际支持，当他个人请求胡适推荐他作院士候选人时而没有被胡适看中。胡适、傅斯年师徒抛弃政治伦理，以学术伦理为重，共同推举郭沫若为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路子就是要强调田野作业，历史组去考古发掘，找新材料。语言组大搞方言调查。然后再和历史文献进行互证。历史、考古组的傅斯年、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人是这个路子，语言组的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黄淬伯、丁声树、董同龢、周祖谟等人也都是这个路子。

　　现代音韵学研究大搞方言调查，受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西方语言学研究的对小语种和局部方言的重视，特别是受西方汉学家如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的启发，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新国语运动的普遍展开。就后者而言，“新国语运动”的发起人为胡适、赵元任。起点在1915年的美国留学生胡、赵之中。胡适由1915年写作《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到随后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掀动了一场文学的革命，而文学的形式的变革就是要走白话文的路。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中小学的课本改用白话文。以推广白话文为中心内容的“新国语运动”，首先面临着中国地大物博所带来的方言问题。于是，方言调查应声而起。方言调查带来了两个重要价值趋向：一是为现实的推广新国语提供了便利。二是由于方言保留部分古音的缘故而为推研古音带来可能。于是音韵学研究便在继承传统的对古籍考证的基础上，和方言调查收获的新的语料相结合，形成现代音韵学。

　　若以1930年代初的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为依据，进一步比较北京大学和中央大学的语言学教学研究状况，可以明显看出，此时北京大学的语言学体系已经建设完备：文字、音韵、训诂、语法、修辞、语言学理论、语言学实验、比较语言学、少数民族语言各科全有。而中央大学的语言学课程只有训诂、音韵学、文字或方言。1949年以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语言学保留了1930年代建立起来的学术基础和传统，多门类并存发展，为全国语言学之领军。

　　而中央大学中文系的继续者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语言学，是以方光焘的西化的现代语言学论为主导，辅以胡小石的文字学、洪诚（黄侃弟子）的训诂学、黄淬伯的音韵学（王国维弟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业）。这四者中，互为壁垒，无法沟通。他们自然也无法和北京大学抗衡。至1980年1月洪诚病逝，南京大学语言学方、胡、洪、黄的时代结束，这所大学的语言学也就彻底坍塌。

　　新旧之说与“东南学风”

　　汤因比在考察文明的发展时，注意到了其中的“精神的分裂”。他说当一个社会开始瓦解时，在成长阶段的个体的各种行为、感觉和生活特性将为一些可能的其他方式取代，一种是被动的方式，另一种是主动的方式，会相关地出现复古派和未来派。前者有“在文明崩溃的社会里再建早期生活节奏的企图”，后者含有中断与传统联系的意思。五四新文化运动决定了南北大学复古派和未来派的“精神的分裂”。

　　对于近现代学术的新旧、中外、有用无用之说，王国维是表示强烈反对的。他在1911年的《国学丛刊·序》中的明确表示：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但实际上，学界有意无意地还是要分出个新旧来。

　　梁启超1923年1月9日在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做的《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收入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编的《国学研究会演讲录》第一集）的演讲中，提出了治国学有两条应走的大路：“一、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二、德性的学问——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这实际上是宋儒就已经明确了的“尊德性”与“道问学”学问之路。梁启超说第一种就是“整理国故”的部分，具体内容是求真、求博和求通。

　　在演讲的最后，梁启超忽然把话头拉到国学研究中的南北、新旧问题上。他说：“这边的诸位同学，从不对于国学轻下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自然，我也闻听有许多人讽刺南京学生守旧，但是只要旧的是好，守旧又何足病诟？所以我很愿此次的讲演，更能够多多增进诸君以研究国学的兴味。”梁启超对所谓的东南大学“旧”的倾向显然是有自己特殊的好感。

　　那么，南京高师 东南大学的“旧”究竟指的是什么？梁启超只说明了客观上的一点，就是“从不对于国学轻下批评”。当然他们还有反对和不接受“新”的，这和梁说的是一致的，自然又是主观上的（北京大学的反孔和南京高师 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尊孔都是有意识的。激进的反传统与保守的维护传统形成鲜明的对立。文学上的新旧之争，国学研究中的“疑”与“信”的争辩）。当然，历史的条件的限制，他们在客观上还没有获得学术研究的新的材料和方法。

　　“学衡派”成员群聚东南大学的时间是短暂的，1923年8月胡先骕赴美、11月刘伯明去世，1924年8月、10月吴宓、梅光迪分别离开南京。“学衡派”的五个核心人物就剩柳诒徵了。但“学衡派”近三年的群集所昭示出的共同的精神，被柳诒徵概括为“东南学风”。学者都有自己特别的自信和台上喝彩，以至于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文人相轻的偏至，胡适对自己发动的白话新文学运动，柳诒徵对《学衡》的几篇批评新文化 新文学的文章，都有“台上喝彩”的表现。柳诒徵在《送吴雨僧之奉天序》中说：“梅子吴子同办杂志曰《学衡》以诏世，其文初出，颇为聋俗所诟病。久之，其理益章，其说益信而坚，浮薄怪谬者屏息不敢置喙。则曰，此东南学风然也。”这种所谓的“学衡派”的文化保守精神和自南京高师至东南大学所形成的“东南学风”（罗岗：《面具背后》第8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在随后是靠南京高师 东南大学的学生来承传的。

　　东南大学柳诒徵和他的学生因主张“信古”而反对北京大学“古史辨”派的“疑古”，在双方的论争中顾颉刚明确地认识到“这是精神上的不一致”。钱玄同、魏建功都感到这是“我们的精神与他们不同的地方”。魏建功还特别指出柳诒徵等人的因“旧材料与旧心理”的原故，阻碍了学术的进步。这说明由精神的不同，到“我们”与“他们”的群体的对立，进而也就出现了南北学术的差异。这种由“精神上的不一致”所产生的“对立”，表现出的是“疑”与“信”的分野，是“继承”与“突破”的关系问题。因此余英时说他们都继承了清代的考证学的遗产，在史学观念上，“古史辨”派则突破了传统的格局，“把古代一切圣经贤传都当作历史的‘文献'来处理”。

　　若从核心人物决定学术“范式”的精神导向来看，柳诒徵可谓异常突出。张其昀在《吾师柳翼谋先生》一文中指出：“民国八年（1919）以后，以南京高等师范为中心的学者，俨然以继承中国学统，发扬中国文化为己任。世人对北大、南高有南北对峙的看法。柳师领袖群伦，形成了中流砥柱的力量。”彭明辉在《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一书中特别强调了柳诒徵的作用，并将其与胡适相提并论。他说：“柳诒徵在现代中国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向属较保守之一方，如反对古史辨运动，反对新文化运动，他一直都是反‘北大'系统的中坚；所以，柳诒徵的地位其实有类提倡性文化运动和启发顾颉刚进行古史讨论的胡适，一位是‘南高'的精神领袖，一位是‘北大'的青年导师，两年南北对立，殊不相让。”

　　所谓“东南学风”的形成，在1925年之前，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1926年胡先骕在《东南大学与政党》一文中特别强调说：“东南大学与政党素不发生关系。言论思想至为自由。教职员中亦无党派地域之别。‘东南大学'为不受政治影响专事研究学术之机关”。但改制为中央大学后，情况就有所不同了。

　　当然新旧之说还有学术之外的一种更为明显的表现。那就是文学创作。1917—1927年间所谓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南京高师 东南大学没有出现或培养出一个新文学作家（也就是说没有人写新文学作品——用新文学的形式写作）。这与其反新文化、反新文学有关，是其学风所决定的，也是“学衡派”的极端抵抗新文化 新文学的成绩。他们的文学活动主要是写旧体诗词。相反，北京大学、清华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师生的新文学创作异常活跃，学生中的新进作家也是成群出现。

　　1922年8月26日，胡适在接见日本学者今关寿麿时特别谈了他对南北史学差异的看法，他说：“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1935年胡先骕为纪念南京高师二十周年所作的《朴学之精神》一文，也有意从学术精神上分出个南北不同来。他说：“当五四前后，北方学派以文学革命整理国故相标榜，立言务求恢诡，抨击不厌吹求，而南雍师生乃以继往开来融中西为职志，王伯沆先生主讲四书与杜诗，至教室门为之塞，而柳翼谋先生之作《中国文化史》，亦为世所宗仰，流风所被，成才者极众。在欧西文哲之学，自刘伯明、梅迪生、吴雨僧、汤锡予诸先生主讲以来，欧西文化之真实精神，始为吾国士大夫所辨认，知忠信笃行，不问华夷，不分今古，而宇宙间确有天不变道亦不变之至理存在，而东西圣人，具有同然焉。自《学衡》杂志出，而学术界之视听以正，人文主义乃得与实验主义分庭抗礼。”而他说的“实验主义”显然是指向胡适及北京大学。桑兵承继梁启超勘察“近代学人的地理分布”的视角，在其著作中引述文化观念相对立的二胡（胡适、胡先骕）之说，是要说明此时北方的学者本身多是地缘意义上的南方人。事实上，清末民初在北京大学，从校长到文科教授群体，的确多是来自南方 从“桐城派”传人、“浙江派”到陈独秀、胡适“新文化运动”时代的“皖派”，恰如梁启超所说的清朝“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三省所独占”的那样——北大仍为江浙皖学人所占据。地缘意义上的南方学人，在1948年院士选举时，81位院士中占了71人（河北、山东、陕西、山西、河南共10人，其他北方省份无）。